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0 0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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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既呈现出如影随形、无所不在的特点,又常常以革命性的方式集中爆发。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也从来就是学界和政策圈关注的热点话题。认识技术进步的渐进性和革命性,往往影响到人们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大小从而预测经济发展前景的依据。

  

   作为一种非主流思想流派的代表,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其一本畅销书中,以令人惊讶的史料和故事指出,就技术变革而言,1870-1970年期间是一个独特的世纪,电力、内燃发动机、室内给水和排水设施等的发明和应用,对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与之相比,在那之后发生的技术进步都是渐进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就是不可避免的(罗伯特·戈登,2018)。

  

   一种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则着力于揭示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例如,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用新一轮科技变革的各种特征,宣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施瓦布总结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使用把人类引领进机械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表现为电力和生产线出现导致规模化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为半导体、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催生的计算机革命或数字革命。

  

   按照一致性的定义,正在发生的这次技术变革必然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其特点是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大,成本日益低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的方面。人们大多认同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革命到来的结论,同时也普遍观察到这一轮科技革命所具有的新特点从而更大的挑战。

  

   首先,从自然科学家到各个领域学者乃至决策者,都无法忽略的一个特点便是当前技术突破的速度前所未有。摩尔定律、库兹韦尔奇点等理念,就不过是把人们在现实中的体验加以提炼,进而做出的大胆科学预测。

  

   其次,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打破了以往经济活动中的边际成本递增或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意味着我们除了必须为进入里夫金式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做好准备之外,还需要更好地认识一个可能出现的报酬递增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因其把技术创新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而把2018年度该奖颁授给保罗·罗默(Paul Romer),无疑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新的科技革命重要性认识的提高。

  

   第三,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到所有国家、地区、产业和经营主体,其导致的经济增长也不会自然而然以涓流的方式惠及社会所有群体。美国经济学家奥特等发现,由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有利于巨星级企业发展,使其在相应的行业中占据更高的产品市场集中度。又由于这类企业具有盈利水平高、劳动成本份额低的特点,随着巨星级企业在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趋于降低(Autor et al.,2017)。这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潜在地具有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效应。

  

   最后,无论是从历史规律还是从现实逻辑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可避免伴随着全球化4.0(Schwab,2018)。而此前无论哪个全球化版本都存在着诸多未经解答的疑虑。例如,全球化本质上是否可以使所有主动参与或被动介入的国家均等获益;即便对于从全球化获益的国家来说,是否每个社会群体及至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每一个新版全球化必然比此前版本的全球化更具有包容性或分享性吗,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在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面临着紧迫的转变思维方式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学对此存在着旷日持久的谬误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学家,我并不打算以颠覆性的态度笼而统之批评经济学本身。这里所说的“谬误”实际上来自两种经济学传统,可以分别称之为“涓流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和“渗透经济学”(penetration economics)。不过,既然两种经济学思维和结论都是基于传统经济理论及其逻辑结论,即经济理论在解释技术革命或技术进步时,往往预设或无条件夸大其可能的“溢出”效应,由此形成认识上的谬误,并且误导政治家和决策者,所以,在澄清这两种经济学谬误的同时,一般经济学也不可避免“躺着中枪”。

  

   事实上,经济思想演进方式本身也好,经济学家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的研究范式也好,都包含并反映出造成溢出经济学痼疾的基因。为什么经济学家面对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并未产生预期的“溢出”效应,却不愿意修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呢?正如人们发现完全市场信息和完全理性假设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并不尝试修正这些假设,最后只好以某种新建的经济学门类去专门研究不做这样假设的情形。如果这里有着更加深层的方法论缺陷,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追溯到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争上面去。

  

   本文的意图在于提醒经济学家尝试以崭新的思维认识新技术革命。我们将首先对人们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技术进步做一个极简的回顾,既强调本文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也从中寻找帮助提高我们认识能力的思想渊源。其次,我们尝试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分别对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两种思维定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最后,作者将对本文进行简要总结,尝试对冥顽不化的传统经济学范式进行探究,同时提出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

  

二、关于技术进步的思想简史


   虽然人类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技术的应用和改进,真正产生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影响,亦即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技术进步,发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然而,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技术进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表明,蛋糕做大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无论是从狄更斯的文学写照,还是从实际记录的卢德运动历史,都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最初是伴随着工人生活状态的恶化:恶劣的工作条件、极低的工资水平、未能伴随增长而得到改善的生活质量及至在工业革命中心地带降低的人均预期寿命。

  

   研究表明,在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即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多半个世纪期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善。例如,经济史学家把失业状况、家庭抚养系数和城市化成本考虑在内之后发现,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不到15%(Feinstein,1998)。以70年时间计算的话,这意味着年平均提高幅度不到0.2%。这样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马尔萨斯虽然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却得出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难以满足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最终人类不可避免陷入贫困、饥馑乃至战争和灾难的结论,并且奠定了经济社会思潮乃至学术研究中的悲观主义认识论基础。

  

   虽然梅纳德·凯恩斯对马尔萨斯崇拜不已,他本人却是一个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者,坚信科学和复利具有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1930年,世界正处于经济大萧条之际,凯恩斯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其中虽然承认诸多成长中烦恼的存在,例如技术进步的速度过快,以致难以一下子吸纳过剩的劳动力,但是仍然大胆地对子孙后代面对的经济可能性做出了乐观的预测——100年之后生活水平再提高8倍(Keynes,1930)。

  

   凯恩斯能够对未来经济前景保持乐观,来自他把那个时代及以后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漫漫长夜进行比较。撇开具体的数字来说,他所做出的预测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做出这个预测之后,凯恩斯继续提出问题,就其性质而言也是正确的,但是,因其富于挑战性,以致很多后世经济学家至今仍然苦思不得其解。

  

   其一,虽然他关于“人类永恒问题”的经济目的与非经济目的之间的划分不尽准确,关于两种目的内容的解释也有些语焉不详,但是,他终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人从未如此明确提出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提高解决了经济问题之后,人类的生存目的何在。

  

   其二,虽然他跨越了从一种类型的工作到另一种类型的工作之间转换这样更为现实的问题,一下子提出从工作状态转入闲暇状态这样更为终极的问题,颇显有些突兀,但是,他在当时已经在暗示革命性的理念——工作与收入之间是可以脱钩的。这再一次提出了重大的经济学挑战,即支配人类行为和活动的经济动机最终将何去何从。

  

   亚当·斯密把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与他本人所倡导的分工结合起来,实际上为新增长理论奠定了报酬递增的认识基础。同时,斯密也将其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形成一致性的解释体系(Kibritcioglu,2002)。这样,斯密的理论本身也就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埋下一个伏笔。

  

   由于机器的采用和分工发展,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者技能日益变得过于专业化、简单化从而单一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反而变得更加脆弱,就业岗位变得愈加不安全。在技术革命乃至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这种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更加容易受到巨大的冲击。此外,复杂的技术创造与简单的工作操作之间的不对称,也使劳动者特别是简单劳动者在要素报酬分配中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

  

   人们从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发现,技术进步并没有做到在任何时期、使所有国家以及国内所有群体均等获益,即便在技术变革速度异常迅速的当今也仍然如此。困惑于科技变革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中的这种效应的非均衡特征,有些经济学家试图把不同时期的科技变革从性质上加以区分,认为技术进步在此一轮与彼一轮之间,可能具有不尽相同的分享性。例如,泰勒·考恩(Tyler Cowen)提出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说,认为21世纪新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具有获取公共资源用于投资在仅使少数人获益的“私人产品”领域的性质,因而无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Cowen,2011)。

  

   尽管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不能自动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技术进步也不能自动渗透到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部门和所有的生产要素上面。一个广为传播的轶事或多或少就说明了这一点。

  

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亚洲某发展中国家政府顾问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考察一个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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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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