王宁:分享经济的社会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22-07-14 20:06:46

进入专题: 分享经济     剩余使用容量     技术革命     数字集市  

王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分享经济的兴起让我们目睹了一场存量资源的消费革命。随着当代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日益突出,新公地观念和共享观念兴起。于是,以往被财产观念所正常化的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的闲置问题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是对环境危机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回应。一方面,剩余使用容量闲置被看作消费主义所鼓励的大量占有、大量消费的结果之一,导致负面的环境后果。对剩余使用容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利用,可以让人们以租代购,减少商品购买量,从而缓解环境压力。另一方面,对剩余使用容量的“分享”,也让中低收入群体获得了把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商品化,从而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所促生的数字集市及其新型社会互动结构,则为私人财物剩余容量的日常化和规模化分享,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 键 词:分享经济  剩余使用容量  技术革命  数字集市  跨距直接互动结构 

  

  

   一、问题的缘起

  

   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往往与文化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从而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变。过去十几年,伴随着数字与通信技术的革命,尤其是Web 2.0的出现,我们目睹了一场存量资源的消费革命。这就是分享经济的兴起。分享经济发源于美国,很快也被引进中国,并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带有“颠覆性创新”特征的商业模式,它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人文地理学、旅游学、传媒研究、信息与计算机研究等多个领域学者的注意,产生了大量研究文献并达成许多共识。其中的一个共识是,分享经济兴起的原因之一,在于私人财物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人们可以就这种资源的使用权进行共享,而无需触碰所有权。所以,人们所分享的,不是财物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①但学者们也意识到,并非所有物品的使用权都可以分享,只有那些冗余、闲置或使用率低的私人资源,才可以拿来分享。②而这种使用权分享并没有伤害所有权。早在2004年,本克勒(Benkler)就把物品的冗余、闲置和低度使用的情形所蕴含的可供更多人使用的状态,称为物品的“剩余使用容量”(excess capacity)。③分享经济就是通过在线网络和线下社会的结合而对私人财物的剩余使用容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利用。

  

   从上述观点持有者那里,可以发现一种缄默的立场:资源闲置即浪费,因此,只要技术条件具备,资源的剩余使用容量的共享就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相应地,分享经济中财物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也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这种自然主义立场是从理性选择的立场衍生而来,因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以及对使用权的分享,对资源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来说都是效用最大化的。

  

   与上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及使用权分享的自然主义理论立场不同,本文认为,分享经济中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及使用权分享,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涉及一场文化和社会领域围绕存量资源的消费所引发的革命,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这种自然主义立场的挑战,主要基于以下四个事实。

  

   第一,私人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分享有心理成本。例如,有人宁可让多余的房间空着,也不愿与他人分享(同一屋檐下),因为这样做会给自己造成种种不便甚至风险,这就是心理成本。即使入住者交了费,如果这个经济收入无法抵消心理成本,或者说,如果心理成本大到超过房屋所有者的心理忍受界限,就会阻碍他们把房屋的剩余使用容量拿出来分享。可见,即使是冗余、闲置或使用率不足的物品,也未必都能转化为可分享资源。财物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否分离,以及是否愿意让他人分享使用权,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尤其受到源于文化的信任的影响。原本很大的心理成本,会因为文化观念的改变而变小。而文化观念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第二,私人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分享意愿受到社会阶层结构位置的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私人闲置财物的使用权拿出来分享,除了上述心理成本的因素,还因为从闲置资源使用权分享中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对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意义。人们的财富地位越低,从私人闲置资源分享中获得的经济收入的意义就越大;反之,人们的财富地位越高,这份经济收入的意义就越小。可见,阶层地位影响人们参与分享经济的意愿。较高阶层位置的人参与分享经济,往往要有经济以外的动因,其中包括文化观念的动因。

  

   第三,私人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分享受到社会互动结构的约束。在传统社会,私人闲置资源使用权的分享,往往只发生在日常可及的本地直接社会互动结构中。它约束了私人闲置资源的利用频率和利用规模。例如,我买的晚礼服自己很少用,可以拿出来供他人分享。但在互联网产生之前,我只能借助本地直接互动结构,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低频率分享(如借给邻里使用)。分享经济的兴起,则源于直接互动结构突破了本地的范围,而扩大到全网社会,成为跨距直接互动结构。这种跨距直接互动结构,为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分享的日常化和规模化,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第四,分享经济涉及双重分享过程:显性分享和隐性分享。前者指的是人们对私人闲置资源的分享,后者指的是人们在分享私人闲置资源过程中所涉及的对必要的、配套性的公共资源的分享。如果公共资源(如城市道路、人行道、空地等公地资源)本就紧张,没有足够的剩余使用容量,那么,突然增加的显性分享(如共享单车)可能引起公共资源使用(隐性分享)上的竞争加剧,④甚至导致社会冲突,从而反过来影响显性分享。显性分享和隐性分享的关系处理不当,分享经济发展就面临较大风险。显性分享和隐性分享之张力的大小,受到公共资源配置结果的影响。而公共资源配置则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

  

   可见,对于私人闲置资源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及使用权的分享,需要从更宏观的理论视野来思考。在上述四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前两个事实指向了文化观念的变迁,后两个事实指向了社会因素的变迁。这说明,私人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分享,涉及宏观的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分享经济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成功地解决了上述前三个问题。但不同国家在解决第四个问题上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各国分享经济发展的差异。

  

   因此,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存在心理成本和社会互动结构约束的条件下,对私人财物的剩余使用容量的日常化和规模化分享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一方面,人们的文化观念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如何导致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闲置的问题化?另一方面,当代社会互动结构发生了何种变化?新兴的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如何促成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如何促使私人财物的剩余使用容量的利用变成日常可及的规模化分享经济?这些问题之所以值得探讨,不仅因为分享经济是一个具有重大经济发展前景和就业潜力的新兴经济业态,而且因为它是文化和社会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的显示。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分享”的社会建构过程

  

   中国之所以成功引进分享经济并有所创新,是因为大致具备了解决上述前三个问题的宏观条件。但在第四个问题上的解决状况,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这使得中国的分享经济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⑤要理解中国的分享经济发展,有必要先从发源国的背景来理解和把握分享经济形成的深层逻辑。

  

   二、文化变迁视野下的剩余使用容量闲置:从正常化到问题化

  

   (一)财产体制与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闲置的正常化

  

   1.资源的供给—使用体制与文化观念

  

   本克勒把物品的剩余使用容量看作数字化时代基于公地的同侪生产所凭借的关键资源(如SETI@home案例)。⑥他所说的“剩余使用容量”,其实就是物品或资源的使用潜能未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可供他人使用的状态。它并不能被笼统地界定为“冗余、闲置或剩余资源”,而是一种在权属性存量资源基础上衍生出的使用态资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他人增量的使用态资源。实际上,私人财物的剩余使用容量分别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一方面,剩余使用容量体现为物品在空间维度上的使用潜能未得到充分利用,因而可供更多人使用。例如,我的房屋有四个房间,但有一个房间空着,这就是房屋的剩余使用容量。再比如,我一人开车出行,车上空着的四个座位,就是此次出行中汽车的剩余使用容量。另一方面,剩余使用容量体现为物品在时间维度上的使用潜能未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可供更多人使用的状态。例如,我买的晚礼服通常只在出席正规场合时才穿。这件晚礼服没有被使用的时间,就是它在时间维度上的剩余使用容量。

  

   在分享经济出现之前,这些私人财物的剩余使用容量,基本上都被浪费了。但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浪费”,是因为我们把它放在“资源节约”的叙事框架里。但如果换一个叙事框架,它就不是“浪费”。例如,在“个人自由”的叙事框架下,人们就不觉得它是浪费。假如要邀人同行以利用这四个空座,会让人觉得很麻烦,很不自由。可见,作为消费者,我们对汽车座位闲置的感知和判断受到某种叙事框架的影响。而叙事框架的选择则受到文化观念影响。

  

   所以,私人财物的剩余使用容量的闲置究竟是被正常化还是被问题化,涉及更深层的文化观念。要分析剩余使用容量闲置的正常化,以及随后的问题化,需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正是由于文化观念的变化,才导致剩余使用容量的闲置,从原先的正常化转向了问题化,并进而推动分享经济的产生。

  

   物品的使用何以涉及文化观念?这是因为物品的供给和消费涉及不同的体制,而每一种体制背后都有着对应的文化观念。什么是物品的供给—消费体制?巴雷特(Barnett)认为,创新涉及三种不同的供给—消费体制:公地体制、共享体制和财产体制。在公地体制中,不存在调控工具,社会也没有对每个人提出做供给贡献的要求,个人在这种体制里使用创新成果不受限制。在共享体制中,存在着调控,且调控工具是规范;共享单位对共享参与者提出了对创新做供给贡献的要求;个人对他人创新成果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但这种限制有限。在财产体制中,存在着调控,且调控工具是法律;法律没有对人们的创新供给贡献做强制性规定,但法律对人们使用他人的创新成果有限制。⑦

  

与创新的供给—消费体制相类似,消费资源的供给与消费,同样涉及这三种体制:公地体制、共享体制和财产体制,对应着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观念:公地观念、共享观念和产权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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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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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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