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希腊以城邦公共性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利己主义批判和未来公共社会的展望表现出了浓厚的古希腊公共精神。古希腊坚持共同体优先于个人的价值原则，强调基于商谈、民主、分享和相互帮助的伦理共识，这使马克思反观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利己主义违背了人的自由和公共本质。以使用价值和基本需要为导向的古典家庭经济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异于交换经济的公共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受人类的联合支配，并服务于经济之外的目标。古典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主题都是理性共同体的建构与人性的实现，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二者又表现出根本的异质性。

　　 关键词：马克思；共同体；公共性；家庭经济；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在古希腊艺术、神话、哲学、历史和政治学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理论兴趣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尤其是《资本论》创作的过程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是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比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原创性比较，而这只有在对亚里士多德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通过援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观点“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来批判资本主义时代孤立的个人观念；同样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援引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的理解，强调把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反对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和把交换价值独立化的经济形态，并认为这是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援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货币等价物和价值形式理论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思想的批判；在第二章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关系的思想；在第四章详细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对仅限于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经济形态的理解，以及这种经济与无限度地追求货币增长的“赚钱术”或“商业”的区分；在第十二章中又援引了柏拉图的使用价值观点以及共同体内部分工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三章，马克思还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对经济与政治的区分。可见，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理论参照。马克思对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吸收与发展是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点。

　　 以公共性思想为坐标，讨论古典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本文的核心。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思想为马克思构建个人与共同体和谐的人类存在形态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私人利己主义和社会分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正如麦卡锡认为的那样，古人和谐的理想图景为马克思提供了思想源泉，启发了他对未来的想象，这一点已融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摧毁个体自由实现之可能性的批判中，古希腊人的城邦公共性理想与和谐的人类学图景占据着理智和情感的中心。阿伦特也曾指出：“马克思预言，在一种‘社会化的人类’条件下，‘国家会消亡’，劳动的生产力将如此巨大，以至于劳动将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消除，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获得几乎无限的闲暇时间。这些表述除了是预言之外，当然还包含着马克思关于最好社会形式的理想。就此而言，与其说它们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如说它们再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经验模式的、雅典城市国家的政治社会状况。”当然，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分析存在着重大误解，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她分析时的开阔视野，这种视野来自她坚持在古希腊所开创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理解马克思。可以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得到了古希腊城邦公共性思想的滋养，但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作为现代社会的思想家又与古典政治哲学表现出根本的异质性。

　　 一、古希腊城邦公共性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人社会的诊断

　　 根据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古希腊存在着三种基本活动：技术活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技术活动以获得生活资料维持城邦和个人的物质性需要为目的；理论活动以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为追求对象，通过沉思来把握宇宙中恒定的“一”；实践活动有别于前两者，伦理和政治构成其核心内容，是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以伦理和政治为核心的实践活动不像理论活动那样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也不像技术活动那样具有工具性和计算性，它关注的是古希腊城邦公民的伦理行为和政治行为。伦理和政治都以城邦公共生活为对象，它们的目标是过一种德性的生活，而德性生活就在于效忠和服务于城邦，以城邦为中心，实现个人与城邦的有机统一。古典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创造一种智慧的方式以实现城邦自由的共同生活，协调城邦内部的分工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和城邦的关系，使所有人在城邦中各安其命、各负其责，在服务城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马克思指出，在柏拉图那里，“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４。可见，古典政治哲学通过分工实现的公共生活具有严密的等级性。但是，以建构共同体和过一种公共生活为宗旨的古典政治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哲学也具有鲜明的公共性意蕴，他的理论指归同样也是创造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并在这种共同体中实现其所有成员的自由个性。在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和思想旨趣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呈现出“家族相似”的特征，那就是如何创造一种真正的生活共同体，使生活于其中的全部共同体成员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

　　 在古希腊，个人只有依附于城邦才能生存，也只有在所隶属的城邦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价值和尊严。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以城邦生活为开端，考察人性也必须植根于其所处的城邦。严格地说，城邦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个人，个人以城邦公民的形态存在。城邦的等级划分和制度设计与人的天性内在一致，有利于城邦公民和平共处，因而符合自然正义法则。在古希腊，城邦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优先于个人，离开城邦，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都没有根基。因此，个人德性和价值的实现就在于完全献身于城邦和公共利益，它要求人们除了城邦之外不再拥有任何东西。古希腊坚持城邦共同体优先于个人的价值原则，每一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的决议和安排。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所具有的公共精神并不是自我意识成熟之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是以共同体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个人所信奉的价值准则必然是共同体极力维护和推行的带有普遍强制性的价值准则。然而，熟知古典思想的马克思从中看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参照系。与古希腊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公共性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私人社会，是一个人与人分裂的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经济活动：一种是为生活提供必需品的经济活动，即“经济”，它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以城邦公民的实际需要为前提，因而是有限度的；一种是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即“货殖”，这类活动是违反自然和人的本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活动即是这类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它符合亚里士多德对唯利是图和货币财富没有止境的观念的界定。“其一便是专以聚敛财富（金钱）为能事，另一却为生活而从事于觅取有限的物资。”亚里士多德高度赞扬了第二种经济活动，认为这种谋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是自然的和必需的，它以实现人的德性生活为前提，并不以无限度地占有财富为宗旨，而是为了占有必要数量的生活所需的使用价值。对于第一种经济活动的利己主义特征以及它对共同体的破坏作用，亚里士多德有充分的警醒：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德性的生活，把人生的目的看作无止境地增加货币，他们认为人生的快乐在于物质的快乐，因而把自己的一切才能投身于赚钱的事业。亚里士多德举例，军事技术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医疗技术是为了使人健康，其本来目的都不是赚钱，但是这类经济观念却使医疗和军事成为致富的手段。这就使灵魂屈从于身体，理性屈从于欲望，颠倒了经济与伦理政治的关系，因而使以德性为目标的公共性趋于瓦解，以功利性为目标的私人性日渐兴起。

　　 亚里士多德试图发展出一种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它有利于实现正义共同体和使人们过一种共同生活。经济活动并不具有自足性，它是维持城邦共同体的一个必要部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实现公民德性和保证城邦政体优良这一伦理目标为前提，因而经济从属于政治和伦理。在马克思看来，亚里士多德通过“经济”与“货殖”的对比，论证了“经济”在物质生产上的有限性和“货殖”在利润创造上的无限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亚里士多德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可见，“经济”的目的是获得一种使用价值以满足家庭或国家的生活需要，进而为实现城邦公共善奠定基础。马克思紧接着又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货殖”的相关分析：“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富有。”在关于亚里士多德“货殖”思想的长篇引文之后，马克思接着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增殖的自私自利的本性，资本的目的绝不是亚里士多德“经济”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是“货殖”意义上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而这是违反自然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高度私人性的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它把亚里士多德的“货殖”看作占据支配地位的活动形式，取代使用价值，将交换价值从手段提升为目的，并以此为根基建立自身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但是这种经济制度违背了它的原初意图：培育德性生活和维持人类共同体。

　　 如果说只有以德性、分享、相互帮助为中心的伦理准则和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形态才能维持共同体的存续，那么以私人利益无限度增长为目的的资本制度必然破坏人类的团结和统一，使整个社会缺乏统一起来的伦理共识，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将还原为金钱关系。活跃在资本主义社会舞台上的是私人的利益和需要，个人不仅把他人视为工具，也把共同体视为工具，个人与共同体发生了分离，共同体不再作为社会统一起来的纽带和个人行为的根据，因而社会生活必然陷入分裂和瓦解。“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古希腊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公共性思想为马克思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滋养，或者说古典的公共精神使马克思反观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性违背了人的自由本质，也使马克思意识到人除了具有利己主义的特征，还具有公共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的目的已经严重背离了古典政治哲学对生产和劳动的界定，这种界定强调的是共同体的需要、分享以及公民德性的实现。亚里士多德“试图发展一种‘经济体系’，它有利于正义、友谊和可持续的、具有人情味的共同体的实现。他对这样一个共同体的要求事实上相当于对一种正义的经济关系的定义，资本主义社会违背了这种经济关系，这正是它不正义及最终自我灭亡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古典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经济从伦理和政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足性的力量，成为不受限制的绝对存在，这种力量却作为异己的存在控制人自身，而在古典时代这种力量却是由人控制的。在古典思想家关于城邦公共精神和共同生活思想的参照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和分裂特征更加清晰地呈现在马克思的脑海中。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由缺失了精神关联的孤立的个人构成的非人性的世界，与古典城邦时代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缺乏有机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表现为原子式的利己个人构成的集合。“个人的存在是最终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只是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私人的生活与政治的、公共的生活是相互分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