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韦伯、共产国际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发端——《儒教与道教》的革命旅程(1925—1929)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22-04-02 06:24:26

进入专题: 韦伯   共产国际   大革命  

李放春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问题展开的争论,揭示韦伯及其在《儒教与道教》中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学学说如何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进而,韦伯的中国社会学通过共产国际这一政治渠道曲折地传播到中国,不期然地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讨论产生影响。可以说,韦伯已成为当时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的一个“缺席在场”。这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一道久被遮蔽乃至完全被遗忘的思想暗流。

   【关键词】 韦伯,共产国际,大革命,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学术史

  

   1920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中国文明的重要研究成果——《儒教与道教》收入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出版。这部韦伯为之倾注无数心血的恢宏作品可以说是其比较“宗教”(文明)社会学研究的巅峰之作。同时,这位“伟大的外行”也给中国研究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而又充满争议的学术遗产。20世纪90年代初《儒教与道教》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后,对当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中似乎不见韦伯的踪影。当时,他的著述似乎完全没有引起中国学人的重视,既没有构成这场运动的理论资源,也没有成为讨论或者批判的对象。据何干之的总结,社会史论战有三大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中国奴隶社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完全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公式设定。②陶希圣是论战的主要发起者、参与者之一。1935年,他在为日本《经济往来》月刊写的一篇文章中梳理了大革命后的中国思想状况。陶希圣把1927—1931年这一时期称为“革命运动之客观的衰退”而“革命诸党派之主观旺盛的时代”。他指出,当时“主观旺盛的各党派之理论,多带有社会主义的左倾与历史的唯物论之倾向”,而“在中学与大学中,反对马克司的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教师,差不多即无立足之地”。③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韦伯这样一位资产阶级学者没能引起中国思想界的重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直到1936年,韦伯的课程讲义《社会经济史》才由曾留学德国的郑太朴译介到中国。社会学界一般将此视为韦伯思想东渐的起点——“马克斯·韦伯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中文世界里”。④

   事实上,早在1928年由国际学术书社推出的辛迈尔(Georg Simmel,今译齐美尔)所著《德国社会学史》一书中译本里就已出现韦伯的大名(旧译伟柏,刊印时误为“伟相”)。⑤不过,如本文所示,更为实质的则是韦伯的中国社会学(《儒教与道教》一文)在20年代晚期通过共产国际这条途径曲折地传到中国。本文尝试通过勾勒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内部关于韦伯、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争论,以揭示《儒教与道教》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学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之间隐性的关联。这是一条久被遮蔽然而切实存在的政治史、思想史与学术史线索。

  

   一、瓦尔加:援入韦伯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爆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激起了热烈的反响。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论争首先在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家之间展开。运动的迅猛发展,吸引着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并努力辨析中国革命的特点、性质与方向。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中文,但是他们有着良好的理论素养与分析能力,以及在欧洲革命中积累的丰富的政治经验。

   1925年12月,经济学家瓦尔加(Eugen Varga)发表《中国革命的经济问题》一文。⑦他在开篇盛赞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展现出的英雄气概与坚韧精神。紧接着,他便沿着列宁主义的领导权理论思想提出农民问题。瓦尔加指出:中国革命的未来,取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无产阶级只有赢得农民的支持,革命才能胜利。这一看法是对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纲领的具体响应。1925年4月初,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作关于农民问题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报告,呼吁各党要重视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的研究。大会通过的《农民问题提纲》引言中指出:“现在农民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意义越来越突出。共产主义运动越是成为国际运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景越是清晰,纷繁复杂的革命具体过程就越是看得清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农民以及所谓‘文明’国家的各个农民阶层在这一革命中必然起着最大的作用。”⑧因此,争取农民的斗争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心政策之一。

   瓦尔加是匈牙利犹太人,早年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他参加了1918—1919年匈牙利革命,并一度在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联合组成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中出任财政人民委员,后又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⑨革命失败后,瓦尔加流亡到苏联,并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很快,他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世界经济权威专家。瓦尔加对土地问题颇有研究。匈牙利革命前,他曾出版过研究匈牙利土地问题的小册子,并呼吁土地改革。⑩1922年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行动纲领》是由他领导土地委员会起草的,并受命在会上作关于纲领的说明。111924年6月,瓦尔加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报告。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进一步恶化,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将无可避免地发生重大的战斗。12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1925年初,瓦尔加主编了一部重要国家的农民运动状况资料集,并撰写了导言。13这部德文资料集虽然还不到200页,但将世界五大洲的重要国家(包括中国)纳入进来。看起来,这应是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拟定《农民问题提纲》作资料方面的准备。

   《中国革命的经济问题》一文则是瓦尔加在共产国际发布《农民问题提纲》后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成果。瓦尔加承认,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当前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的状况知之甚少。他抱怨道,即使是在中国人撰写的现代经济著作中,也鲜能找到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状况的具体可靠的数据。14饶是如此,由于形势的需要,瓦尔加还是尽其所能尝试对中国农村的整体状况做出估计。

   首先,考察中国的人口分布,发现主要集中在河流谷地与平原地带。瓦尔加指出,人口密度的差异与中国的农业模式有直接关系。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看法一样,他认为中国农业的成功主要仰赖于人工灌溉。因此,中国的农业模式体现为非常原始的耕种方式与高度发达的水利系统相结合。为了证明这一点,瓦尔加在文中大段引述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四川成都府灌溉系统的描述。正是在李希霍芬的描述的基础上,瓦尔加获得了关于中国土地状况的一般印象:在那些人工灌溉的区域,土壤肥沃,人口高度密集,而地权则极为分散。15随后,瓦尔加征引了一个具体数据作为支撑:一个五口之家可以仅靠15亩耕地过活。这个数据正是引自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16瓦尔加在脚注中特意向韦伯致敬,对《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韦伯的这部著作,尽管其书名有点异乎寻常,而且还常常把经济问题与宗教伦理问题搅缠在一起,但仍可算得上是一部对中国经济关系有精深研究的佳作。”17显然,瓦尔加对韦伯的经济史素养赞赏有加。

   接下来,瓦尔加就在《儒教与道教》提供的经验数据——他评论说,韦伯已尽可能搜集了欧洲各种语言的相关资料——基础上考察中国的土地关系问题。他指出,事实上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大土地所有制。当然,如果照中国人的看法——往往拥有10英亩以上的水田就算大地产了——则还是存在的,不过往往分散为许多小块土地租给佃户。而且,佃农与地主的关系常常被宗族关系所遮蔽(如佃耕族田)。农民除了向地主交租外,还要忍受地方总督的征税以及各种盘剥。瓦尔加进而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将可使农民免除田租,减轻税负,摆脱军阀的盘剥。此外,革命还将产生更为长期的后果:有效的水利管理,保护农民免受旱涝之灾;现代文明的输入,等等。

   随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一节中,瓦尔加进一步梳理了韦伯的分析理路。韦伯的中心问题是:为何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没能发展起来?毕竟,中国在欧洲资本主义发达之前很久就已进入商业资本主义阶段。虽然中国历史上屡见发达的商业资本与大型贸易,但工业资本主义却未能发生。据瓦尔加的总结,韦伯在分析中强调了三个原因:首先,缺乏足够强大的国家力量来驱使劳动者服务于资本家。中国的国家政权诞生自水政(供水、防洪、灌溉)需要,亦即出于和平的目的。这一点与欧洲情形非常不同。结果,形成了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独特的统治阶级类型——文人(士大夫)阶级。18就政权结构而言,中央皇权之下,地方基本处于非军事化状态。结果,中国未形成欧洲式的强制型集权国家。而在社会层面,氏族、宗族的力量大,保护族人免受外界(包括国家)的欺凌。这也使得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严苛的劳动纪律无法形成。其次,中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形成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氏族成员到城市务工,但仍保留在农村的土地权利。这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必需的无产阶级的生成。19第三,中国文化中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欠发达。因此,中国欠缺劳动分工的技术基础。工业生产基本维持在手工业阶段。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传统的小农家户经济受冲击严重,游民大量出现。学生群体无产阶级化,倾向革命。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无产阶级走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前台。最后,瓦尔加指出,未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能否胜利,将取决于中国农民选择与资产阶级联合还是与无产阶级联合。

   通观瓦尔加关于中国革命的分析,他大体遵循了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工农联盟思想。但是,他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前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则明显借重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研究。应该说,瓦尔加注意到韦伯关于中国的最新研究并非偶然。在他的智识与政治成长的时代,布达佩斯的知识生活深受德语著作的熏染。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常被人们视作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一支,并与韦伯、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作品结合起来。特别是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代表了历史学派将马克思结合进来的一种新综合——在匈牙利广受欢迎。20瓦尔加的知识结构是多元的。1921年,他受命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世界经济形势。瓦尔加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结合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但是,他的报告令列宁感到不快。报告中没有引述列宁,反而“加塞”进了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提出的工业区位理论。21在此次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中,瓦尔加又大篇幅引述了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的哥哥)提出的理论。22

   当然,瓦尔加首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韦伯学说的吸收并不是无所保留,而是高度选择性的。瓦尔加对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的经济史研究高度关注,而根本不屑于韦伯热衷讨论的宗教伦理。他接受了韦伯关于中国国家政权与治水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理论假说(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看法一脉相承),但完全拒绝采用韦伯提出的“家产官僚制”概念。瓦尔加对韦伯关于中国为何未能发展出本土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的梳理,侧重他所关心的“自由”劳动者、国家强制与劳动纪律等因素,而基本忽略了韦伯关于士人、官员利益群体及其“心态”的分析。在韦伯勾勒的中国文明图景中,基本看不到自身实现内在突破的可能。无论是正统的儒教还是异端的道教,都无法提供类似英美清教那样的“改造世界”的精神动力。这就更不是瓦尔加关注的问题了。他将韦伯关于“宗教”经济伦理的分析作为经济史分析的“干扰”因素而悉数摒弃了。

   饶是如此,瓦尔加这篇文章还是引致了尖锐的批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韦伯   共产国际   大革命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2419.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