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19-08-24 13: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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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  

  

   摘要: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出现历史转轨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带来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以往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一连串变化,高层也开始酝酿结束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目标,并为此寻找国家发展的新路子。改革开放的思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时,高层没有出现太大分歧,说明中国改革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力。当然,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所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国家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的共识也会困难得多。

  

   关键词:转向;改革开放

  

   人们一般称1978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从而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欲罢不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重要举措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发生,华国锋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依照当时面临的情势,无论谁掌舵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而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一、“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中国改革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笔者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但改革的因子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伏下了。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权争,“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1971年“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976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之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其中不少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

  

   不止是年轻人,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499页。)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林彪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化大革命”路线,来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81—1782页。)。“文化大革命”聚集了否定其自身的力量。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错“文化大革命”、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文化大革命”也造成一种机会,使各级领导人更加接近底层,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或许有利于他们思想上的解放。这一道理如同1961年中央常委和各地领导人下乡目睹农村的惨状,推动了当年的政策调整一样。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摆脱“文化大革命”噩梦这一点看,多数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准备了干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伤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31、1244—1245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而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也改变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

  

   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和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一讨论的开展。(参见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参见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02—104页。)。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即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参见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9页。)。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1977年和1978年期间,部分职工工资的调整、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恢复,都体现了这种思路。

  

   有些经济学家的思考,已涉及整个计划体制。例如,薛暮桥1978年4月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就提出研究计划管理体制问题。6月,他还通过对江苏和北京的调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现在管理体制根本缺点是,不管是条条管,还是块块管,都是按行政系统管,既割断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割断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典型弊端是:两个企业能商量解决的问题必须层层上报,由上级领导机关协商解决;一天能办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几个月。他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为增加生产,需要多进口染料,而因为没有外汇,需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银行完全同意,但必须层层上报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打了十几个图章才办完手续,而增加染料进口又要外贸部批准,又得层层上报打了八个图章。办完两项手续,共花了8个月时间,如果准许该厂直接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购买染料,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他还看到:江苏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如社队工业。因为地方工业留利比例(60%)超过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而社队工业的留利比例(80%)又超过地方工业。(参见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1期。)因此,他认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1期。)。

  

   拨乱反正不止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向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远所说:“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2页。)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134页。)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个是人的政治解放,全面平反历史错案,解决各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个是人的思想解放,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为前导,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推动的。


二、改革的经济动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1977年2月12日,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透露:几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1974、1976两年停滞不前,1976年只增长0.6%,钢产量倒退5年,不少重点工程形不成生产能力,财政连续3年出现赤字,1976年财政收入只有750亿元,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未刊稿,第13页。)。据估计,“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12日),中国网,2012年9月7日。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9/07/content_26747577.htm。)。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是正式报告中首次出现“崩溃边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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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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