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中国农村改革是如何率先突破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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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  

   内容提要:中国农村改革并不是预先选择的突破口,也没有事先设计的改革蓝图。农村改革是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互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农村改革对增产的显著效果为自己开辟着道路,既给农民带来收益,又丰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时满足了政府足额收购的要求。因此,从意识形态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不足以阻止改革的进程。而80年代前期农业超常规增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随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具有全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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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几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业方面,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是加快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①。这两件事的成功,使中国改革在国有部门受阻时,却在非国有部门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突破,由此形成了被称为“体制外先行”的基本路径。然而,从历史过程看,农业改革并不是预先选择的突破口,它是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农民实践对政策的突破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农业改革最能体现中国改革的渐进式特征。而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业超常规增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随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具有全局性意义。

  

   一、包产到户在大争论中兴起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新政,基本属于调整的范畴,并没有把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提上日程。它把政策底线划在维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上,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然而,政治环境变了。农村新政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又使农民获得了利益刺激。随着为地富摘帽,右派改正回城,农业学大寨运动销声匿迹,这些信号明白地告诉农民:阶级斗争的时代确实过去,政治上的“紧箍咒”松动了。虽然农民选择包产到户还心有余悸,但实际承受的压力远不如从前。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农民敢于不断突破政策底线。

   包产到组是对旧体制的第一波冲击。1979年春耕之前,全国有多少社队实行了包产到组,没有准确的统计。有的省估计有50%,有的省估计有20%。还有一些地方搞了包干到组,如安徽凤阳县湖马公社的10个生产队搞了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保留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而包干到组取消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更带有“分队”色彩,“三级所有”实质上变成了“四级所有”,因而引起的争议更大。县委书记陈庭元得到地委书法王郁昭的支持和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在凤阳县全面推行包干到组。197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凤阳就有2556个生产队分成了9074个小组,实行包干到组,还有202个单干户②。这个县的小岗村农民秘密搞起来了包干到户。由于集体秘密按手印的传奇色彩,小岗村后来成了农村改革的明星,不过当时并没有暴露。

   少数贫困县开始搞了包产到户。1978年夏天,安徽省遭受大旱,秋种无法进行。万里做出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③肥西县山南公社首先进行了这种试验,大大加快了种麦进度,邻近生产队相继仿效。1978年底,肥西县有8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④1979年2月7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如何处置山南区的问题,正式决定把山南公社作为包产到户的试点⑤。在中央明令“两个不许”的情况下,以省委的名义把一个公社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胆识的。万里所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给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包产到户是好是坏要经过试验,二是小范围内试验风险不大。⑥当然,他也在向上寻求支持。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开幕式,会议休息时,万里到大会主席团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之后,万里又找到邓小平。邓小平答复:“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⑦在这里,邓小平是默许试点,陈云的态度则更加明确。1962年,陈云直接向毛泽东建言,主张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以渡过难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赞成包产到户并不奇怪。

   其实,除了安徽,贵州、四川、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广东等省、自治区的一些贫困社队的农民,也或明或暗地搞了包产到户或类似的包干到户,地方党委也并非完全不知情。1978年6月,中共黔南州委给贵州省委的一个报告中就说:“5月底统计,发现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按产计酬的生产队共1886个,占生产队总数10.3%。”⑧广东省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南五生产队1978年就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取得丰产。受此鼓舞,1979年谭葛大队全队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像北和公社这么早就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后来发现各地都有。”⑨1978年,广东省还采取借冬闲地给社员耕种的办法,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全省借地达80万亩以上⑩。1979年3月26日,四川省委办公厅一份《情况反映》登载,丰都县有10%左右的生产队,有的公社有20%至3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11)。1979年上半年发现,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公社、武威县的一些社队,内蒙古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等地,也在搞包产到户,多数秘而不宣(12)。在河北省大名县,万北一队则早在1977年夏收后就试行包产到户(13)。“上述事例都因为得到了地方干部的支持而得以记录下来,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有实行分田单干、包任务、包上交的生产队。”(14)

   各地农村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在干部中引起很大争议。首先引起公开争论的,还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包产到组即所谓“分队”问题,因为包产到户多数还保守着秘密。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甘肃读者张浩来信并加编者按语,反对包产到组,认为这是解散了集体经济,指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退回去。“张浩来信”在安徽、甘肃、河南等地农村引起波动,肥西县山南区的试验不敢搞了,在安徽省委领导人出面支持下才又稳定下来。报社收到500多封来信,大多是批评张浩来信和按语的,也有少数表示支持(15)。3月30日,《人民日报》不得不发表观点相反的读者来信和本报记者调查记,力陈包产制的好处,以平息纷争。

   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称为七省三县座谈会)。会议由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围绕联产计酬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实行包工包产到组应当坚持什么原则,二是对包产到户应采取什么态度。对允许包产到组比较容易地达成了共识,争论大的是包产到户。来自地方的与会者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而国家农委主要领导强调集体经济特别是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20日,华国锋到会讲话,以洞庭湖区农业生产的经验,来证明分工协作的必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出发点在于巩固集体经济制度(16)。但他的语气是和缓的,论证也是经验性的,并未强调意识形态。这就有了讨论的余地,既然可以拿经验证明集体化的优越性,也可以拿出更多的经验事实证明包产到组之类责任制的优越性。与会者达成妥协,对于群众搞了包产到户“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最后,华国锋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独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7)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农委党组上报的会议纪要。一方面指出,包产到户“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是一种倒退。搞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把“不勉强纠正”“独门独户”的话写进了会议纪要。会后,各地没有硬性“纠偏”,没有人受到批判,一些地方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个文件并没有阻止住包产到户的扩展。1979年下半年,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发展很快,党内党外争论不断,许多地方出现农民与政府“顶牛”现象。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基本精神仍然是不要搞包产到户,但把“不许包产到户”改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口气温和了。文件规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18)这实际上对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小口子,一是特殊的副业生产可以搞,二是单家独户可以搞。

   1980年初,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露出水面。于是从年初开始,全国上下争论的焦点从包产到组转到包产到户。争论远远越出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村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从地方到军队,从基层到领导机关,从理论界、新闻传媒到社会舆论,都在争论。反对者的理由有两类。一类来自意识形态,指责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或担心它会冲毁集体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另一类基于现实的考虑,担心单家独户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实现规模经营,将阻碍农业现代化。与以往不同,在各级党委第一把手中都有包产到户的支持者,省委书记中以安徽的万里为代表,还有贵州的池必卿、内蒙古的周惠、甘肃的宋平等,地委书记中有王郁昭(安徽滁县)、林若(广东湛江)等,县委书记中有陈庭元(安徽凤阳县)、陈光宝(广东海康县)等,公社书记中有汤茂林(安徽肥西山南公社)等,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王任重重申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杜润生安排安徽周曰礼在会上做了两个小时的发言,介绍安徽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激烈争论。一部分人把主张包产到户斥为刮单干风,另一部分人则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两种意见争持不下。1月31日,杜润生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华国锋在听取汇报后讲话,重申了他在七省三县座谈会上的意见,强调集体经济的优势,要求对搞了包产到户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李先念也插话说:“总是要坚持集体方向嘛!不管怎样,把树砍了,把拖拉机卖了,这是什么方向道路?”最后邓小平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19)可见,决策层的主导意见仍然是不赞成包产到户,但并没有压制不同意见。由于两种意见相距甚远,中央没有批转这次会议的纪要,而是以国家农委名义于3月6日印发。纪要对包产到户问题讲了两句话,一是从全局说“不要包产到户”;二是搞了包产到户的也“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20)。国家农委希望遏制住包产到户的蔓延之势。《农村工作通讯》3月号发表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的文章,提醒大家包产到户有瓦解集体经济滑向单干的危险。文章指出:“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提倡,只要领导稍微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使它滑向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经济不可。”包产到户当然也能增产,但这是多年来集体的积极性没有发挥的缘故。文章规劝大家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如果包产到户,“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21)这是杜润生在会上讲话的修改稿。《农村工作通讯》是国家农委主办的内部刊物,有相当的官方色彩,而杜润生又是公认的农业权威,因此被理解为主管部门很强的信号。不过,这并不反映杜润生的真实态度(22)。比较准确的判断可能是,杜润生不希望大面积蔓延,但主张允许地方试验。对于包产到户的看法,此时杜润生还没有定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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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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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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