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误读与文学经典的修正和重构——哈罗德·布鲁姆的“修正主义”批评理论再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 次 更新时间:2019-10-16 07: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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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在当今的欧美文论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哈罗德·布鲁姆的名字确实十分显赫,招来的非议也很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布鲁姆的批评生涯进入高峰之际, 一方面, “布鲁姆的著作被人们贪婪地阅读, 并经常受到热烈的评论。诸如肯尼斯·伯克、爱德华·赛义德、海伦·凡德勒 (Helen Vendler) 这些颇具洞见的评论家以及布鲁姆在耶鲁的同事德曼和米勒都高度赞扬他的著述是对当代思想史的极为卓越和重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批评家在承认他的才华和渊博学识的同时却对他的激进观点和著述风格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近十多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对文学研究的挑战的日益明显,布鲁姆引起的争议就更多:坚持文学研究的精英立场者把他看作是当代精英文学研究的旗手和最后一位捍卫者,而介入后现代理论及文化研究的学者则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保守派和“过时的”人文主义者。在中国,布鲁姆的名字常常和德里达放在一起讨论,其实并不然。2001年9月, 德里达来北京讲学时,我曾有幸拜访了这位哲学大师。当我们谈到他当年离开耶鲁的不愉快经历时,不禁提到布鲁姆这位老朋友的名字。我无意说了一句, “布鲁姆现在名气可大了” (Bloom is now so well-known) !而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德里达却淡淡地说道, “是嘛?他倒是十分走红, 但不能说著名” (He is indeed popular, but not famous)。这倒是说明了成为一位显赫的公众人物的布鲁姆从另一方面说来失去了学术界的一大批老朋友。但是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布鲁姆的批评理论及其对当今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意义?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布鲁姆:从弑父到修正主义诗学

  

   为了全面地了解布鲁姆的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及重要影响,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的学术批评道路的独特性。正如格雷厄姆·艾伦 (Graham Allen) 所坦率地承认的, “与诺斯洛普·弗莱和艾布拉姆斯这些老一辈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所不同的是, 哈罗德·布鲁姆属于这样一代批评家,他们的批评生涯似乎进入一种‘先于’ (before) 和‘后于’ (after) 多样性发展的叙事中。然而,与他先前的耶鲁同代人,杰弗里·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 、保罗·德曼以及希利斯·米勒形成对照的是,上述所有那些人都通过在自己的解释风格和批评实践中出现的深刻变化而流露出欧陆理论在英美批评界的影响,而要解释布鲁姆批评观念的转向则似乎很难。”言下之意就是,布鲁姆的耶鲁同事大多师从某一位欧陆理论大师,或者是某种欧陆理论在北美的主要代言人或阐释者,而布鲁姆的理论发展脉络则十分复杂, 在他身上很难找到某个欧陆理论大师的独特影子,也很难说他师承的是哪一位欧陆理论家。

   有人认为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可以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中找到源头,而他本人则在承认弗洛伊德对他的影响和启迪的同时,断然否认, “我决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家, 我也不承认有这样一类文学批评家。在我的书中我列举的那么多玩笑话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而且经常重复的一个就是,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神圣罗马帝国 (Holy Roman Empire) :既不神圣,也不罗马,又非帝国;而且既不具有弗洛伊德的特色,也非文学,又非批评。我对弗洛伊德的兴趣来自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认识,即弗洛伊德是威廉·莎士比亚的编码者或抽象者。”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也是弗洛伊德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因而布鲁姆试图证明的是,他和弗洛伊德都直接受惠于莎士比亚 (文学) , 而决非受惠于某种理论。可以说,布鲁姆是一位植根于美国文学批评传统之土壤的天才,或如有人所称的“怪才”。他在经历了多次“弑父”的实践后发展了一套自己的批评理论,也即一种具有“修正主义”特征的文学批评理论。这种理论并非那种指向理论本身的元批评理论,而更是直接指向作家及其作品的实践性很强的理论。这也许正是他颇受正统学院派理论家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1951年毕业于康乃尔大学, 师从著名的浪漫主义研究学者艾布拉姆斯, 后来到新批评派的大本营耶鲁大学继续学业, 于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5岁的布鲁姆只用了四年就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 这在当时的耶鲁大学文科各系都是极为罕见的。布鲁姆毕业后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 现任该校斯特林人文学科讲座教授, 并兼任纽约大学伯格英文讲座教授, 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和他的耶鲁同行不一样的是, 由于布鲁姆的批评理论中的想象性“创作”成分过多, 很少道出对他产生影响的前辈宗师, 他一直被排斥在更加具有学院和科学色彩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院士的大门之外。当然, 布鲁姆一生著述甚丰, 其高产程度在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他迄今已出版专著近三十部, 而由他编校并撰写序言的文学作品和其它书籍则多达五百多部。几乎他的每一本书出版都会引起媒体的较大反应, 但美国的学术界近几年来却在有意识地冷落他, 甚至把他当作一位流行的、通俗的大众学术明星。我认为, 这是有失公允的。仔细追踪布鲁姆的批评和学术生涯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见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那就是误读和修正。

   确实, 对布鲁姆的渊博学识和自然天成的天赋, 无论是他的同道或反对者都无法否认, 因而他通常又有学术“怪才”之雅号, 但对他的批评理论的激进性和对抗性却大有人持非议甚至否定的态度。应该承认, 他既曾一度是解构批评在美国的鼓吹者, 后来又是对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模式提出激烈批评的反对者。布鲁姆的理论背景比较复杂, 但有一点必须指明的是, 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始终情有独钟, 并且如同他的理论先驱者一样, 也十分喜爱浪漫主义文学, 并且在这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布鲁姆作为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文学理论大师, 对修辞手法的使用尤其精当, 但他却不像他的耶鲁同事德曼和哈特曼那样“极端地专注文本”。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 他认为文学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 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人也和从事创作的人一样, 必须具备较高的才气, 而这种才气并非后天可以培养的, 而是与身俱来和自然天成的。可以说他本人在事业上的成功就是这种与身俱来的才气和后天的勤奋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他为什么赞同精神分析学的不少理论观点的一个原因, 在他的理论批评中, 从来就不否认人的主体作用。他和加拿大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一样, 对浪漫主义诗歌尤其十分专注, 并以一种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和才性批评理论与学院式批评相对抗。因此, 无论我们赞同与否, 我们都会觉得, 阅读他的著作可以感觉到他本人的气质和才华, 我们仿佛在和一个才华横溢的批评大师直接对话, 往往在对他的激进理论的困惑不解之中得到瞬间的顿悟。

   此外, 布鲁姆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导师艾布拉姆斯的研究, “正如布鲁姆所表明的, 他本人不仅受到弗莱的强烈影响, 同时也受到艾布拉姆斯的影响, 在他早期论述英国浪漫主义的三本书中, 充满幻想的想象有四个特征。第一, 富于幻想的想象代表了一种胜过所有仅仅属于‘被给与者’的完全的胜利, 尤其是胜过那个自然的世界, 因为自然世界的魅力对于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陷阱。第二, 幻想的动力在力争得到表现时, 十分独特地展现出一种探险, 这是一种可以用图志来标出其线路的具有独特浪漫主义危机意识的抒情诗人的旅程。第三, 一首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纯粹的幻想或纯粹的神话制造的时刻……第四, 这种崇高既然通过其超越所有语境而到达一种绝对幻想的纯洁性而存在,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 它便没有任何所指对象, 而始终聚焦于纯粹幻想的欲望的盖然性上。”即使是阅读他的理论著作, 我们也很难看到冗繁的注释, 听他给研究生讲课, 更是桌上连一张纸都不放, 但他却能闭上眼睛大段大段地背诵经典作家的诗句。当我在他的寓所与他访谈并对此提出质疑时, 他笑着说, 谁说我不引证别人的著述?我的著作中只引用经典作家的原文, 而对二手资料则一律不予引证。他的这种风格在当今的欧美学术界确实独树一帜。

   毋庸置疑, 布鲁姆有着广博的学识和多学科领域研究的造诣, 对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理论之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纵观他的大部分著述, 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总结, 布鲁姆对当代文学批评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他早先的对抗式批评起到了对陈腐的、缺乏想象力的学院派批评的反拨作用, 从而使得当代批评仍不失鲜活的文学性和美学取向;(2) 他的加盟耶鲁学派则使得这一变了形的美国式解构批评更接近新批评的形式主义, 从而仍贴近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分析, 这也是他最终与解构批评分道扬镳的原因所在; (3) 他的“误读”理论标志着当代批评的修正主义倾向, 而这一倾向越到当前越是显示出富有理论性的启迪; (4) 他的文学经典形成和重构的理论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研究经典的形成与重构的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 近几年来, 他致力于一种类似后现代主义式的启蒙, 通过走向普通大众来实现提高读者大众文学修养之目的, 使得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物欲横流的后现代社会, 文学仍有生存的一席之地。而在上述五个方面, 直接对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有着积极影响的则是他的修正式批评理论和阅读策略。在当今的西方评论界看来, “哈罗德·布鲁姆仍然是最卓越的文学修正主义理论家。他肯定地认为文学史本来就是如此。他发明了一个刺激性的术语——‘误读’, 并认为误读是诗人摆脱前人创作的必要的、开拓性的偏离”。这就相当权威性地肯定了布鲁姆之于当下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

   我们说, 布鲁姆的批评理论是一种修正式的理论, 是因为他的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的误读和修正之基础上的。早在他的批评生涯之开始, 他就大胆探索, 勇于尝试着将比喻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犹太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 经过一番修正和改造糅合进自己的批评话语。他特别对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人的浪漫主义“危机诗歌” (Crisis Poems) 感兴趣, 因为他认为这些诗人的实践与他所持的“误读”理论较为符合。他认为上述诗人都是“强者”, 每一位这样的强者诗人都力图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去误读自己的前辈大师, 因而他们的每一首诗似乎都经过了“修正”的各个阶段, 而每一阶段又都显示出这种修正的程度。

针对所谓的“误读”与创新之关系, 他争辩道, 自从密尔顿创作了《失乐园》等不朽的诗篇以来, 诗人们仿佛都经受着一种“迟到” (belatedness) 意识的折磨:由于自己在诗歌史上姗姗来迟而害怕前辈诗歌大师们早已把“灵感”使用殆尽了。为了适应这种迟到的写作, 诗人们必须与自己的前辈大师进行殊死的搏斗, 以便进入心灵世界, 努力发掘, 创造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独特空间。这种“竞技”式的拼搏就如同弗洛伊德描绘的一种“弑父”情结:只有“杀死”父辈诗人自己才能脱颖而出。正如彼德·德·波拉 (Peter de Bolla) 所指出的, “当然, 只有误读 (misreading) 或误解 (misinterpretation) , 这些术语所具有的负面价值才会丧失或降低。在布鲁姆的理论中, 强者批评家, 也即那些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与其他批评家和诗歌文本的阐释有着影响关系的批评家, 在这一点上与强者诗人是同类的:因为他们都施行了误解或误读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恰恰等同于对新的‘诗歌’文本的创造。”因而在这方面, 布鲁姆从精神分析学的“弑父”概念中得到颇多裨益, 并创造性地将其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他的这些感悟和洞见均体现在他早期的代表性著作《影响的焦虑》和《误读的地图》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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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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