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曲突徙薪: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大变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6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6: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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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在致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需要积极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全新治理挑战。技术革命已经处在伟大突破的前夜。以量子力学的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现代科学革命,与其他新技术携手,从根本上撼动了“现代”系统。建立在经典科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必须进行重构:国家治理必须从确定性依靠转向不确定性考量,摒弃单纯效率化的治理模式,再造人本化的国家治理形式,以此保证国家治理在迈进以科学技术引导的第二轴心期的时候,保有国家治理的基本理由、价值支持、效率追求和公共聚合。

   关键词:技术革命;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善治之道;

  

   自我国确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之生产了汗牛充栋的文献。但这类文献,主题基本上都限于如何从前现代或非现代的国家治理转向现代的国家治理。对于技术革命引导的深度现代处境中的治理挑战、全新变局、应对方案、前景蠡测,学界似乎缺少兴趣。是时候放宽视界,在科技演进的绵长过程中审视国家治理问题了。这样的审视,不是出于未卜先知、未雨绸缪,而是在技术革命大潮迅速席卷而来之际,在我们似乎完全缺乏相关准备的情况下,必需的应急性反应。所谓曲突徙薪,正是这个意思:需要先期意识到科技突破前夜中人类的巨大收益与风险或危险同在的处境,以预测未来、推进发展、防患未然。

  

   一、技术撼动“现代”

   当下正猛烈席卷而来的技术革命,并不是人类已经从容把握了三百来年的可控技术演变,而是一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处境、既定组织、运行方式、基本目标的技术飞跃。我们处在一场目前还无法充分想象的技术革命的前夜。面对技术革命,人类正处在相当被动的窘迫状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高歌猛进的“现代”给了人类以应付环境、应对挑战的极强自信。人类已经对“现代”习以为常、视之为当然了。从当下情况看,“现代”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惯性化运作的庞大系统。它的相互支持系统,被人们从不同方面加以描述。“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能力又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知识扩大的基础上。”[1]这样的现代特质,在深度上已经大大拓展,在范围上已经演变为全球进程。尽管所谓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已经受到重大 修正,譬如不再强调西方的典范性、不再忽视甚至无视非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贡献、不再断言现代化的一元性与一维性,但这些都是一些不影响现代社会总体进程的枝节性修正。总而言之,“现代”确实是一个前现代/非现代情景中无以虑及、出乎想象的复杂精致体系。由于“现代”是从“传统”中脱胎而来的,因此被认为是继承了传统优势并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果。故而,“现代”似乎天经地义地接受人们的礼赞。在一种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心态中“,现代”被视为一切思考与行动的当然前提。

   面对“现代”,人们那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它可能是造成“现代”的当下困境最重要的精神导因。一旦从历史维度揭橥现代源流,人类恍惚之间才会意识到,“现代”并不是人类创制出的亘古不变、恒久如是的体系,它的降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在时间上讲,它起自13、14 世纪,成型于17 世纪,茁壮成长于18 世纪,19 世纪掀动了世界帷幕,20 世纪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洪流。在空间上讲,它起自落后的欧洲地方,在欧洲反超亚洲的过程中,形成了它的地方性知识、区域性体制、示范性效应,后逐渐推向亚非拉美地区,成为西方性知识演化为全球性浪潮的空间拓展过程。因此,“现代”可能不过是历史演替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一个状态而已。

   在基础的知识结构上,如前所述,“现代”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机制。尽管在“现代”自身演变的进程中,科学技术已经突飞猛进,让人很难认定究竟是哪些科技成果奠立了“现代”根基;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现代”是以经典物理学或牛顿力学为基础推演出来的庞大系统[2]。“经典科学在牛顿的工作中获得了独立的存在性。从此开始全面影响人类社会。”[3]这种全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它促成了古典科学向经典科学的整体性转变。它不仅让人类作别了古典科学,而且在科学基本理念上塑造了新的原则。引力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由经验确立的事实。这成为现代世界机械化图景的经典原则。其次表现在它推动形成了不同于古代社会的世界观与认识论。“自从物理学开始打上牛顿思维方式的烙印,与机械论自然观联系最为紧密的概念就是导致运动的超距作用力。对于18、19 世纪的唯物论来说,被认为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基本范畴已不再像17 世纪那样是物质和运动,而是物质和力。”[4]牛顿本打算用来支持上帝信仰的研究,促成了一种与信仰相疏离的新型世界观和认识论。再次,表现在它促成了一种基于可辨因果关系的人类社会运作机制。“牛顿思想的冲击力是巨大的;无论是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有意识地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同时,它从他那惊人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没过多久,改变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些中心概念和发展方向,道德的、政治的、技术的、历史的、社会等的领域——没有哪个思想领域或生活能避免这场文化突变的影响。”[5]归纳起来讲,在总体特性的辨认上,“现代”最核心的特征是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不同于神性确定性的科学确定性。它的参照系当然有不确定性和神性,但科学确定性自身构成了人们面对周遭世界的基本的认知与行动依据。

   但为经典科学与技术成就的机械论世界图景,正被现代科学技术所打破[1]。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绘制出两幅具有惊人差异性的世界图景: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出发,人们必须适应一幅新的世界图景,并且在此基础上谋划大大不同于机械论力学给定的认知与行动方案。与此同时,量子力学从科学到技术的演进,将带给人们远远不同于相对论力学的世界图景,因此必将塑造更新的世界图景,促成迥然有别的认知与行动方式。就前者来讲,相对论力学带给人们一个不同于牛顿力学揭示的由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构成的世界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相对时间与相对空间构成。但爱因斯坦自己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相对论力学的革命性意义,他“认为相对论是以前的物理学合乎逻辑和进化式的发展”[2]。但其大大促成人们在思考物理现象尤其是时空问题时的条件性,从而有力促成社会行动与社会/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可变性思维。就后者而论,量子世界的揭示更具有革命性意义。“无论对非科学家还是科学家来说,相对论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科学中革命的象征。而对于那些知情者来说,量子理论(尤其是它的改进形式量子力学)可能是一个更为伟大的革命。”[3]量子理论经历了三波理论发展(前期量子论、量子力学、量子场论)[4],已经进入技术应用领域,量子计算、量子通讯、量子精密测量等等革命性技术由此浮现,这都与量子的波粒二象性、量子隧穿、量子纠缠等经典世界不可理解的物理特性联系在一起[5]。甚至有科学家令人惊奇地声称,人的灵魂出窍与灵魂不死,可以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得到证实[6]。量子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的交互性革命的到来,正在掀动一场前所未有、撼人心魄的全局性科技革命。

   即将到来的全局性科技革命,起码会从四个方面完全重塑人们的理念、认知与行动。其一,它将 彻底改变人们对物理现象的确定性认知,确立起对物理现象认知的不确定性特质。此如前述,不再赘言。其二,它将彻底改变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者,人自身生命的生死界限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这是由遗传工程尤其是基因剪接引导的突破。如果医学临床上的器官移植上达人脑,则是另一 种跨越生命天堑的事情。在现存的生死代际预设基础上设定的各种认知与行为规则,可能需要全方 位刷新。二者,人机关系可能将从界限分明走向人机合一。全脑仿真的人工智能是否会与人类大脑 直接竞争,已经是一个引起尖锐争论的话题。而人机合一实体与人机合一为行为主体的出现,将会根本改变对人的定义。三者,在星际探索突破的前夕,长期以地球为空间范围或依托实体的人类,准备 如何与外星人打交道,已经不是一个科幻话题。根据有待确证的报道,地球上实际上已经生存了近60 种外星人[7],那么,地球人与星外来客之间如何订立新社会契约,似乎不再是一个天方夜谭的古怪问题。其三,它将完全重塑人类活动的关联结构。自现代创制以降,人类与周遭环境的关系愈来愈成为一种人控制性利用资源的关系。尽管在技术革命之前,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已经受到严厉批判; 但在技术革命到来之际,人与环境的互嵌性,人在自己制造的崭新环境中如何求存,已经是一个现实 驱动人们去面对的新问题。人把技术产品作为严格工具使用的既定关联方式,需要做出根本调整。机器人权利的提出与约定,正是人与环境关系改变的一个写照。其四,它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治理自己事务的方式。这种改变,不仅体现为社会自治方式的变化,更体现为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改变。社会的改变,首先是社会成员资格问题的改变导致的,其次是社会契约必须重新订定。国家治理的改变,首先是因为国家不再能够将治理模式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因为国家治理确定的稳定、繁荣长期目标更加复杂化,以至于国家治理不得不重新全盘厘定它的价值目标、制度机制和实际 举措。

  

   二、国家治理: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现代国家及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或机械物理学的知识基础上的。这当然是一种仅仅针对现代国家治理所依托的核心知识的说法。现代科学技术的构成非常复杂。在基本科学原理方面,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农学,都对现代人类的认知与行动发 挥着各自不同的影响。在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因应于基础科学的门类,形成了应用数学、物理工程、化学工程、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等等,其对改变物质形态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发挥了重大作用。科 学技术的非人性化、机械化(以及延伸形态的自动化、人工智能化等等)特点,正与牛顿力学引导出的 世界特征相吻合。

   不管人们对科学技术带给现代社会的影响做何评价,在事实认知上,人们都得承认:一方面,起自牛顿的科学技术发展至今,尽管在深入性、系统性、精致性有了远超经典科学的飞跃性进步,但它在总体上延续了牛顿力学的认知理念与应用精神;另一方面,人类确实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谋划现代社会行动模式的,以此凸显一种标准化、有效性和终局性为特征的行为模式。

   如果说牛顿力学奠定了经典科学的地位,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尚待技术领域的充分应用,那么崛起中的量子力学将带给人类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对人类管理社会事务、对国家展开治理 过程的相应影响,也就可以概括为一个阶段性很强的演进过程:经典力学至今仍然是影响人类自我认知、自我管理、自我控制最强有力的科学形式;相对论力学的影响有待概括;而量子力学的普遍应用, 必将带来人类认知与行动模式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以叩其两端的方式看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将 目光聚焦于经典力学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以突显其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其 次我们将聚焦于在当代技术革命情况下国家治理模式受到的挑战,以及应对这类挑战可能要对国家 治理做出的重大改变。

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的经典模式,携手塑造了国家治理的理念与行动方案。这可以从社会认知与社会管控两个角度加以认识。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人类自我认知主要依据人文理念、历史经验和生活环境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人类自我认知则主要依托于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的兴起,验证了这一点。如果说传统的社会运作与国家管控主要依托于神明指引、领袖意志的话,那么现代的社会运作与国家治理就主要依赖科学认知和技术设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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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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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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