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农业、国家与文明——韦伯农业社会学的问题视野及其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22-02-13 10: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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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内容提要:韦伯的早期社会理论聚焦于农业问题,他将农业研究的议题直接关联到国家与文明:一方面,韦伯将国家理性视为农业问题的终极价值判断,形成了“农业-国家”的问题视野;而另一方面韦伯又从农业出发,围绕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构建起了关于文明研究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这构成了“农业-文明”的分析脉络。韦伯农业研究向国家与文明议题的延展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农业社会学色彩,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恰亚诺夫传统的农业社会学理论相比,韦伯的农业社会学研究又突显出了不同的问题景观,因而对于拓展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域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韦伯/农业社会学/国家/文明

  

  

  

   引言:作为农业问题专家的韦伯

  

   1889年韦伯以“连带责任原则与源自意大利城市家户共同体和商业合伙的普通合伙的独立基金的发展”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后,在著名的古代所有权形式与农业结构专家奥古斯特·迈岑(August Meitzen)指导下,完成了关于“罗马农业状况”的研究。对韦伯自己来说,这一研究让他开始踏上了农业研究之路。不过韦伯的学术转型得以完成,其标志是1892年受社会政策协会的邀请对德国东部农业状况的调查,正是这一调查“促使他从法学领域转向经济和社会史领域”。

  

   韦伯受社会政策协会的邀请,对“德国农业工人状况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整理研究,形成了长达800多页的调查报告。以德国农业工人状况调查资料为材料,韦伯连续发表了《德国易北河东岸农业工人的处境:经济发展趋势与政治后果》(1892)、《社会政策协会的农业工人情况考察》(1893)、《我们怎么进行踏实可信的农业工人情况调查》(1893)以及《易北河东岸地区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等研究文章与调查报告。随后的1896年,韦伯出版了《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韦伯在文章中阐述了古典城市文明最后走向全盘农村化的过程,这在他看来实质上就是“一个古典文明的内在解体”问题。而在1897年,韦伯继续发表了《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并在1909年将其扩展为长篇著作。以易北河东岸德国农业问题为代表的诸多农业研究为韦伯“确立了农业问题专家的声誉”。

  

   根据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对韦伯著述史的判断,1889年到1900年间韦伯对古代与现代农业发展问题的关注构成了其著述史的第一阶段。针对这一阶段的韦伯思想,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考察:首先,霍尼希斯海姆(P.Honigsheim)对韦伯早期的农业问题研究与后续的社会学研究中涉及的农业讨论进行了一体化考察,试图确立韦伯“农村生活与农业历史学家”形象;再者,本迪克斯(R.Bendix)与亨尼斯(W.Hennis)则希望将韦伯早期对农业问题的关注纳入其社会学的整体视域,前者强调,韦伯在农业研究中隐约出现的对“观念”自主性的判断已经预示了其毕生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与思想方向,而亨尼斯则看到,韦伯对“人格与生活秩序”的考察已经在对农业劳工的调查中得以呈现;最后,克斯勒(Dirk K sler)等人在叙写韦伯的著述与传记时也关注了早期韦伯对农业问题的思考。在韦伯研究中,针对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可谓是热闹纷呈,而围绕他早期农业研究的讨论则略显冷清与边缘,而且从总体上看,现有对他早期农业研究的探究也缺少对其明确问题意识的聚焦。基于此,本文将聚焦早期韦伯农业研究的核心主题与问题意识,指出韦伯农业研究向国家与文明议题的延展使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农业社会学色彩。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恰亚诺夫传统这样的经典农业社会学理论相比,韦伯的农业社会学研究又突显出了不同的问题景观,因而对于拓展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域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一、农业问题与国家理性

  

   19世纪威廉皇帝以来,德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时代,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取代传统封建经济成为德国的主导模式。在新兴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德国的农业经济形态、农村社会结构乃至农民的心智结构都处在转型过程中,面临转型的阵痛。但富布卢克(Mary Fulbrook)指出,直到19世纪中期的“大多数德意志人还是继续在土地上劳作”,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相比,19世纪的德国显然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因而在转型过程中,如何认识与处理农业问题就成为关涉德国未来发展的争议话题。对当时的德国理论家来说,农业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产业问题,更表现为政治问题。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与德国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就将德国的农业问题置于社会主义的背景下予以认识。恩格斯相信农民与农业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矛盾,他希望将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工人争取到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中,从而使“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而伯恩斯坦则相信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政治中的结局将受德国农民选票的决定性影响,并主张将国家与自治体的民主变革作为“更有力的解放农业劳动者的原动力”。韦伯早期对农业问题的考察延续了德国学术界的这一基本思路,也将农业问题视为关乎德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将农业与德国国家问题进行了一体考察。

  

   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东部农村在维持原有封建地产经济的同时,开始面临现代资本主义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冲击。在这一态势影响下,东部农村中的农业劳工形态与地产主形态也随之出现具有现代性性质的转变。

  

   1.劳工形态的转变。韦伯仔细区分了东部农村社会存在的三种劳工形态:(1)传统小持有农。这种农民劳工可以在封建主的打谷与收获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分成(十五分之一以及打谷容器),同时拥有一小块园地、牧场等。小持有农的收获分成本质上属于对主人依附的补偿,体现出他们作为地产产品分享伙伴的身份。那么小持有农在人身关系、政治地位以及法律关系上皆受封建地产主家长制的管理与支配。(2)实物津贴农。实物津贴农通常免费或者缴纳少许租金在农庄居住,不过他们有义务全年为封建地产主工作。作为报酬,实物津贴农将收到少量现金,并获得足以支付劳工及其家庭所需的“实物津贴”。(3)自由合同劳动者。自由合同劳动者全部或者大部分领取货币工资作为劳动报酬,他们与封建地产主之间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转变为纯粹的劳动合同关系。而1849年开始,纯粹领取工资报酬的自由合同劳工成为德国农村社会增长最快的劳动力群体,逐步取代传统的劳工类型。韦伯清楚地看到,德国现代农业史在劳工形态方面就是劳工形态的转变史,实物津贴农的兴起以牺牲传统小持有农以及农场奴仆为代价,而完全自由合同劳动者的增长又使实物津贴农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2.德国传统的容克封建地产主转型。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典型的“农场领主制”,封建领主具有司法裁判权、教会保护权以及警察权等封建特权,而在1653年,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进一步赐予容克地主完全支配农民的权利。在农场领主制下,易北河以东的封建庄园主就具有鲜明的土地贵族特征。但19世纪以来的诸多改革以及容克地主本身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压力,都在促动容克地主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家转变。1850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通过这一法律,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和份地,农场经营规模比改革前扩大了很多,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很快变成了资本主义农场主”。而19世纪的容克地主更是面临着新兴市民阶级在商业经济与社会身份方面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新兴的市民阶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购买或租用的方式吞并了德国东部的土地;另一方面,德国东部原有的地产经济早已无法维持容克地主的生活水准与社会身份。新兴市民阶层带来的双重压力,迫使原来的大型土地贵族增加集约资本,并采取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农场管理原则。这实质上就促使德国东部的容克地主阶层逐渐转变为根据商业原则操作的农业资本主义企业家。

  

   3.农村劳工与土地封建主性质的转变带来农村社会关系形态的变革。纯粹的小持有农与封建领主之间实质上是典型的家长制关系,小持有农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在他们之间既形成利益共同体关系,更具有伦理共同体属性。但随着农民与封建领主关系的现代转型,原有的利益共同体以及伦理共同体关系被彻底消解,转变为马克思意义的阶级斗争关系。不过韦伯没有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将注意力聚焦在阶级斗争问题本身。对韦伯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关注劳工关系的现代转型给德国东部农村人口迁移带来的影响,并将问题进一步聚焦在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的社会政策及其价值诉求上。

  

   4.德国东部农村的人口迁移是农业主与农业劳工双方策略选择的合力。对农业主来说,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秉持成本收益为基本原则来衡量劳动力的使用情况。韦伯注意到农业的集约化种植下,对季节性劳工的需求量快速增加,而相比较来说长期劳工的相对乃至绝对减少也随之出现;而对农业劳工本人而言,工资水平的经济因素与对自由向往的心理,是他们迁移的主要原因。其中,韦伯更为注重观念因素对劳工迁移的解释力。韦伯清楚看到,在工资水平并无实质差异的情况下,人口迁移依然发生。他相信,这一选择背后是对自由的诉求:“正是追求个人自由的冲动驱使工人离开家乡寻求就业。他们渴求从不自由当中解放出来而牺牲了业已习惯的生活条件。”

  

   韦伯注意到德国东部地区人口迁移的主体与方向并没有出现进化论主张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现象。相反,韦伯自己看到德国东部农村地区“迁出具有高度文明水准地区的主要是德国零工,而在文明标准低劣的地区不断增多的主要是波兰农民”。韦伯相信德国东部农村中德国人与波兰人的此消彼长,主要在于波兰人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较低的期望值,这帮助他们更好适应了山地等土壤贫瘠地区条件。对韦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它“突显了东部的民族矛盾”。显然,韦伯将农业问题转换到了政治层面,形成了一个何蓉所说的“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路径。具体而言,韦伯是将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东部农业问题落实到了国家维度。

  

   在1895年的弗莱堡就职演说中,韦伯就已明确指出作为一门分析性与说明性学科的国民经济学在经验层面是跨国界的,但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这门分析性的经验科学无法从其自身设定出价值判断:“我们在我们学科论题中引入的那些理想并不是它特有的,也不是这门学科本身产生出来的。”韦伯的这一认识在方法论著述中以应然与实然的二元性得到更为哲学性的阐述。那么以农业问题为关注内容的社会政策及其学科应当秉持何种价值标准就成为韦伯最为关心的问题。施特劳斯洞察到,韦伯在哲学人生观层面相信“人生本质上就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冲突”。因而韦伯和尼采一样坚决拒斥追求“和平与普遍的幸福”的幸福伦理学。在韦伯看来,幸福伦理学设定的未来世界只是一个不合情理的虚幻目标。韦伯自己相信,在尘世中摸爬滚打的人们只有在相互之间无情的“斗争”中才能创造出行动的自由。人生这种略带美学色彩的悲剧性命运,韦伯借但丁之言加以述说:“在人类历史陌生未来的入口处写着:放弃一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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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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