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7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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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八十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两次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上,形成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随着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的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来予以评说与认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著书立说,在网上相互切磋,在国内外彼此呼应,并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理论论战,在论战中采取主动攻势,而自由派往往作为守势一方回应。自近年以来,新左派俨然已经成为一股在学术界可以与自由派拮抗的重要思潮力量。

  一种新思潮的出现,往往深刻反映了社会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思潮的研究,来认识中国当代现代化转型时期面临的矛盾、问题与困境。本文将重点分析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观点,他们的主要学理资源、理论依据与主要代表人物,新左派内部的温和与激进派,他们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何在,新左派思想的思想缺陷,等等,最后,本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可能的影响,作出若干预测。

  作为一个思想研究者,我力求尽可能客观地考察他们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他们的追求公平的道德正义感抱有尽可能的同情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谬误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思考。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化与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几种可能作若干预估。

  

  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

  

  大体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同质性与板块性

  

  在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首先呈现的是一种在价值态度、思维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质性、共向性与板块性,在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社会对文革灾难的反思,知识分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鼓吹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和呼唤民主政治,自然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共同追求的目标。尽管在知识界内部各人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有所侧重,但根本价值与目标趋向上的意见分歧并不突出。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以民主启蒙为知识分子共识的时代。从西单民主墙,潘晓引起的人生观讨论,一直到电视时论片《河殇》的出现,基本上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总体上的价值、思想与观点的同质性。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各种沙龙,校园里举办的各种讲座,民间社会也出现的种种思想学术讨论,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那就是反对极左的路线回潮,思想解放与启蒙,要求政治上发展民主,积极支持经济开放与政治改革。人们的价值趋向均出奇的一致,我们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思想状态称之为同质性、板块性、反体制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质上属于反对文革专制的自由主义思潮。

  造成这种同质性思潮的原因是,在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青年知识分子处于同样封闭的环境,受同样的环境刺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的刺激,插队落户的生活体验,对四人帮极左思潮与文化专制主义反感,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形成的中外反差等等)生活于基本同质的社会结构之中,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与利益对峙。这种生存条件的同质性,导致对文革的逆向心理的同质性,这正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自由启蒙思潮的社会心态基础。可以说,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同质的思想解放派,都是五四精神的传人① 。 我们可以把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种自由思潮称之为启蒙思潮。

  

  二,第一次思想分化: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第一次思想分化,那就是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产生这种思想分化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时的早期自由派启蒙思潮,在思想解放与改革呼唤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一旦涉及到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时,这种特定条件下的、以“思想解放”为宗旨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弱点就显示出来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自由启蒙思潮,是对家长制专制权威压抑个人自由而激发的批判运动。人们要求民主的愿望,与专制压迫的程度成正比,而对如何保障民主政治实施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关注。因此,在这种民主思潮支配下的政治选择,就是“扫除专制,实现多元民主政治”。知识分子普遍不约而同地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的良好制度,那就是先进的民主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西方的民主模式。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如同一件好的雨衣一样。谁要避雨,穿上它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去穿多元民主政治这件好的雨衣,不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既得利益保守势力的阻挠。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启蒙与抵制政治上的反民主的保守势力。至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才适合于民主政治的稳定建立,人们对此并没有深入的思考与关注。

  必须指出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启蒙思潮中,渗透着较为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由于人们普遍只关注这种民主政治在道德上的价值,而并不关注这种民主体制得以有效实施所需要的客观社会条件,这种自由民主思潮本身在逻辑上就具有潜在的激进趋势②。到了八十的年代后期,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经济领域的“官倒”现象的泛滥,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深化,自由主义思潮也随之日益激进化。这种情况下,强调政治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作为对自由主义激进化思潮的反向运动而出现,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秩序为己任。新权威主义主张运用开明的权威来主导现代化,主张由权威政治所保证的政治稳定,来引导经济发展,由经济发展来引导社会利益分化,以利益分化来引导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的联结纽带,并认为,只有在社会经济领域广泛出现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团体之间建立在利益互补为基础的这种契约性关系,才是民主政治真实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民主只有在社会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才可能在中国生根。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民主发展的前提,并为最终实现民主创造了条件③。

  新权威主义的崛起,立即引起当时作为知识分子主流的自由民主派的强烈反弹,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没有充分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为虎为伥”的作用,并有使中国走向复旧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受到专制权威的痛苦经验之后,有什么理由再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权威难以避免腐化,等等。应该指出的是,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灾难与危害中摆脱出来时,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如何理解这次思想论战?可以说,这种自由与权威之争,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新权威主义相信,民主激进化将会导致权威与秩序的瓦解,并使现代化失败。相反,民主派则担心,新权威主义在理论上给予权威政治以合法性的执照,将使这种原应受到制约的权威不再受制衡,反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前者出于对“虚拟民主政治”可能造成的社会无序化状态的担忧,而要求通过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专制与新权威主义所保证的政治秩序,以此为基础来渐进地推进社会经济的变迁,并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创造基础经济社会条件。后者则出于对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抑的反抗,要求建立一种具有多元制衡机制的民主政体。

  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应该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新权威主义与早期民主主义的思想论争,自由派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并且要求政治权力受到制度限制,而新权威主义者则强调秩序与权威。而双方在中国最终的民主自由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

  

  三、九十年代自由派的温和化以及与新保守主义的合流

  

  从***年***事件以后,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开始走向温和化,这一变化趋势,一方面是由于苏东事件后,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人们预想的成功,苏联的经济滑波与严重的社会脱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的重新反省。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如何走向民主政治这一重要问题上,开始采取更为冷静、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人们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其次,从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中国进入一个“全民赚钱”的时代,在市场化过程中,与其他劳力者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知识能力,是一种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稀缺资源(如权力、地位、名望、财富)的“资本”,这一点就决定了九十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是首先得利的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一些人物,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的机会。这一点是那些曾积极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逐渐走向温和化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原因。这种政治温和化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前中国这种在政治保守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对民族进步有利。④

  光有利益上的变化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自由派知识分子温和化,事实上,人们可以注意到,九十年代以来,英美政治哲学开始在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说,只有极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知道哈耶克、罗尔斯的名字,那么,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名字及他们的思想已经在知识界人所共知。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接触并接受了哈耶克的更为温和的英美自由主义理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从卢梭式的激进主义思想与文革极左思潮的内在逻辑中意识到激进主义的危害性,自由派知识分子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复灭》就体现了从激进自由主义温和化的思想趋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崇尚卢梭式的反专制型的激进自由主义,到九十年代转而对英美式温和的中产阶级式的自由主义认同,成为一种基本趋势。

  大体上可以认为,由于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对外开放大潮的出现,随着中国知识界中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渐渐淡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得以缓解,“***”以后知识分子最担心的原教旨主义复辟并没有出现,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现行权威政府已经不再有原来那种强烈对立情绪。一方面,自由派也渐渐意识到民主政治需要经济市场化条件的支持,因而在政治上更为务实温和,而另一方面,新权威主义派也注意到制度建设上的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实际上已经与温和的自由派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中国知识界中的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派之争,已经失去了原来那种强烈的对峙。两者出现合流的趋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派(即温和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保守主义(即新权威主义)相结合,成为民间社会的思想基本趋势。可以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这些自由派中的右翼与新保守主义相当接近。

  

  新左派产生的背景与基本思想理念

  

  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权钱交易、腐败与社会不公问题,逐渐在中国社会突显出来。一位在中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学者曾用以下一段话表达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忧虑:“中国已经进入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过程。与拉丁美洲和泰国相似的是,这个阶层往往不是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的,而是用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总起来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将是不平的两极化加剧的过程。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群之中。” 这一段文字对中国现实作了如下概括,即在中国经历了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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