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公共性与早期文本的作者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 次 更新时间:2022-05-31 09: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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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委  

   内容提要:“作者”是古代文学研究赖以建基的重要概念之一,文本的权属和个体性是其核心义素。其单一性特点与早期文献复杂的成书状况存在矛盾。在中国早期文本的解释体系中,文本的公共性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个体性的作者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首先,作者是传统文道关系的中介,古人往往穿过作者而建立文和道的直接联系,作者在其中好像是透明的;其次,古典解释传统更偏重于文本的功能,并因此有了“情境取义”的解释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作者也是近乎透明的存在。文学史研究导源于18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思潮,与欧洲文化变革有密切关系,其方法更适用于国别文学史,而非古典文本研究。

  

   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汉学家,在从事中国文学或思想研究、阅读古代文献时,都会提出“作者为什么会这么想”“作者想表达什么”或“作者受到了谁的影响”之类的问题。这些思考的起点是文本背后的“那个人”,问题也往往围绕着作者的言与思展开。人与文的关系既是缘起,也是中心和目的,文成了人的私有物和工具。通过文来接近个体的人,是文学或思想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在古代的写作中,个体性的表达是不是文本写作的主要的动因,写作者和文本之间的权属关系是否明显,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篇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进行思考: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①

   此篇属通论性质,并未限定时代,所据经典,则大多出于先秦两汉。今天来看,这实在是一篇了不起的文字②。章学诚在这一篇长论中,从社会性或功能性的角度,对古代著作的“言为公”性质做了详尽的讨论,启发我们应重新认识古代著作,特别是先秦两汉时代写作的目的和功能。20世纪以后,我国学术界慢慢接受了西方的文学研究范式,这一潜移默化的进程在20年代差不多就完成了。我们今天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传统的作者观念来理解古典作品,往往会造成郢书燕说的问题。本文将沿着章学诚提出的“言公”路径,对此做一讨论。

  

  

   一、“作者”与“作者群”

  

  

   以“作者-作品”这一对共生概念为基础研究文学,几乎是一百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最为基本的路数。没有作者的帮助,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作品,很难设想不通过司马迁去解释《史记》,不考虑杜甫而去理解《秋兴八首》,没有曹雪芹的帮助去读懂《红楼梦》。在阅读文本之前,我们往往需要预设文本中有一个说话者,即作者(author),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提观念。然而,“作者”其实是一个与西方学术传统关系更近的概念,是西方一整套文学研究概念工具中的一个,并与文本、作品、著作权等概念相关联。艾布拉姆斯、哈珀姆《文学术语词典》(第10版)收录了这一词条,指出:“普通文学话语中的作者概念可作如下概括:作者是那些凭借自己的才学和想象力,以自身阅历和他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特有的阅读经验为素材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人。作品本身与例示其存在的书写或印刷文本不同,它的所有权仍属作者本人作为创始人所有,即使作者把文本的出版权转让给他人并由此从中获利。”③这个普通意义上的“作者”概念有两个核心要素:个体性和所有权。这也正是我们无意识中秉持的作品分析前提。这种将文本视作个人私有之物的观念,在希腊文化中特别明显,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雅典④。对作者声誉的重视,也很早就在希腊、罗马出现了。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反复提到诗人的荣誉和令名,如他说:“这就是古代(诗人)的智慧,(他们教导人们)划分公私,划分敬渎,禁止淫乱,制定夫妇礼法,建立邦国,铭法于木,因此诗人和诗歌都被人看作是神圣的,享受荣誉和令名。”⑤在贺拉斯的叙述里,诗人是教导人们伦理、道德和礼法的主体,因此他们被世人尊敬并享有令名。关于诗歌的功能,《毛诗序》的看法与贺拉斯接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⑥但是,诗歌虽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将其用于教化的却是先王,而非诗人。作为个体的诗人在《毛诗序》里是一个间接的存在,诗人的声音被统合公约为“治世之音”“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整体取代了个体。贺拉斯《诗艺》是从诗人的价值和意义来认识诗歌的,而《毛诗序》的立足点则是王治,个体诗人的名声因此而不被重视。在西汉之前,除了屈原,我们甚至不知道周秦时代还有哪些有名的诗人。

   大多数周秦汉时代著作都有较长的成书过程。余嘉锡《古书通例》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余氏所论已经被出土文献所佐证,精当无疑。现在,先秦古书多有后人附益,是渐次汇纂而成的论断,已成为文史研究的常识。但秦汉古书也多保存了大量先秦文献,如《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淮南子》《史记》等。这一点多被忽视。故综合而言,西汉以前的古书大多数都有较长的材料时限,这些著作实际上存在一个跨越不同年代的作者群。

   不论从早期中国的作者观念还是从书籍文献成书的特点而言,以个体性和著作权为主要特征的作者概念,在早期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都值得怀疑。观念上,西汉以前的文化中并不重视个体性的表达,我们如何能用一个以个体性为核心要素的概念工具去分析那时的文献呢?同时,早期文献的成书过程告诉我们,大多数文献的作者群与单一性作者是明显存在矛盾的,但我们的研究却离不开那个单一的作者。《老子》与老子、《墨子》与墨子、《孟子》与孟子基本上还是被默认等值的著作与作者。即便很多学者有明确的古书年代意识,并将“孟子”这个词看作《孟子》这部书中的那个思想者,而非历史中真实的孟子,但他们还是需要书里那个孟子。早期中国文学和思想研究中,作者事实上已经被本质化,预设为文本固有的要素之一。

   如果没有预先默认文本存在一个作者,文学和思想研究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作者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思想研究的一个内置概念工具,是不假思索就自然而然使用的。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分析工具,而是分析本身。因为若无预设的作者,文本的解释或鉴赏也就无从谈起。“作者”这一概念工具对于中古以后的文学研究来说,有效性无须怀疑。然而,如果我们以晚期的写作形态来假定历来的文本都在遵循同一种生成模式,则显得有些武断。那么,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代以前,写作者在文本文化系统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文本接受过程中,是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呢?

  

  

   二、作为“文”“道”中介的作者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论及至战国而著述兴起,对我们理解那时写作者的位置颇有助益: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⑦

   在章氏看来,私人著述的出现是在战国时代。战国以前,文字乃王者治天下的工具,著述并非为己而作。这是从著作的功能角度引出的书籍史观察。检之《汉书·艺文志》(下文简称《汉志》),可以发现书籍文献的大量出现确实是在战国。战国之前,个体写作者在书籍文献的撰写和流传中,非常罕见。如上文所述,《毛诗序》言及诗的出现与流传,并未提及个体诗人,而是将之群体化,并归之于政教。相较于写作者,《毛诗序》甚至更强调诗篇的编纂,即所谓“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根据《毛诗正义》的疏解,哀伤人伦、吟咏性情的是诗人,但明晓得失、选取诗之善者付诸乐官的,则是国史⑧。诗的价值和意义是由编者决定的。本质上,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文学观念。

   这样的观念直至汉代,依然具有主导性。《汉志》中的《诗赋略》在总论诗赋类文献时,对诗歌产生与意义的论述,逻辑与《毛诗序》一脉相承,都采用由内而外的情动于中、风化于外的模式。诗赋的发生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有价值、有意义的诗赋却是要有“风谕之义”,即个体表达一定要有普遍的意义或代表性才是有价值的。在此基础上,诗赋还“可以观风俗,知薄厚”⑨,这也是在突出编者的重要性。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还提出一个特别的看法。他认为,所谓战国诸子伪托黄帝、神农,实非伪托,而是将著作变成了传声筒,载录相传已久的口头古说: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⑩

   这一论断虽然颇可商榷,但他将早期著作当成古说载体的看法却很有洞察力。上文已经提及,《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这类著作存录古文献的比例都不低。在这样的著作类型中,作者很多时候更像编者,其著述的目的之一,就是保存有价值的古文献并传递其中的价值。

   《诗》《书》的编纂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重要的著述。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1),编纂《诗》《书》,传习《礼》《乐》,就是孔子所谓的“述”。也可以说六艺以述古为归。“述”在实践层面,实即编纂。在先秦两汉时代,编纂的重要性及意义甚至高于创作,作者在这样的文本文化系统中很难居于重要的位置。

   《汉志·诸子略》“诸子出于王官”说就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刘歆、班固将诸子看成是周王官在战国时代的衍变,认为诸子书是王官之道的载体,也是“述”。在他们眼中,诸子的意义并不在于思想的创制,而在于传承王道。

   这一思路也被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篇所采纳。他认为文的功能在于明道,若文中之道已明于天下,作者的写作目的(志)就已然达到,那么,文中的言论就不必一定为我所私有。因此作者成为了道的搬运工。这也是对传统“文以载道”观念的继承和发展(12)。此一观念的经典论述,当然是《文心雕龙·原道》篇。其篇首曰: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13)

   这段文字很容易被视为套话式的陈词。正因如此,其阐明文章本体特征的理论尚未被深究,从而致使其中的关键思考路径——穿过作者,直接建立“道”和“文”之间的双向交流——很容易被忽略。我们如果仔细分析这段文字,会发现文中并没有突出作者。其大意是:文章虽属圣人创制,“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但它不是人的自我表达,而是“原道心以敷章”,是道的载体。文章与道之间,借助圣人的力量而建立联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人成为道和文之间的中介,人虽然创造了文,但道的呈现却是通过文来实现的。在这一论述中,“作者”在文和道之间几乎是透明的。

   在以载道为指归的文本中,作者的自我表达就会让位于道的呈现,因此这类文本从今天的角度看,往往缺少文学性。所以古人重视的诗文,和我们今天推重的诗文,并不一致。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在《中国文学研究法》中特别列出两条,可见古人所重:

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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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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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2021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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