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理论谱系与本土探索:新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70年(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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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新中国传播学理论  

刘涛  

   内容提要: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知识图景及其逻辑主线,一种相对有效的研究路径是从传播理论切入,综合“专题史”和“编年史”两种“书写方式”,即以理论形态为“经”,以时间脉络为“纬”。具体来说,可以沿着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四条逻辑主线,多维度勾勒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谱系。第一,理论译介主要聚焦西方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和推介情况,以及相关译介工作对中国传播学的影响;第二,理论发展主要立足传播学的七大学术传统,分别探讨不同传统脉络中传播学的“出场”方式及其发展逻辑;第三,理论批判主要侧重理论话语批判和研究范式批判,探讨中国本土研究对西方理论的批判与反思;第四,理论创新主要关注中国的本土传播思想、议题或实践,在发展和批判基础上考察中国本土研究创新的主要面向。7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丰硕,但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远。

   关 键 词:

   传播学/“传学”/研究范式/理论译介/理论批判/理论创新/本土化

   作者简介:

   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7ZDA290)的阶段性成果。

   传播学于1978年进入中国,而我国有关传播问题或传播现象的研究,则存在一个更长的学术史。“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被引入中国,彼时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新闻学开展了大量有关传播问题的研究①。可以说,“传播学”是一个新近出现的学术领域,但“传播研究”则存在一条隐秘却从未间断的学术脉络,散布于传播学的诸多学术传统中,如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研究格局可谓纵横交错,相关成果也浩如烟海,本文选择“传播学理论”作为切入点,尝试以此为“线”,在理论的发展与演进脉络中勾勒7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地图。

   如何梳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史?常见的书写方式是“编年史”结构。由于传播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比较复杂,而且存在诸多不同的逻辑主线,单纯的“编年史”书写反倒会形成一个个被历史切割的“理论碎片”,很难清晰地呈现理论演化的“经纬结构”。鉴于此,本文综合“专题史”和“编年史”两种“书写方式”,主要以理论形态为“经”,以时间脉络为“纬”,尝试系统地呈现70年的理论图景及其逻辑主线。具体来说,无论传播理论的知识体系如何庞杂,70年的理论话语依然遵循着四条逻辑主线,亦即四种理论形式——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基于此,本文以传播学理论演进的四条逻辑主线切入,沿着70年发展的时间脉络,探寻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本文所关注的文献材料主要包括70年来传播研究(不限于传播学科)的相关论文、资料汇编、重要会议、学术著作和译著。由于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学发展“局面”存在显著差异,很难借助一条线索融会贯通,本文主要以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发展为考察对象,同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事件和理论议题上,兼顾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梳理。

   一、理论译介:“传学东渐”的话语进路

   诞生于20世纪初的传播学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被译介到国内。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杜威、帕克访华,为中国引入了有关传播功能、公共意见等传播学理论。季达的《宣传学与新闻记者》(1932年)、高觉敷的《宣传心理学》(1941年)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战时宣传策略与美国心理学界的宣传效果研究最新成果。当时,国内学者将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意为交汇、通达。显然,“传播”一词进入中国之初,国人就赋予了其“双向沟通”而非“单向传播”的意义和功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值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芝加哥学派转向哥伦比亚学派的关键时期,早期的传播理论译介携带着明显的“时代底色”。1957年,郑北渭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群众思想交通”②。20世纪60年代,张隆栋翻译了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主要用于内部交流。而香港浸会大学则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理”,并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传理系。中国台湾传播学界开启了一条验证美国传播理论的本土适应性道路③。1971年斯麦兹访问大陆时,他已经意识到西方传播学面临的诸多危机,因此提醒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该为人类贡献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替代性方案④。

   20世纪70年代后期,余也鲁为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的研究,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研讨会,施拉姆亲自与会,鼓励学者从历史和本土文化中精练理论⑤。当时的香港传播学研究以美国传播学为标杆,致力于新闻自由、权力重组、现实建构等理论探索。中国大陆也在改革开放之际,优先译介了美国的传播学著作。1978年,郑北渭译介的《公众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引起了学界关注。1982年,施拉姆访问大陆,促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全国首次传播学研讨会,正式拉开了美国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序幕⑥。与此同时,伴随着李少南、李金铨等香港学者对国家发展和国际传播的关注,以及中国台湾学者对批判理论、视觉传播、国际传播等主题的引入,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也日渐频繁。

   20世纪80年代,余也鲁将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学”,而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播”⑦。1981年开始,陈韵昭在《新闻大学》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传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理论⑧。同时,大众传播的中层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被广泛译介,如居延安对有限效果理论⑨、俞旭对受众理论的学术介绍⑩。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传播学著作,其主要使命仍然是介绍西方传播理论,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传播学(简介)》(1983年)、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1988年)等。与此同时,李普曼的《舆论学》(1984年)、赛弗林和坦卡德的《传播学的起源、方法与应用》(1985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7年)、德弗勒和丹尼斯的《大众传播通论》(1989年)等译著相继出版,对大众传播理论进行了全景式的系统介绍。1989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传播学研究著述,该书在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引进和推介上意义深远。

   人际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起国人关注。1981年,居延安在《社会》上第一次论及“人际传播”(11),打开了国内的人际传播译介与研究的学术格局,如威瓦尔的《交际技巧与方法:人际传播入门》(1989年)系统论述了人际关系的根源、方法和技巧(12)。随着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洛罗夫的社会交换论的译介,国内人际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展(13)。新世纪以来,人际传播的研究领域更加多元,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传播(CMC)相关理论纷纷进入大陆,丰富并拓展了国内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除了对经典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理论译介外,诸如组织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科学传播、媒介环境学等其他传播学分支学科/学派纷纷进入中国,丰富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国际新闻界》从1979年开始,介绍了席勒、威廉斯、霍尔等批判学者的理论,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批判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开始引起国人关注。1991年,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的翻译出版标志着媒介环境学派正式进入国内。随后,“媒介环境学译丛”中《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等著作相继出版,进一步打开了国内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

   1998年起,国内涌现出大量传播学经典译丛,描绘出一条学科建构的线路图,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华夏出版社的“现代传播译丛·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等。此外,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媒介与文明译丛”、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等。如此丰富而庞大的译介工作,主体上描绘了传播学科的理论知识图谱(14),也勾勒出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及研究范式。

   二、理论发展:基于七大传统的传播学理论

   传播学理论生成的土壤与根源,广泛存在于一系列学术传统之中。罗伯特·克雷格(Robert T.Craig)于1999年发表了一篇对传播学理论系统建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章,指出传播学的理论来自于七大传统,即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批判传统(15)。李特约翰在著名的《人类传播理论》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理论大厦,而其分类依据依然是这七大传统。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传播学理论的发展状况与研究脉络,七大传统无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框架。

   (一)修辞学传统:从语言修辞到视觉修辞

   修辞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是与传播较早发生关联的学术传统。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于1942年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相遇”在这一时期隐隐浮现。相对于西方修辞学的劝服传统,中国早期传播修辞学延续了本土修辞学的遣词造句传统,更多强调媒介文本表达的实用美学问题。1958年,《新闻战线》上刊发的业务讨论中就强调了修辞手法的运用(16),新闻语言表达的修辞问题成为新闻实务研究的重要议题。1963年张弓的著作《现代汉语修辞学》使用大量篇幅分析《人民日报》等报刊的文体特色和修辞语言。20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与修辞学交流日益密切,信息学、广播电视语言等均被纳入现代修辞学的考察范畴(17)。《新闻大学》先后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对新闻标题的修辞规范问题进行讨论(18)。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和修辞批评理论传入国内,修辞学成为媒介文本与现象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路径(19)。2000年以来,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20)。伴随着米歇尔的《图像理论》、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等理论著作被引入国内,视觉修辞方法成为中国本土视觉实践研究的重要方法(21),为视觉研究(visual studies)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二)符号学传统:传播意义生成的符号阐释

   符号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进入中国,由此催生了传播符号学的生成与发展(22)。1980年,李幼蒸发表的《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可以看作我国符号学与大众传播问题结合的起点(23)。20世纪90年代赵宪章等学者系统整理和发展了西方形式美学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问题研究(24)。1996年,陈力丹倡导应将符号学视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25)。赵毅衡指出:“在一个学科中,符号学是不言而喻的方法论,这个学科就是传媒学与传播研究”(26)。李彬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传播内容的本体内涵进行系统阐释(27)。隋岩以传播文本为主体研究对象,揭示了含指向、元语言机制、普遍化机制等符号学理论问题(28)。符号互动论可以视为传播现象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从个体意识到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无不依赖于这一理论路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符号学在回应日益复杂的传播机制问题时也面临着方法论的更新问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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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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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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