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超越“美学”:知识生产与网络影评的“社会学想象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 次 更新时间:2019-07-21 23: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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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内容提要:不同于传统影评圈子化、学术化、专业化的“存在方式”,社交媒体与生俱来的技术逻辑决定了网络影评生产的社会化状态与趋势。如何把握网络影评的社会功能,即网络影评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范式。网络影评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元文本重构电影的释义体系,并且深刻地作用于一个时代的观念体系,根本上源于其面向社会“痛点”的知识生产,特别是具有普遍公共性基础的公共知识生产。网络影评只有超越传统的美学叙事框架,打通电影故事与现实故事的逻辑管道,赋予知识话语建构一种普遍的“社会学想象力”,才能在知识维度上真正开掘出一个理性讨论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而实现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影响”。

   关 键 词:网络影评  知识生产  知识社会学  互文性  公共性  社交媒体

  

   一、网络影评的两个学术维度:资本逻辑与社会逻辑

  

   任何电影必然携带着某种既定的话语形式——美学的、消费的、文化的、政治的意义体系,并尝试在话语维度上编织某种可能的传播效果,由此形成了我们考察电影实践的不同认识维度和批评方法。如同互动营销(interactive marketing)肯定了社会反馈在整个产品营销实践中的积极作用,①电影评论作为一种典型的话语形式以及受众反馈方式,深刻地作用于电影传播效果,与电影的口碑、票房、社会价值之间形成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关系。②相关研究发现,电影评论不仅影响着一部电影的市场表现,同时也影响着电影工业的决策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话语形式影响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③

   探讨电影评论与电影票房之间的关系和数据模型,成为电影评论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领域。④相关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人际影评(word-of-mouth)、专业影评(professional movie reviews)、网络影评(online movie reviews)都以不同的方式成就了电影的票房神话,成为推动电影工业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就人际影评而言,亚瑟·德-瓦尼(Arthur De Vany)和大卫·沃尔斯(W.David Walls)的研究发现,市场逻辑决定了电影首周末的票房,而人际之间的口碑传播则是影响一部电影长远效益(long-term success)的首要决定因素。⑤其次,就专业影评而言,它必然会影响到电影,但对于不同的电影类型,其影响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有学者基于荷兰电影的实证数据研究发现:专业影评对于艺术电影而言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效应(influence effect),其结果就是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和观影行为,但专业影评在主流商业电影那里仅仅发挥着预测效应(predictor effect),即专业影评并不会直接影响人们走进电影院,但却可以作为一个相关因素成为电影票房的重要预测指标⑥;最后,就网络影评而言,伊洛纳·德-勇(Ilona K.De Jong)和克里斯蒂安·伯格斯(Christian Burgers)通过对电影《蜘蛛侠》的个案研究发现,“在非线性扩散模型(nonlinear diffusion model)语境中,网络影评的数量(volume)、效价(valence)和扩散程度(dispersion)都和未来的票房数据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⑦

   网络影评是一种高度媒介化的电影评论形式,即一种基于互联网思维和逻辑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电影评论。尽管说专业影评和网络影评都是影响电影票房的重要因素,但二者对应的是不同的话语生产方式和舆论动员结构,最终体现为不同的影响效果。⑧如同《纸牌屋》的成功宣告了网络影评是如何在大数据维度上拓展了电影生产的想象力,⑨网络影评已经成为整个电影生产体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话语形式和符号实践。目前,已有文献关注网络影评生产的资本逻辑:一是作为营销策略的网络影评,强调网络影评如何上升为一种营销手段并影响人们的观影行为;二是作为预测指标的网络影评,强调网络影评与电影票房之间的数理关系,即网络影评本身的立场和态度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电影的市场表现。⑩

   作为整个电影实践中非常重要的话语形式,网络影评极大地拓展了电影本身的传播效果。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网络影评在电影工业体系中的资本逻辑,而本文则尝试思考网络影评的社会功能,即在传播学维度上考察网络影评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本文更多地关注网络影评的社会意义,主要强调电影在公共议题建构层面的传播政治功能。电影是否具有影响社会的政治功能,电影史上那些经典的电影实践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韩国电影《熔炉》关注历史上发生在光州一所聋哑学校的儿童性侵事件,但影片并非停留在泛泛的社会批评层面,而是直击韩国司法体系的诸多漏洞。影片对现实疼痛的深刻揭露与批判,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公共舆论,由此向整个国家抛出了一个拷问司法正义的沉重命题——谁来捍卫未成年人,特别是残障孩子的生命尊严?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韩国政府重新启动当年的“仁和学校性侵事件”调查,同时陆续修订并通过了一系列儿童权益保护法案,如《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名“熔炉法案”)、《社会福祉法事业法修订案》等。正是源于电影在社会司法层面的深刻影响,《熔炉》被誉为“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而类似于这样的“改变国家的电影”,韩国电影人给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辩护人》《素媛》《追击者》《杀人回忆》《恐怖直播》《出租车司机》《梨泰院杀人事件》……

   实际上,电影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一方面是因为题材本身触及到了具体的“现实痛点”,另一方面则离不开网络影评在社会公共议题建构上的话语影响。正是在网络影评的话语生产实践中,电影的社会维度不仅被发现了,而且被极大地激活了。电影从纯粹的资本或艺术命题上升为一个社会公共议题,意味着电影的社会学内涵被发现了,其结果就是电影的资本逻辑开始让位于社会逻辑。《熔炉》《辩护人》《出租车司机》等韩国电影“改变国家”的舆论背后,站立的是一篇篇石破天惊的电影评论——NO CUT新闻社的《从5.18事件到“熔炉法”,那些改变世界的电影》、NEWS1新闻社的《是什么呼吁了一千万人,是差点成为独立电影的〈辩护人〉》、SBS新闻社《从20代到60代,撼动了千万人的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力量》……转型时期的中国问题为电影的艺术生命和文化坚守提供了永不枯竭的选题资源,我们有理由在被消费主义笼罩的资本实践中重新寻找和思考电影的社会意义。

   中国电影能够触及什么“现实痛点”,提出何种性质的“现实之问”,实现多大程度的“现实动员”,《失孤》《盲山》《亲爱的》《嘉年华》《二十二》《钢的琴》《三峡好人》《我不是药神》等电影都在努力探索一种聚焦现实疼痛的“中国故事”。这其中,《我不是药神》则在艺术维度上拓展一个可能的现实话语空间,让人们看到了弥足珍贵的“另一种现实”。从《人民日报》发出“很久没有这么经典的中国电影了”的肯定,到李克强总理对抗癌药物保供政策的直接批示,《我不是药神》重新赋予了电影与社会、艺术与现实之间一种可能存在的诠释逻辑和对话结构。2018年,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上映,引发了人们对于现实医疗问题的深刻追问。在中国电影评论史上,电影与评论之间实现了一次近乎完美的对接:有关《我不是药神》的网络评论瞬间刷屏,阅读量“10万+”的文章达到二百多篇。如果说大量的网络影评还是停留在情感渲染层面的生命之叹,那诸如《〈我不是药神〉:尊严及启蒙》《当生路在药价前浮沉,谁是药神?》《〈我不是药神〉很感人,但批判的矛头却指错方向了》《〈我不是药神〉:为什么说救了全人类的药企,才是真药神》《是现实,还是煽情?医药界“反击”〈我不是药神〉》《〈我不是药神〉中的药企并没有错,错在这个时代》《〈我不是药神〉:为制药公司叫屈的人们,别忘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等网络影评则呈现出传统影评和新闻评论之间的一种“杂糅”形态,而且极大地开掘了影评话语的“新闻价值”,从而实现了电影在社会维度上的公共议题建构及其深层的现实再造功能。

   如何理解网络影评的话语形式?按照约翰·R·扎勒的观点,讯息主要包括两种基本的类型:说服性讯息(persuasive messages)和线索性讯息(cueing messages)。不同于线索性信息旨在对事实和背景的描述,说服性信息“是采取某个立场或观点而提供原因的论说或形象”,因而具有明确的修辞指向。(11)网络影评必然体现为一种有关描述、情感、态度、观点于一体的信息复合体。为了更加清晰地接近和把握网络影评的社会影响,本文将网络影评视为整个电影实践中的一种话语形式和实践环节,尝试打开网络影评的“社会学想象力”,从而在社会逻辑而非资本逻辑层面寻找电影的社会意义——网络影评是否可以围绕既定的社会问题而建构某种可能的知识话语,并“通过话语的方式”影响社会?

  

   二、知识社会学与网络影评研究范式

  

   “社会影响”涉及网络影评的传播效果问题,其含义相对比较宽泛。只有明确电影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维度和作用方式,才能真正把握网络影评的社会学意义。《熔炉》《素媛》《辩护人》《出租车司机》等韩国电影之所以被称为“改变国家的电影”,根本上是因为其在社会观念层面的深层影响,即电影打开了一个理性认知的话语通道,从而建构了人们把握现实矛盾的新的认识观念。简言之,这些电影的话语主题并非局限在幽闭的电影院空间,而是延伸到现实世界的日常生存领域,并且在社会观念而非其他认识层面重构了人们把握现实的话语方式。基于此,从社会观念的话语维度来把握一部电影的社会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作用方式及其互动结构。

   不难发现,一部电影能否回应一个时代的现实议题,能否建构某种启蒙性的认识话语,特别是能否在社会观念层面“有所作为”,直接决定了电影的社会影响及其效果。观念(idea)植根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表达,同时又深刻地作用于日常生活。在文本与社会之间,如何把握二者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路径给出了两种常见的分析范式:一是文化唯物主义,二是知识社会学。两种分析范式的差别在于我们对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观念既是一种文化形式,也是一种知识形态。作为文化形式的观念指向经验的意识形态,尤其体现为人类的共同经验,而共同经验则是文化唯物主义对待文化的核心对象(12);作为知识的观念往往和一个时代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而群体意识恰恰是知识社会学的关注对象。(13)

   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视为人类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的集合,(14)认为文本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因而关注文化实践的权力构造及其各种“政治化形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从他擅长的文学批评研究发现,文化文本并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地生产“意义”,这些意义构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特别关注的观念形态。(15)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关于知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的一种经验理论”,(16)它将观念视为所有知识材料中的一种话语形态,旨在考察既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力量(sociological forces)是如何作为一种决定因素介入到知识的生产与积累过程中。(17)换言之,知识社会学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范式,只不过从经济决定论转向了历史-社会决定论,即任何思想或知识都受到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强调在历史-社会语境下揭示知识的生产原理及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相对于文化唯物主义非常明确的批判取向,知识社会学则不仅意味着一种经验取向的认识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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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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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电影》 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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