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分享经济是一种改良运动

——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0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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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解读分享经济的形成以及分享经济的性质。本文认为,分享经济发源于对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的回应。它是试图在不牺牲私有产权的前提下去修正私有产权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因此,它具有折中和融合的特征。可以说,分享经济是市场和社会之间,经济与文化之间,或理性算计与价值规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产物。它既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市场和社会相互折中和融合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分享经济是一种折中主义、改良主义或改良运动。分享经济是福利体系和慈善捐赠之后的一种新形式的再分配形式。它从使用权分享着手,突破了福利和慈善的边际增长的瓶颈约束,成为一种有助于实现市场效率和分配正义相统一的生活风格型再分配模式。

   关 键 词:分享经济  改良运动  消费  市场  社会

  

一、引言

  

   分享经济或共享经济成为中国的一个热门词汇。讨论分享经济的论文和书籍也多了起来。总的来说,现有国内对分享经济的研究,大多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方面,学者们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角度出发,把分享经济当作一个新经济业态、新行业形态或新的盈利模式来加以研究。另一方面,针对分享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法学、公共管理或公共政策的角度对如何规制分享经济进行了探讨。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依然聚焦于分享经济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的介绍以及如何“健康”发展的问题。从社会学理论层次来进行探讨的文献,还比较少。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对分享经济的性质及其形成进行社会学理论层面的分析。

   对分享经济的讨论,必须放在“产权经济”与“使用权经济”,或“占有型消费”与“分享型消费”的关系结构中来进行。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中,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支柱,是市场效率和市场动力的源泉。但是,几乎所有关于产权的讨论,大多限定在生产领域,较少涉及消费领域。与产权相关的研究即使涉及消费领域,也往往是限定在公共消费领域。在学者眼中,共有产权的消费(如福利)不但会导致消费者对公共消费资料的不珍惜,进而导致浪费,而且往往会导致个体需求无限膨胀,从而导致供不应求,并进而导致财政危机。与私有产权相关的消费的研究,事实上大多没有把消费同私有产权联系起来讨论。例如,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应该是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研究。但是,在这里,产权问题事实上被搁置了。它只是被当作一个缄默的前提。

   事实上,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浪费的问题。这种浪费源于私有产权所导致的使用权垄断。这种使用权垄断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使用权排斥,即:他人分享财物的需求遭到私有产权制度的合法排斥。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就是“占有型消费”。它在所有权基础上,形成了对他人的使用权排斥。尽管人们常常拥有冗余、多余、不再有用或低度使用的财物,但由于“占有型消费”所具有的使用权排斥,使得他人无法分享物品的使用权,从而导致这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不仅如此,占有型消费模式还常常导致一些“主观效用”(即:虽然物品还能用,但拥有者不再喜欢了)终结的物品被提早当作垃圾丢弃。这种行为不但使这些物品尚存的使用价值被浪费掉,而且还增加了社区处理垃圾的成本,并加剧环境问题。可见,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占有型消费,在社会层面和环境层面上,存在负外部性。

   只有相对于产权经济和占有型消费的负外部性这样的背景,分享经济的社会与环境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分享经济实质上是一场针对产权经济和占有型消费的负外部性所展开的改良运动。通过这样的运动,分享经济打断了私有产权与使用权垄断之间的内在关联。它不牺牲私有产权,但它瓦解了使用权垄断。它不试图颠覆财产私有制,但它试图隔断私有制与使用权排斥的必然联系。分享经济不是一种产权革命,而是一种改良运动。由于这种运动不会牺牲与产权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使得它所遭遇的抵制不会像产权革命那样大。但同时,分享经济还给许多人带来增量收益,从而获得的社会支持,不会比产权革命少。作为一种保留现存所有制下的使用权经济,分享经济的真正意义在于为人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消费的道路以及加强社会团结的生活方式路径。

   正是这种折中和改良的特点,才能说明,何以分享经济首先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分享经济是一种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演化出来的改良运动。之所以是改良运动,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去触碰私有产权这个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支柱,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试图对私有产权所导致的负外部性进行修正。改良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折中、调和或融合,如:市场与社会、经济与文化或理性选择与价值规范的融合。就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市场的支柱是私有产权,市场行为的逻辑是盈利最大化。而私有产权制度体现在消费上,就是“占有型消费”。与占有型消费相联系的消费特征,一方面体现为使用权排斥,另一方面体现为地位竞赛,如凡勃仑所说的“炫耀性消费”。这两种行为都具有某种负外部性或消极性。与市场相对,社会的支柱是公民精神及合作意识。体现在消费领域,社会性就是消费行为中的公民性。它是与占有型消费所引申出来的使用权排斥和个体主义的地位竞赛相对立的,因为作为公民,消费者要时刻关注自己行为的外部性,并尽可能减少其负外部性或消极社会后果,如因为浪费而造成的环境问题,因为地位竞赛而导致的社会割裂问题,等等。因此,市场与社会的折中和融合过程,既包括市场行动者主动放弃掉自己的一些消极因素,并吸纳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如公民精神),也包括社会积极利用市场的一些积极因素(如效率和规模效应)。

   那么,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改良运动,究竟是如何实现了市场与社会,或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折中和融合的呢?这就是接下来要分析的问题。我将说明,分享经济是市场和社会互动演化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向社会靠拢的情形,从而试图克服私有制的某些负外部性。另一方面,社会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向市场靠拢的状况,从而试图克服以往的道德精英主义者的社会运动的覆盖面过小的问题。正是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催生了分享经济。

  

二、分享经济的演化:市场向社会的靠拢


   尽管分享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时间(Belk,2010;Widlok,2017),分享经济却是在2000年后的头十年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马丁认为,分享经济之所以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发源于硅谷的Airbnb(爱彼迎)和Uber(优步)取得巨大成功。这两个平台自创立后的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成为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国际性公司(Martin,2016)。博茨曼和罗杰斯也敏锐地觉察到,分享经济可以中断驱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超消费实践。它使得人们可以从消费者追求“占有的文化”转向消费者与他人分享使用权的文化(Botsman and Rogers,2010)。

   分享经济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理查森(Richardson,2015)认为,它有三个新的特征。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数字化在线平台。互联网,尤其是Web 2.0,不但促成了新的分享形式,而且也让旧形式的分享获得了更大的规模。这一在线平台可以减少把许多不同的潜在消费者和生产者连接起来的成本,并有助于增加供给和消费者选择,并因而降低价格(Botsman and Rogers,2010;Belk,2014b;Schor et al.,2015:14;Richardson,2015)。其次,分享经济大多采取点对点(peer-to-peer),或个人对个人的直接联系和交换,无须借助中介组织居中协调(但Zipcar和中国的共享单车不具有这个特点),从而提高了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效率和匹配精准性(Botsman and Rogers,2010;Richardson,2015)。最后,分享经济主要是立足于对物品和服务的特定时段的使用权的获取(access-based consumption),而不是立足于获得物品的所有权(但也有例外,分享经济也可以包括转让产权的物品交易,如Etsy),从而有助于提高冗余闲置资源的社会利用率,并因此有助于遏制过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问题(Chen,2009;Botsman and Rogers,2010;Bardhi and Eckhardt,2012;Richardson,2015)。有学者明确地区分了“分享”和“共享”的区别:“共享”意味着产权共有,“分享”则只是使用权的分享(李文明、吕福玉,2015)。如果说,要成为分享经济,上述第二和第三项条件可以是二选一的条件,那么,第一项是必要条件(Richardson,2015)。也有一些学者只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分享经济,并把分享经济等同于在线平台(Wosskow,2014:13)。

   分享经济本身蕴含着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吃了兴奋剂的新自由主义”(Morozov,2013)。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过度消费的一种改良办法(Schor et al.,2015)。或者说,分享经济既是资本主义商业模式的延续,又是这种商业模式的替换物。分享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展演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种矛盾,它又试图去克服这种矛盾。分享经济就是一种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展演(performance)(Richardson,2015)。正因为分享经济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不同的学者对它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对有的人来说,分享经济是化解资本主义内在困境的一剂良药(Botsman and Rogers,2010;Sundararajan,2016)。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分享经济将把我们带到灾难的深渊(斯蒂文·希尔,2017)。

   分享经济所蕴含的这种内在矛盾性,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单一的视角来审视它。分享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或资本主义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多样性中的一种(Richardson,2015)。在一定的意义上,分享经济是市场(或经济)走向与社会(或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国家,会出现某个部分的市场与社会相融合的现象呢?这源于数字技术领域的私有产权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产权与社会公共目标之间的矛盾。作为对这些矛盾的回应,数字技术领域首先发生了信息和知识共享运动。这种共享运动是与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相矛盾的。这就使得分享经济在一开始就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某些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吴晓隽、沈嘉斌,2015)。但由于它不废除私有制,因此其实质还只是改良。

   既然分享经济是技术/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结合的结果,那么,要了解分享经济的兴起,就要了解把技术/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过程黏合起来的黏合剂。这个黏合剂,就是私有制下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分离以及使用权分享。而使用权分享的改良运动,一开始并不是源于市场交换,而是源于公民精神。换言之,它不是源于市场逻辑,而是源于社会逻辑。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权分享不但是一场技术和商业领域的生产革命,而且也是发生在社会领域的一场消费革命(协作消费)。它们所共同针对的对象,是私有产权所具有的使用权排他性。

在技术和商业领域,使用权分享是对私有产权所隐含的一些弊端的超越。不可否认,在技术和商业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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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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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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