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军 朱立元 王宁 刘康: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对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22-10-04 21:50:34

进入专题: 西方理论   中国问题  

曾军   朱立元   王宁 (进入专栏)   刘康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缘起

  

   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话题的缘起与我2016年拿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有关。我曾经多次提过,我之所以会做这样一个题目,部分也受惠于刘康教授。早在2010年,刘康教授在上海大学做过一次讲座,内容就是关于欧美左翼理论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我在做这个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刘康教授也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并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个题目的基础上做了一点修改,即今天我们讨论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题目把“文论”改成了“理论”,同时把“中”去掉了。正是这一点修改,使论题的学术空间变得更大,整个研究范式也由此发生变化。我们以前其实更多的在中西之间讨论问题,但是刘康教授明确提出,我们现在仅仅用“中西之间”的方式来讨论可能不够。我们应该在“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这一维度上来讨论。

  

   在研究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与《探索与争鸣》杂志做了比较好的沟通,最终决定邀请朱立元教授、王宁教授、刘康教授一起来做一个对话,以开放式的讨论来提出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想法,这种形式可能比一般的会议发言更能激发思想的火花。这是这一次对谈的总体设想。

  

   我在做上述重大项目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学术上如何进一步提升的问题。这几年我围绕课题写了十几篇文章,涵盖不同领域,但是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我始终是在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下自我重复。我个人对这种自我重复是非常不满意的。因此,这次讨论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和请教的机会。我想向各位教授请教的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或者“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由来已久,从我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文献来看,晚清出国留洋的一批留学生所做的一些学术研究中其实已经涉及类似的主题了,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题目已经被研究了100多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怎么来做?相关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开荒拓土。像刘康教授这些年做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朱立元教授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论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还有王宁教授,他的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也是在全球视野下来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界文学的互动和发展过程。这些研究跟我们在“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这一语境下来讨论文学和文论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相关的。所以我想先请三位教授简单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者前期的一些研究。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曾军教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理论的话题、命题被提出来是有一定的契机和时间的。把话题放在一个历史化的或者一个大的语境下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先回应一下。按照刚才曾军教授给我们梳理的时间线,这个话题的提起,我们在座的几位都是第一线的参与者,很多想法都是我们历时很久,在一起思考酝酿的结果。我记得在2018年底上海交大的研讨会上,我讲了詹姆逊和中国的詹姆逊主义,当时我提出“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这个说法,但后来觉得“命运”好像有点宿命的感觉,感觉还是用“问题”比较好,叫China Question of Western Theory。必须讲明白,这里是question,不是problem。拉丁词汇中的problem和question有不一样的用法和含义。Question首先是一个动词和名词通用的词,既是动词“提问”,又是名词“问题”,而problem却不是动词,后来人们把它动词化了,成为problematize,翻译成中文叫“问题化”,比较别扭。所以我用的是question。对我而言,question涉及文科的本质:文科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问、质问、询问、追问,追寻真相,探究真理;文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提出问题。我们讲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不是要挑中国的刺,找中国的毛病,而是指西方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对各种各样问题的提问和质询,而这些问题也包括中国问题。

  

   所谓的西方理论是什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把扣给它的“西方”这顶帽子摘掉?我想目前没有。这是为什么?因为西方理论来自西方的经验,从两希文明(希腊、希伯来),到文艺复兴,到启蒙理性主义,形成了现代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体系,而这些都跟“西方”分不开。我们既不能否定,也没有办法绕开它,这是历史的真相。当然,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可以把“西方”的帽子摘掉,比如,我们从来不说西方的数学、西方的物理学、西方的化学等等。但是一旦涉及社会、人文和历史,我们就无法把“西方”摘掉。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体系自认为是普遍的或普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跟自然科学没什么两样,但人类社会跟自然界现象相差很远,西方的社会与人文理论实际上是出自基于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具体、局部、特殊的经验的。所以西方理论企图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框架,企图要解答人类所有的人文、社会与历史问题,是不可能的。

  

   启蒙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们,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到伏尔泰,都在讲中国,黑格尔尤其讲得多。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把中国从现代历史的轨迹中排除了。后来韦伯也谈,他基本上还是沿着黑格尔的思路,即二元对立、一元决定论的思路——西方这一元是现代的、进步的,是历史的方向,东方的另一元(包括中国),则是现代的对立面。所以,在他看来,现代(或现代性)归根结底是一元、同一和统一的,沿着一个既定的目标或目的前行,最终要统一到黑格尔式的一元决定的轨道上来。马克思一开始也是在这个现代启蒙思想的语境中来思考问题的,但马克思在提出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时候,面对亚洲,他开始犹豫了。他觉得用这五种生产方式来解释西方的历史经验行得通,但它能否解释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东方?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即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不能套用西方历史的模式来解释东方。但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或者说是亚细亚问题、东方问题,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思想空间。

  

   曾军教授和我这些年来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提出来?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之门被打开。译介开路,借镜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当然这个过程由来已久,中国思想的天崩地裂,儒家传统的知识、思想、信仰体系的彻底崩塌是从1895年开始的,甲午战争对中国思想的冲击是最大的。在此之前,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思想一直是抵触的,半信半疑的,始终认为中国的体系独树一帜,比西方高明,所以有中体西用的说法。中国知识是体、是本、是道,西洋知识等只是在技的层面、器的层面可以拿来用。但1895年之后,中国知识界终于认识到西方有它自己的体和道,而且看上去似乎比中国的体与道高明。日本就是例子。在民族—民粹主义抗拒西方和全盘西化的两极化的口水战中,中国逐步地、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个全面引进西方思想、知识的时代。但对于今天在座的人来讲,我们最熟悉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近40多年的改革开放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讲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集中讨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变迁。

  

   我们今天提出来的是一个内在的问题,是一个既内在于西方、也内在于中国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是外在的,因为西方和中国或者世界和中国,本来就是一体的。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是自我与他者,即自我和他者互为镜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说法比外在与内在的二元对立论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要强调“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这跟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语言表述不一样,日常语言往往说世界与中国、中国与世界,我们也觉得没有问题,理所当然。但是这在我看来就有问题,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不能简单地说“世界与中国”。英语的介词“and”跟汉语的介词“与”有所不同。古汉语的“和”“与”表示的关系比较含混,但从现代汉语的意义上讲它们是有严格界定的介词,“与”(and)也好,“的”(of)也好,其现代汉语语义是吸纳了西方语言的语法结构后的一种转换。“And”介词汉语表述为“和、与”,假设连接的是两个平行的、并不交叉的、并不融合的实体,世界是世界,中国是中国。而“世界的中国”是指中国是世界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历史的真相。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汉唐时代就如此,尤其在唐朝,中国已经充分地融入世界了,虽然在观念上、思想上,中国的“天下”大一统的华夏中心论、宇宙秩序的体系极为顽固和持久,是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支柱。

  

   因此,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要强调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既是世界的问题,又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希望由此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思想史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文艺理论的角度——来把握、思考中国在世界的意义。此刻我们把“西方”这顶帽子又拿掉了。在我看来,西方思想的普适性和时空局限性是一个无解的悖论或二律背反,我们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拿掉“西方”这个帽子,但不拿掉,并不等于我们不能去质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也许在理论上会有一种新的范式的意义。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刚才刘康教授讲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我也一直在研究西方理论,而且现在是二重身份:同时活跃在西方和中国。我在西方著述时,西方学者把我当成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者。1996年,刘康教授还没有到杜克大学去工作时,我就应邀前往演讲过一次。当时是德里克教授邀请我去的,那次詹姆逊也在场,德里克向大家介绍:“Wang Ning is China's Jameson”。我说:“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but I wish I could in the future”。我言下之意是我现在还达不到这一层次。后来我到欧美的很多地方去演讲,都被邀请方介绍为China's leading postmodernist theorist。确实我曾写过一篇题为“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的文章,是德里克给我出的一个题目,实际上那篇文章主要是向西方学界评介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性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状况。但是我想我不能老是被一个标签贴在身上,所以后来也不断地试图转变自己的身份。最近这几年里,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我将最终提交的结项成果分成几个章节。第一章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也即回归经典,回到《共产党宣言》,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文学理论家,但是他们很多评点式的文字都是在书信中表达出来的。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并对它进行阐释,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及在中国的发展,是西方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时经常忽略的方面。但是在我的这个项目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实际上占据了最大一部分。为什么是最大一部分?因为一方面,我们要通过研究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学、文学理论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西方理论   中国问题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艺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980.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