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计划经济时代影响中共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1 次 更新时间:2021-08-19 10:09:34

进入专题: 计划经济   经济决策   赶超意识   战略安全  

萧冬连  

   摘要:

   执政党的经济思想不是纯粹理论形态的存在,而是与经济决策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时代,至少有四个因素影响着中共的经济决策及其演变: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目标追求,二是赶超意识和赶超型工业化模式,三是外部环境及其变化,四是经济决策中的战略安全因素。理解中共的经济决策不能离开对具体历史情景的考察,有些决策从经济学逻辑看似乎不合理,从历史角度看却有其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所有决策都合理化,而是要有后见之明的反思,从历史中吸取智慧。

   关键词:计划经济;经济决策;赶超意识;战略安全;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与一般意义上经济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执政党的经济思想不是纯粹理论形态的存在,而是与经济决策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称为“行动中的经济思想”。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模式的建构和改革,二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及发展战略的确立和转变。

   理解党的经济决策和实践,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不应只从抽象经济学原则出发来作评判,而应把它放回具体历史情景中考察,了解当时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和挑战,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以及为什么作出如此抉择。一旦进入决策和实践层面,决策者将受到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制约。任何重大经济决策首先是政治决策,政府经济行为并不总是取决于经济学原则,譬如效率原则。

   其次,重大经济决策需要在多重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选择一个优先目标,就必然要在其他方面有所舍弃,因此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都会有成本和代价。譬如1953年毛泽东提出“小仁政”与“大仁政”的问题,选择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就只能“勒紧裤带搞建设”,抑制当前消费,特别是农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再次,回顾党的经济决策和实践的历史,目的是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因此,不应排斥后见之明的反思。毕竟,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取决于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对因应之策的选择,既然是基于主观判断和选择,就有可能正确,也可能发生错误。无论决策正确与否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不能把所有决策都合理化。历史有偶然性和多种可能性,应当避免滥用“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至少有意识形态、赶超意识、外部环境、战略安全这四个因素影响着中共的经济决策及其演变。

   一、经济决策中的社会主义目标

   所谓意识形态因素,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目标追求。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学者谈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大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但中国社会主义所走的具体路径并不完全是主观选择的结果。研究历史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未必有后人认定的那么大的作用,客观条件像无形的手,会左右历史进程。1我认同这个观点。历史不会完全按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演进,想的是这样,结果却是那样,这种情况是常事。改革有它不可控的方面,任何一个看似完美的理论模型都无法穷尽复杂的历史变量。我认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2。

   新中国历史还有另一面,就是鲜明的意识形态方向感。中共的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牵引着中共的政策方向。毛泽东时代尤其如此,如果都是被客观形势牵着鼻子走,就不可能有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化三改”,不可能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不可能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1953年毛泽东为什么会放弃他亲自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方案,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与1953年开始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国家工业化有直接关系。从逻辑上说,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工业化,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满足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优先领域即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达到,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当年苏联强制推进全盘农业集体化,是赶超型工业化的制度性安排。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牵引。相对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新民主主义只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鉴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新情况,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停留太久可能不利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了新的分化,农民和农村干部普遍想个人发家致富,不想搞合作化。资本家贿赂干部的现象时有发生,强化了中共领导层对党员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毛泽东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了底气。不只是毛泽东,还在工业化建设启动之前,党内就不断出现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绪。周恩来在1950年时说,党内许多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3。这里的关键在于,新民主主义政策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然而,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深入人心的口号。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而“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4。

   1958年为什么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是基于一种强烈的赶超意识,但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能从意识形态层面作出解释,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1958年,不只是毛泽东,上上下下都在谈论共产主义。刘少奇对各地出现的公共食堂、供给制、托儿所、幸福院、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半工半读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热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雏形5。当时有一句热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8月中下旬北戴河决议宣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6人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把产权搞乱了,跌进了一个乌托邦陷阱,造成极大的混乱7。对此,邓小平在80年代反思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8

   其实,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一直有内在的改革要求。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到中国以后,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思考:我们能不能走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所谓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就是比苏联付出的代价小一点,走得更稳、更快一点的发展道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中共领导层计划对中国经济体制作一些改革。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中央向地方适当分权,下放权力,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通过最大限度地动员民力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还有一些人更进一步,如陈云在中共八大前后提出“大计划,小自由”:主要是公有制和计划市场,但也应该允许少量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的存在作为补充。这实际上是一个改良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后来因为“大跃进”运动,这种经济体制的改革尝试没有进行下去。在“大跃进”运动中,完全取缔了市场,权力下放到各省市,计划也失去权威性,基本上是一种行政命令性的经济,这就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所以,1961年、1962年调整经济的措施就是修复计划体制,把下放给地方的权力收回来。权力集中又重复统得过死的问题,到了70年代,又有一次权力下放的改革,但是始终没有跳出行政性分权的框框,呈现一种循环的状态:要么是中央集权,要么是地方分权;要么是“条条”管,要么是“块块”管。

   为什么跳不出这个圈圈?症结在于: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严格限定了尝试改革的边界。譬如上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边界。当时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据统计,各地有20%至30%的生产队存在不同形式的单干现象,比较多的有广西、广东、甘肃、湖南、陕西、安徽等省区。到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负责人转向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在中央常委中,陈云、刘少奇、邓小平也赞成,尽管他们更多是出于度过饥荒的权宜考虑。毛泽东亲自组织了农村政策的调整,制定“农业六十条”,取消供给制,取消公共食堂,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退到大队,从大队退到生产队,并给农民搞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小自由”。然而,毛泽东的底线就是退到生产队,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道路。他担心包产到户冲决集体化的防堤,尤其担心中共高层有这么多人支持包产到户,恐怕他们已经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动摇,于是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批判“单干风”,强行纠正了包产到户。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强行干预,包产到户早在1962年就可能发展到全国农村。

   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三大原则: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一公有制;以国家集中计划取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实行按劳分配,反对雇工经营和剩余价值剥削。这三条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一般认为这来源于斯大林模式,其实它是从马克思那里演化过来的9,所以有人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这些观念是很难突破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制约着中国改革。也许改革者最初也没有完全预想到,改革的推进必然触碰和冲击上述基本信条。改革与争论如影随形,改革越深化,争论越激烈,直到1992年才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前后历时14年。这个目标模式的确立,反映出中共在关于社会主义观念上实现了重大变革。如果把邓小平60年代中期主持起草的“九评”的思想与他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刻反思。1985年8月28日,他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0邓小平反复强调一个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常识,在很多情况下,常识比理想更可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11所谓伟大觉醒,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有了重新认识。所谓伟大革命,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离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已经很远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经典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使中共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宗旨真正得以实现。

   二、经济决策中的赶超意识

   影响中共领导人经济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强烈的赶超意识,由此形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模式。

   对于赶超战略有许多批评,最系统的是林毅夫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批评。他指出,战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都没有成功,中国也不例外,推行赶超战略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反,那些比较成功的经济体实行的都是比较优势战略,发展本国资源禀赋有优势的产业。12这种批评在逻辑上是十分清晰的,但还应当作具体的历史分析,有些决策从逻辑上看似乎不合理,从历史上看却有其合理性。

从客观上看,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是世界近代史的普遍现象,只是有的国家成功了,多数国家并不成功。从主观上看,落后国家政治文化精英强烈的赶超意识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当年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对于急于追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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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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