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轩: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5 次 更新时间:2018-07-11 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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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  

  

   导言: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世界历史进程。在人类历史上,重大技术变迁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有时候,技术进步比较缓慢;而有时候,重大技术变迁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出现了技术革命。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征引人类现代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二战之后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的相关史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黄琪轩于本文中认为,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论,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而在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

  

   二战后,美国政府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带来了新的产业集群出现。以飞机的改进为例,1964年,在美国飞机工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资助者是美国空军。五角大楼对C-5“银河”巨型运输飞机的研发资助促进了飞机引擎的改进,这项技术至今仍然是很多商用飞机引擎的技术来源。

   在2013年出品并在中国公映的美国大片《地心引力》(Gravity)中,女主角在太空遇险,中国的天宫一号、神舟飞船在最后关头闪亮登场,让女主角得以重返地球。在2015年出品、同样在中国公映的美国电影《火星救援》(The Martian)中,男主角被意外地留在了火星。正是依靠中国航天部门贡献的助推器,男主角才得以获救。两部电影中的中国科技产品成功地拯救了美国宇航员。

   事实上,这两部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更真实的写照。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仅中国的航天技术迅速发展,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核能、高铁、造船、大型计算机等产业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在人类历史上,重大技术变迁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有时候,技术进步比较缓慢;而有时候,重大技术变迁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出现了技术革命。那么,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一、技术变迁背后的政治驱动

   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人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世界人均收入呈现周期性的上升和下降,人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直到工业革命的出现,重大的技术变迁使得世界经济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技术变迁不仅影响人类福祉,还显著影响国际政治。其中一个方面在于:技术变迁会改变进攻-防御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如果说1919到1945年间,摩托装甲和闪电战的应用使得军事进攻具有很大的威力;那么1945年以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的防御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既然世界重大技术变迁如此重要。那么,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经济学家会强调人口、资源、需求等因素发挥的作用;社会学家会展示社会资本、阶层斗争、传统文化等变量带来的改变。而政治学者更多关注国家能力、制度安排、利益集团以及政治理念起到的作用。

   1. 技术变迁与国内政治

   首先,不少学者关注国家能力对塑造重大技术变迁所发挥的作用。在对东亚国家与地区的案例研究中,有学者强调发展型政府通过经济导航机构、有选择的产业政策等举措推动技术革新。此后,国家创新体系、企业家型国家等分析框架相继提出,将美国等国家作为典型案例,分析政府对技术进步、产业成长发挥的积极作用。有学者选取了中国大型民用客机、汽车、液晶面板、高铁等行业,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中国重大技术变迁的引导作用。学者们日益发现,国家能力是重大技术变迁得以展开的重要政治前提。

   其次,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制度安排与技术变迁。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20—2015)指出:人都有好奇心,也有创新的欲望,关键在于“什么在决定着历史上发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不仅创新的速度重要,方向也重要。诺斯等人强调保护财产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对激发重大技术变迁尤其关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们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在于建立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教授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Drezner)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指出:技术变迁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分权的制度安排。集权国家在制定技术政策时容易犯错,且集权的制度安排难以修正错误。因此,分权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技术变迁。

   再次,又有一部分学者聚焦利益集团与技术变迁。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史研究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指出: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难以实现技术革新的根源在于强大劳工集团的抵制。正是劳工集团的阻挠,使得英国走向技术衰退。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民众要注意美国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国家的危害。所谓军工复合体,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门、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等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正是这个特殊的利益团体推动了与国防相关的技术进步。

   最后,还有一批学者关注政治理念与技术进步。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理查德萨缪斯(Richard Samuels)强调“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对日本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二战结束后,日本不懈地将外国技术内化为自身的技术;用民用技术推动军事技术的革新,实现了富国强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则展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塑造了英、美、法三国建设国家铁路网的不同模式。因此,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民族轨迹。

   上述研究关注大国技术进步的国内政治。然而,在国家能力、制度安排、利益集团以及政治理念相对稳定的时候,世界技术变迁却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如果仅将目光停留在国内层面,我们仍难以解释为何大国技术进步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2. 技术变迁与国际政治

   已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关系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上。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马克泰勒(Mark Zachary Taylor)的研究展示了国际联系,尤其世界各国和领导国的经济联系是推动这些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因此,技术进步不是国内层面,而是国际层面的事情。那么,世界政治中领导国的技术进步又是由什么因素推动的呢?如果一项研究不能解释世界政治中领导国与挑战国的技术变迁,将会遗漏世界技术变迁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技术变迁往往都出现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

   有科学社会学家观察到:“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和战争之间有任何神秘的亲和力,而是由于一些更为根本的原因:不计费用的军事需要的紧迫性大于民用需要的紧迫性。而且在战争中,新武器极受重视。通过改革技术而生产出来的新式的或更精良的武器可以决定胜负。”这就是试图从国际安全视角探寻技术进步的动力。战争对技术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问题在于,二战后,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大国之间却没有爆发战争。

   本文试图展示,大国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在权力转移时期,大国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本文将展示,从国际权力变迁这一视角出发,不仅可以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地点,即技术变迁往往发生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和挑战国;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时期,即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下面将会展示,这一视角能更好地涵盖和解释历次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国际关系研究者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认为:大国权力转移时期,即有挑战国迅速崛起,挑战领导国地位的时期,是国际政治最危险、最不稳定的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容易爆发战争。

   面对自身的衰落,除了选择战争,领导国还有很多选择。首先,领导国也可以通过结盟来牵制挑战国势力。但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结盟并不是可靠的保障。盟友可能背叛自己,追随挑战国;盟国也可能做大做强,成为新的挑战国。其次,领导国可以依靠国内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加快技术进步以振兴综合实力、加强军备等。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在战场;在“有核时代”,大国竞争从热战转向冷战,也即从战场转向了实验室。因此,国家引导技术进步是大国缓解竞争压力,处理安全困境的一项重要选择。

   本文以下,第二部分展示权力竞争引发重大技术变迁的机制;第三部分聚焦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将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的美国作为典型案例,展示美苏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美国重大技术变迁;第四部分关注世界政治的挑战者,将二战后的苏联和日本作为辅助案例。在苏联和日本迅速崛起,撼动美国霸权时期,国际安全的压力促使苏联与日本国内技术出现重大变迁。第五部分是比较案例,聚焦世界政治的“无核时代”,展示即便在没有核武器的时期,大国竞争同样显著驱动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并通过比较案例,展示欧洲和古代中国技术变迁的差异在于国际竞争强度的差异。最后为结语与讨论。

  

   二、大国权力竞争与技术瓶颈的突破

   一般而言,大国为保障在世界政治中的自主性,就要具备技术上的自主性。大国权力竞争会加强其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权力转移时期是大国竞争,尤其是领导国与挑战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双方政府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发挥显著作用的时期。

   历史上,大国政府往往通过政府资助、政府采购两个方面影响技术变迁。

   首先,就政府资助而言,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政府往往加大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用科技的政府资助。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大国政府积极资助科学与技术,且对成本并不十分敏感。这是在权力转移时期,为确保技术优势、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政府投资。

   从1940年到1995年,美国政府对研发的投资占据了美国研发金额的大部分。与历史上美国政府支出相比,战后美国的研发金额显著上升;与其他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美国的研发金额也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在研发方向上,美国政府还急剧增加了对军事科研的投入。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军事研发的支出至少占到了联邦研发支出的三分之二。正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带来了新的产业集群出现。以二战后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飞机的改进为例,在1964年,在美国飞机工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资助者是美国空军。飞机制造需要精密的机床,为满足飞机制造业的需求,美国政府又大力资助美国机床业。在1950年到1957年间,在政府资助下,美国机床产业的研发经费提高了八倍。五角大楼对C-5“银河”巨型运输飞机的研发资助促进了飞机引擎的改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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