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青: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实现的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 次 更新时间:2020-08-21 07: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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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青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和政府通过对过去经济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经济体制和主要矛盾等方面实现了超越。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动力支持,也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改革开放;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主要矛盾;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对以往发展模式和旧有观念的矫正和超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对苏联模式、平均主义和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等三个方面的超越,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中国经济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中国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理论等深受苏联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管理方面实现了高度集中的体制。政府和企业关系方面,政府把许多应该属于企业所有的权力收上来,企业没有自主权,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仅仅只是完成生产计划和任务的生产单位,这大大限制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系统中,权力又高度集中于苏共中央。虽然这种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系统的复杂化、多变化,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企业无法快速对外部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上的缺陷不断凸显。

   中国经济建设各方面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苏联专家广泛深入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主体的156项也是苏联援助的。其实在中国“一五”时期,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进而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苏共二十大后,苏联体制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以苏为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等人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希望以此为鉴,并结合中国实际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间较短,还没有其他可以借鉴的成熟模式,马列著作也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国际环境又处于冷战状态,虽然毛泽东看出了苏联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想打破苏联模式的怪圈,但在实践中却不自觉地放大了苏联模式在某些方面的缺点。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跟苏联打交道比较多,对苏联模式的优缺点认识也更为深刻。20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调整的过程中,他就曾对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有过批评意见。

   (二)改革开放初期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党和政府深刻反思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渐走出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他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大力进行了经济调整,这种调整既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方面的调整,这是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苏联模式的重大改变。

   1.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国就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及时调整了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改变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把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和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反复提出的重大命题。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的短板,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调整党的农村工作政策为契机,放宽农业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和农业流通政策,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比如国家从1979年3月起陆续提高了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据不完全统计,1979、1980年两年农民总获益约300亿元。国家还采取措施大力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减少并稳定粮食征购数量。在国家外汇紧张的情况下,每年进口1300万吨粮食,为农副产品生产留出资源和空间,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这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片面发展粮食生产的做法。政府还鼓励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并给予了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的支持,江苏浙江等地的社队企业得到快速发展。1979年全国乡镇企业数共有148.04万个,1984年共有607.34万个,1985年则达到了1222.46万个,比1984年增加了一倍还多。

   农业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1978年至1982年这5年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从1978年的206.26增加到1982年的266.5,增长幅度30%左右。1982年,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连续几年减少的基础上,粮食产量达到了35450万吨,棉花产量359.8万吨,油料产量1181.7万吨。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增长,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调整产业结构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建国初期,中国的轻纺工业比较发达,1953年轻工业总产值为282亿元,重工业的总产值为168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实行经济调整的1979年,轻工业的总产值为2045亿元,重工业的总产值为2636亿元。轻纺工业发展较为缓慢,导致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积累了一些问题。但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1980年1月,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能源、原材料的供应优先等“六个优先”的原则以促进其发展。1979年至1983年,轻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2045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3135亿元,增长53.3%;而同期重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2636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3326亿元,仅增长26.2%。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调整国民经济,重点在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是轻重工业投资比例结构,使农业和轻工业尽快发展起来,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变重工业优先发

   2.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

   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国家的行政权力来统一调动配置资源,这种体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不大、经济结构简单时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自主权的企业很难有主动性和创造性,资源计划配置方式使得经济效率低下,经济效果很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一五”计划后期就提出了改革这个体制的任务,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十分复杂,以及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受“左”的倾向影响,这使得中国探索合乎国情的经济体制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文革结束后,我们重启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有的同志就提出,为了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对现行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建议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层在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在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关于全国分行长会议情况汇报时讲话指出:“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陈云1979年3月写的一份提纲从苏联成立六十年来的发展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认为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都是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他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外国客人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的探索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打开了缺口。

   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新的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对《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此后,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真正从思想观念上摆脱了对计划经济不正确的认识。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更进一步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7](pp148-149)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时又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不再看作是规定社会属性的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对计划和市场问题认识的又一超越。

   3.分配领域对平均主义的修正

   (1)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是致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前,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实行的是差别很小的分配政策,造成激励机制不足,经济缺乏活力,老百姓普遍收入比较低。这一点从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基尼系数为0.2。改革开放前,城乡分治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交流。而城市和农村各自的分配制度也防止了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基本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导致人民缺乏生产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进而导致生产积极性低下,劳动效率很低,社会产出低,人民普遍不富裕。

农村社员的收入很低,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150公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农村贫困人口2.5亿。正如万里1979年1月谈话中所说的那样:“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说得过去吗?”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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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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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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