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关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国际环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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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  


现有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考察,比较集中于国内政策的演进,对外部条件及其提供的可能性关注较少。然而,无论考察体制转轨还是经济增长,都不能离开对国际环境即战略机遇的分析。当然,所谓战略机遇期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也取决于主观的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从全局看,改革开放几十年间虽然摩擦不断,但中国领导人成功地抓住了几个战略机遇期,埋头发展自己。本文将集中考察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国际环境,着重于这种外部条件的形成过程、变化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以及中国决策者对战略机遇的洞察、把握和利用。我们将会看到,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仅为中国利用外部资源推进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规划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强化了高层的改革共识。同时,中国不只是一个“应变量”,还是重要的“自变量”,在国际格局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可以以1978年的大规模引进为标志。当年编制长期现代化规划时,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要争取时间,加快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并不难理解。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几十年来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是这20多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对此大体是清楚的。要想实现宏大的现代化规划,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早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一个“大政策”。1977年,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

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恰好遇到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当中国宣布现代化宏大计划时,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关注和热情。很能反映这种热情的一个场景,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率团考察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时受到的超规格礼遇。谷牧回忆说:“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这些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亲自到机场迎接,或在皇宫设宴款待代表团,驻华大使也提前回国迎接中国代表团,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各国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欧洲是两霸争夺的重点,欧洲共同体九国的经济实力与美、苏差不多,他们对美、苏矛盾很大,特别是对苏修又怕又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有利于我们争取欧洲,团结反霸。经济上有利于我们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在听取汇报后,中央领导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这是过去不曾有的有利形势。

美、欧、日从联手遏制中国到表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发生了重大改变。这里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应当追溯到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当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伊始,东西方冷战白热化,中美两国随即经历了“20年长期交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战略孤立和遏制,中国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非但如此,整个60年代,中美之间的对抗由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似乎再次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依当时中美严重对抗的形势和两国舆论,人们很难想象短期内中美之间有和解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心打破坚冰走向和解,是富于战略洞见和外交想象力的重大行动。

最近,美国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说,50年前尼克松访华,美国人认为是自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情况也许正好相反,中国借与美国恢复关系进入了世界新秩序之中。他此前甚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美国的“误导”。其实,中美和解不是哪一方的单方面需要,而是两国领导人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抉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尼克松、基辛格的所谓“缓和”战略推动了中美和解进程,而毛泽东、周恩来则敏锐地洞察到并抓住了这一机遇。60年代末,美国的实力由顶峰走向相对衰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苏联趁机发动战略攻势,美苏全球争夺渐显“苏攻美守”态势。这迫使尼克松政府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采取亚洲收缩政策。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中美和解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脱身,同时利用中苏分歧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基辛格的均势战略理论支配了美国对苏对华政策。对中国日渐上升的国力以及未来巨大潜力的重视,也是尼克松决定调整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尤其在中国“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以后,美西方很多人认为“长期孤立中国比承认中国更加危险”。美国还隐含一个长远意图,即希望以经济和人员交流等手段,将中国拉向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一边。而在中国,自60年代中后期起,尤其从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以后,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的判断得到确认,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在降低,毛泽东、周恩来也在捕捉中美和解的可能性。从1969年6月开始,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他们向中央的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陈毅则直接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毅等人的研判和建议支持了毛泽东正在酝酿的新构想,即超越意识形态羁绊,重新定义中、美、苏战略关系,这为中国调整对美战略提供了依据。

中美关系解冻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契合,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上的好处。美国学者达莱克(Robert Dallek)说,美国“从中获取的最大好处就是对苏联产生的有利作用”,是“遏制莫斯科的有效方法”。对中国来说,中美和解最为重要的意义或许还不在于减轻自身的战略安全压力,而是为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历史契机。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长期被排斥于各国际组织之外的局面终于被打破。这主要是联合国内部力量消长的结果,但尼克松即将访华公告的发表应该也影响了相当多国家的投票意向。中美关系解冻,直接推动了中国同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英国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5年5月,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加上此前与法国(1964年)、加拿大(1970年)建交,中国与西方关系全面突破。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原来与美国有条约关系,或者接受美国援助、受到美国压力、对中国有猜疑的一些国家,纷纷排除障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7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新一轮建交高潮。从1971年到1980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55个增加到124个,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孤立封锁的局面开始被突破。公道地说,中国通向国际政治舞台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已经开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1978年8月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二是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关键是中美建交,从1972年到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趋于停滞。当时美国外交的重点是美苏而非美中,它所关心的是在与苏联竞争和谈判中打“中国牌”。中美建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中国的原则是三条——断交、废约、撤军。美国迟迟不愿走出这一步,直到1978年才开始作出政策调整。其主要动力是什么呢?是苏联对外扩张造成的战略压力。这是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的契合点。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个因素起作用。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在一个问题上卡了壳,那就是美国坚持继续对台出售武器。最后是邓小平拍板,把这个问题留到建交以后处理。当时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现在有人把台湾问题归咎于邓小平当年的让步,这是缺乏历史感的。即使不如此处理,台湾问题也仍然在那里,不会有丝毫改观。而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敢拍板,中美建交的最好时机就可能因此错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将是另一番图景。

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个“一条线”的战略设想。然而他在世时,这个设想并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联美抗苏”的统一战线。特别是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以后,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中美和解促进了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尤其体现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隔绝甚至敌对状态。东南亚是华人华侨主要集聚地,然而华人华侨问题反而成了双边关系的“负资产”。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利用华侨和国内共产党游击队颠覆他们的政权。东盟六国中的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甚至加入了美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体系,这个组织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同马来西亚(1974年)、菲律宾(1975年)、泰国(1975年)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对这些国家进行访问。其中,中国同新加坡虽未建交,却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80年代初,中国抛弃过时的世界革命理念,停止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得以全面改善。随着同美国建交和恢复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逐步从国际体系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到1986年底,中国已进入政府间多边外交的几乎一切重要领域,参加了近400个国际组织,批准加入了130余项国际公约。

在经济上,通过恢复和发展同美西方的经贸关系,中国开启了进入世界市场,进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长过程。

冷战时期,美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1950年1月,以美国为首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1952年9月,巴统设立“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特殊管制,在“巴统清单”之外增加207种物资,形成了“中国特别清单”,严于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控。新中国成立之初,除瑞典、丹麦、瑞士、芬兰等中立国家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从1952年起,直到50年代末,相关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都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约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对外技术引进也全部来自苏联东欧,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重点。

客观地看,即使在冷战形势严峻的50年代,与西方国家做生意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当时香港、澳门是内地对外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国利用这一渠道从西方国家买进了某些“禁运”物资。为了打破封锁,从1957年4月25日起,中国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吸引外商来华。广交会第一年即成交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为了自身利益,1957年5月,英国率先宣布放松管制,取消了巴统规定的对中国的额外出口限制,随后大部分西方国家纷纷效仿。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区别政策,1954年8月12日,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出,争取在“和平”和“贸易”这两点上同西欧和日本建立某种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日本,中方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推动双方贸易往来,1964年、1965年先后在东京和北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在未建交的状态下把贸易关系提升到半官方性质。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苏贸易额急剧下降,到1965年时只有4.1亿美元,仅占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9.6%,对外贸易整体萎缩。这迫使中国把进出口贸易重点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向其引进急需的技术设备,中国的外贸格局由此悄然改变。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外贸总额中的占比,已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60年代前期,为解决“吃、穿、用”问题,中国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这次引进的规模很小,但有突破性意义。然而,这种经贸往来特别是对外引进受到美国严格限制,美国一直不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贸易活动,直到1970年,中美贸易额仍然为零。

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情况开始变化。出于“缓和”战略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开始放松东西方贸易管制。中国抓住机会,逐步开展对美贸易。1972年春秋两季广交会,先后邀请了30多名和150名美国客商与会。在秋季广交会上,中国直接从美国进口成交约1.5亿美元,其中包括10架波音707飞机、40台飞机发动机、4套人造卫星通信地面站等技术产品。中美双边贸易额到1978年达到9.9亿美元。1973年对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即所谓“四三方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1972年至1977年,中国同西方十几个国家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中国进出口贸易额有较大增长,1975年达到147.51亿美元,比1969年增长2.7倍,年均递增24.1%。陈云在1973年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正好是倒了一个个儿。”他认定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了。

有学者认为1973年的“四三方案”是改革开放的前奏,这样说也无不可,不过当时只是开了一个小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没有结束,稍微大胆一点的想法都会受到极左派干扰,国内并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1978年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型国度,外贸依存度只有9.8%,人员交往更加稀少。1978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53年的1.23%下降到0.75%,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第17位后移到第32位。

对外开放的真正起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是国内与国际双重因素的历史性契合。国内政治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公布了“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的宏大计划,并向外界传达了扩大对外引进的政策信号。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各国,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争相借钱给中国,甚至出现相互竞争的态势。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中日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后,对西欧人影响很大,我们同欧洲几个国家领导人会谈时,他们的最大兴趣是谈贸易问题。”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日本也对记者提到这件事,他说:“欧洲的朋友问我:你们和日本搞得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事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需要他们同日本竞赛一下。”西欧的积极性来自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在战略和政治层面,正如上文所说,中欧之间出现了相互借重的形势。在经济层面,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市场不景气。世界贸易增长率从1975年的11.5%,依次下降为1976年的11%,1977年的6%,1978年的4%。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产品、技术、资本过剩,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急于找出路。一方面需要开辟新市场,另一方面需要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很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韩国学者朴贞东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时说:“不仅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连亚洲四小龙企业也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发展自己。”这一波产业转移的趋势为中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而大量国际游资的存在则为中国解决庞大的外汇需求提供了可能。双方在经济上存在巨大的互补性需求,中国太过落后,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与美西方形成竞争关系。这让中国决策层看到了机会,决定“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尽量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所谓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欧、日的开放,邓小平多次明确地说到这一点。1985年11月22日,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说:“向谁开放?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在这些国家中,美国又是关键。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引擎,并主导着战后国际贸易体系,制约其盟国向中国出口技术。1978年底,邓小平为中美建交最后拍板,经济上的考虑占有相当的分量。中美建交有利于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1979年7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80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该协定,但要求对华最惠国待遇需一年一次经国会审核批准。尽管如此,《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仍然为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1979年至1980年间,双方签署了35个有关科学技术合作、航海、贸易等方面的双边协议。美国对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限制也有所松动。1979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在与德、法、英领导人会晤时表示:“我们已表示不反对西方在对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通融态度。”当然,美国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幅度仍然十分有限。也正因为这样,在诸多利用外资的方式中,邓小平更倾向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这样做,一方面能够缓解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总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发挥了特殊作用。1978年2月,中国率先同日本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并从日本引进了宝钢项目,在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带领下,有1000个日本公司参与了宝钢工程建设。从1979年起,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政府援助的国家。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使日本部分高层心存感激,双方达成一个默契,以ODA的方式代替战争赔偿。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向日方表达了希望引进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意愿,日本作出了积极回应。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访华时决定“今后在各个领域进行技术合作”。1980年3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对美国记者说:“日美把力量合起来协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于世界和平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自1981年至1986年,日方先后派出专家900余人次来华,为中国190多家企业进行“企业诊断”,包括轻工、纺织、化工、机械、电子、有色金属等行业,如日本小松制作所社长河合良一派员到北京内燃机总厂传授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简称“TQC”)的经验和做法。稻山嘉宽、河合良一、大来佐武郎等一批日本人对中国现代化的热心超出了单纯的利益考虑。北京内燃机总厂厂长沙叶回忆说:“我觉得他们是抱着一种高尚的态度,免费甚至自费做这件事,不单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更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当然从根本上说,对华援助符合日本的基本国策,战后日本长期推行“经济外交”,以对外开发援助为先导,实现其国家发展目标。

中国对外开放还有一个特殊资源,那就是众多的华侨华人。中国是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之一,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约2000余万人,各地华人经济的崛起早已为世人所瞩目。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立即推动侨务政策调整,打破所谓“海外关系”的政治壁垒,推动境内外华人之间的联系。在此之前,“海外关系”被视为敌特嫌疑。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集五位著名工商界人士共商对外开放大计,希望他们在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请荣毅仁出山办实业,也是借助荣氏家族在海外的影响力。此外,中国还拥有香港这个自由港。今天回过头来看,1949年解放军逼近香港时决定“暂时不动香港”,1960年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香港不仅成为内地在封闭环境下与外界交往的窗口,在启动对外开放中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建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就是看重其毗邻香港、澳门和华侨众多的条件。

开放之初,在西方财团还在观望之时,率先进入的是华商资本。他们既有报效乡梓的愿望,又有血缘、语言、文化上的优势。在1982年底以前最早创办的48家合资企业中,属于华侨、华裔、港澳商人投资的共28家,约占60%。进入4个经济特区的也主要是港资。1983年底以前,外商在4个经济特区开办的37家独资企业中,除了1家来自美国、1家来自新加坡,其他35家全部来自香港。80年代,香港超过80%的生产线,包括90%的玩具和80%的服装、塑料、皮革、电子等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了以珠三角为主的内地,形成以内地为“后厂”、以香港为“前店”的空间布局,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遍地开花。其次是东南亚华商。从1981年到1985年,东盟国家对中国投资6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据当时新加坡报纸报道:“自去年(1984)以来,新加坡商人积极发展对华经济关系,平均每月至少有两个项目与中国达成合资协议。”泰国报纸报道,1981年至1984年底,中泰共签订了15个投资协议,华商正大集团就是代表之一。早期华商大都是小规模投资,但正是这些中小投资的开拓,后来在闽粤地区形成了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激活了地方经济。相当长时间内,东南亚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市场。40年来,侨、港、澳企业约占中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其投资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正如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所说,“海外华侨华人是连接中国与世界最天然的‘粘合剂’”。

国际环境相对友好,也为中国高层大规模出国考察,以客观的眼光了解真实世界提供了可能。1978年的出国考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可能是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考察潮。这种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形成高潮。出访对象主要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各级各类出国考察团不胜枚举。据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从1978年1月到11月底,仅经香港出国和赴港考察的人员就有529批,共3213人。可见当年高层对于了解世界的急切和热情。起初,出国考察主要是为了引进项目;到了1978年,则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在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6月3日,华国锋在听取赴日访问团和赴港澳考察团汇报后,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包括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以及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目的是开阔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共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2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8个国家。这些国事访问有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了解各国的发展经验。邓小平对新加坡和日本的访问尤其专注于此。

中国封闭了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外贸和文化交流工作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看世界。这次出国考察,使中共高层官员大开眼界。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形成强烈反差。这些国家之所以快速发展,有许多经验是相同的,例如:他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对于国外的情况,中国驻外使馆人员此前也是清楚的,但他们不敢把实情报告国内。这次不同,各出国考察团如实向国内作了汇报,高层也急切地想听到真实情况。聂荣臻在听取谷牧汇报后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邓小平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后回国,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出国考察凝聚了高层最初的改革共识。

如果说1978年还是出去看看、开阔眼界,那么1979年以后出国考察的目的性和专业性就更强了,那就是为探索中国体制改革提供国际借鉴。各类考察团络绎不绝,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们对日本、美国、联邦德国、匈牙利等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综合考察。中美建交后,对美国的考察加强了。1979年10月和11月,中国连续派出两个高级代表团。先是薛暮桥与马洪率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美,接着是袁宝华、邓力群等率国家经委考察团赴美。1980年11月至12月,又有以许涤新为首的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每个考察团的访问时间都超过一个月,与政府、国会、银行、公司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各界进行广泛交流。考察团对美国社会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负面评价,但着重点都放在学习借鉴上。中国尤其重视日本、联邦德国以及新加坡等国经验。日本与联邦德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从战争废墟中恢复和崛起,新加坡则是战后少数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而且同为华人社会,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怀有浓厚兴趣。邓小平本人尤其重视日本经验,1980年3月31日,他在会见日本企业家访华团时说:“我们接触了日本和欧洲、美国的管理经验后,觉得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

笔者在翻阅当年考察团的史料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氛围:来访方与接待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都淡化了意识形态差异,以务实和真诚的态度进行交流。接待方很乐意将本国经验介绍给来访者。1978年11月访日代表团成员张云方保存了一套日方为中国考察团认真准备的学习材料,非常详细,许多是手写的,有些材料当时还是保密的,这使他很感动。令他感动的还有考察团的学习热情,“大家都带着使命来的”。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率团访问日本,日本外务省组织了十几位负责官员和经济专家(包括外相大来佐武郎),全面地介绍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情况和经验,并且详细提供了书面资料,几乎涵盖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国家计委外事局全部翻译整理,分两期刊登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

除了走出去,从1979年起,不断有国外经济界专家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讲学,办培训班,展开中外对话,为中国经济作诊断。举例来说,1978年底,中国政府聘请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为经济顾问,后来又增加了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吴庆瑞。他们多次应邀来华,大来佐武郎还促成了一年一次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这是一个中日高层非正式对话,主要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行政策性的深入探讨。邀请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担任中国政府顾问,很能反映改革初期高层的开放心态。在80年代的对外思想开放中,世界银行发挥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先后写出两份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并出面邀请国际专家学者,多次在中国或境外召开有关中国改革的国际讨论会,包括有名的1982年7月莫干山会议、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

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引发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即使过了40多年,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当年出国考察引起的思想冲击。其中有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过去讲资本主义是垂死的,现在看它还很有活力;过去讲帝国主义阻碍技术进步,然而他们的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讲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绝对贫困化也不符合事实,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高出我们很多;许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只有对立,两者也有相通的地方,如计划手段并非社会主义独享,日、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运用计划,而西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带来的活力,正是社会主义缺乏和可以借鉴的。广泛的对外交流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想法,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市场化趋向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国际环境的考察,至少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第一,地缘政治的演变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为中国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能。其中地缘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突破了自50年代以来被孤立封锁的局面,开启了进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为改革开放营造了一个政治平台。另一方面,经贸往来的互利性质使其具有独立的扩展动力。在一个平稳的国际体系下,经贸关系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的稳定基石。

第二,能否利用好历史提供的机会,取决于国内政策和体制的适应性,取决于决策者对于世界大势判断是否准确。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cFarquhar)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评论说,没有1972年的中美和解,中国“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面临无法预测的更多的困难,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当时决策者关注的焦点是战略安全,经济考虑尚在其次。有两个战略判断影响着对外部条件的利用:一是认为当时仍然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备战吸引了过多的资源和注意力;二是错估国内阶级斗争形势,陷入持久的政治运动的消耗之中。僵化的观念阻隔了对战后工业革命提供的发展机会的认知,在对外经贸和利用外资问题上存在诸多禁区。真正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发展自己,还在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规划在国际引起强烈回应,而在国内,经历了一次全党范围的历史反思,许多禁区被突破,各种利用外资的方式和工具陆续被采用。随后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体制逐步适应国际规则和市场体系。

第三,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一个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问题,特别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善于学习的能力。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点。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使中国有了长足发展,即使遇到不友好甚至严峻的外部环境,也必须抱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努力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包括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学习。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国人超强的学习能力,尤其在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丢掉这条成功经验。毋庸置疑,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应当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

第四,中国不只是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应变量”,同时应当是主动塑造国际格局的“自变量”,这在80年代成为一种自觉。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有一个新判断,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依据这个新判断,在对外战略上进行重大调整,其主题是强调独立自主,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或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不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而是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各国的关系。对外战略调整的目标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争取一个持久和平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者。这个调整的核心是放弃自70年代以来推行的“一条线”联美反苏战略。80年代初以后,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发动对苏“新冷战”。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虽然穷,但块头大,在世界政治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同任何一方结盟,反对另一方,都可能影响世界战略力量平衡,不利于国际局势稳定。拉开一定距离,保持独立自主,才能真正作为“大三角”中独立的一角,发挥战略平衡作用,在同美苏打交道时处于灵活地位。这次调整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前提下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8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也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趋势。1989年,中国实现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这是在过去40年从来没有过的状况,当然是个好事。但也有另一面,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因此消解了,两国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本文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笔谈之一,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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