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回忆郑天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53 次 更新时间:2024-04-25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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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进入工厂当了十二年工人,这十二年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去考研究生。郑天挺先生是改变我命运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我通过朋友介绍,已经认识了复旦大学的中国经济史教授伍丹戈先生,他住在虹口区溧阳路附近,离我住的余杭路不太远。

我周末从工厂回到市区家中,经常有空就去他家,向他请教与聊天。伍先生过去曾经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我也是一个关心国运的青年工人,喜欢历史,我们很谈得来。他把线装本的《东华录》借给我阅读,这是一部根据清实录摘编的满族入关前的史料汇编。

图片伍丹戈先生是引导我进入历史殿堂的指路人

有一天我在他家,临告辞时,他儿子伍继祖刚下班回来,偶然向我提起,说这几天《文汇报》上有一篇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写的短文章。呼吁加强清前期史的研究。你注意到了没有?

我说我没注意到这篇文章,回去后会找来读。小伍只是偶然提到这篇文章,没有想到他的提示,却是改变我命运的起点。(三十年后,我在日本访学时见到小伍,告诉他,当时他那句话对于我是多么关键,它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回到厂里,正好在报栏上读到了郑先生的这篇文章。此前,我就知道郑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后来才知道,他是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

于是不揣冒昧,就提笔给郑先生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是上海工厂一名正在自学明清史的青年工人,正在读《东华录》中记载的后金社会的史料,对后金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很感兴趣,觉得它很像马克思提到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描述的东方专制社会。在信中还谈了我的一些十分粗浅的看法。

没想到老人家很快就给我回信了。我一直珍藏着他的这封信,从他的字迹可以看出,老人家动笔已经有些困难了,字写得很大,笔划看上去还有些抖动,文字也很简略,有一种写得很吃力的感觉。这就是我与他的通信的开始。此后,我们有了多次通信,他每次来信,都是鼓励我。

十年动荡结束了,各大学开始招考研究生。有一天我收到了郑先生的一封来信,信还是那么简短,我记得全信只有一句话:

“功秦同志,你好,现在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了,你愿意报考我的研究生吗?”

此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进大学读书,我是1946年出生的,已经超过报考大学的年龄段,我连大学都没有读过,根本没有想到过,可以去直接报考研究生。郑先生的鼓励让我兴奋激动,我决定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去试一试。

那几个月是废寝忘食的日子。也是充满未来憧憬的日子,此前,说实在话,我连大学教科书的封面是什么样都没有见过,如何考研究生呢?

然而,命运之神仿佛对我特别青睐,几个月以后,我参加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初试,初试居然录取了,不久后乘火车去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复试。

在复试笔试开始前,我看到考场门口有一位白发老人,他轻声问监考老师什么,监考老师指了指我的位置,这位老人就径直走到我的桌前。这就是郑先生。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轻轻拍拍我,无言地表示对我的期望与鼓励,就离开了教室。

第二天,在面试现场,我才正式见到了郑天挺先生。他是一个像祖父一样的老者,和蔼可亲,记得他在复试中问了我一个问题,大意是,“后金“这两个字,是当时人的称呼,还是后来的称呼?

我想了一下,就老实地回答说,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我猜想,应该是后来的称呼,因为“后”字在古代汉语中,不够辉煌大气,当时的统治者为自己的政权命名,不太可能使用“后”字,我猜想是后来的史家为了区别历史上的金朝,而把东北的满族(女真族)政权称之为“后金“。如同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梁、后晋的国号一样,都是后来的史家称的,当时的统治者都直接称自己是唐,梁,晋。

郑先生点点头,表示满意。接着,他还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后来我复试还得了优,看来,郑先生是有意要接收我了。

然而,回上海两周以后,我却得到了南开大学招办“不予录取”的通知。

没有录取的原因直到后来才得知,原因是,我的政治考试成绩,被南开大学的一位不负责任的批卷老师写错了。成绩应该是85分。但批卷人却把正面的成绩50分忘记加了上去,于是我的卷面成绩就变成了35分。这样,我的总名次就跌到录取线以下了。看来,郑先生作为导师,他也无能为力,当时他无法了解这些细节,也并没有决定权。

不久后,郑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的信的大意是:你没有被录取,也许我比你还难过,希望你明年继续来考我的研究生,你是一个自学的学生,我知道你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是相信你的能力的,你需要什么书,我给你寄过来。

南开大学没考上,我的考卷资料被转到了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元史专业。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录取的希望的。

然而我居然被南京大学录取了。命运对我微笑了,我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元史学家韩儒林先生门下的学生。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南京大学有幸被录取,郑天挺先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得知我的考试材料已经转到我的第二志愿,即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就特地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韩先生,郑先生同时也把这给韩师的信,转抄了一份寄给我。大意是,这位考生是他发现的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韩先生是郑先生当年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郑先生的推荐,无疑是关键因素。

韩先生与元史研究室的其他几位老师,在收到天津寄来的我的考卷以后,当时就很好奇奇,这个考生其他成绩都不错,为什么政治考试怎么就只有35分的成绩呢?然后再一翻阅我的南开大学考卷,一查竟然是由于考官的疏忽,硬是给我少算了整整50分。他们对此颇为不平,对我也深表同情。

此外,我的俄文成绩确实不错,考了93分的高分。这也大大地帮助了我。元史室有大量的俄文资料,他们正需要一位俄文好的学生,将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我报的专业是明清史,还是被元史研究室破格录取了。于是我就有了两个改变我命运的恩师。是他们共同改变了我的命运。

后来我把考取南京大学研究生的消息写信告诉了郑天挺先生,我还告诉他,一直抚养我长大的姑母,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就激动地落泪。姑母当时说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是,“现在我终于对得起你爸爸了”。

郑先生也非常感慨,他还在信中提到姑妈对我的殷切期望。他说,你有韩先生这样的好老师,韩先生又有你这样的好学生,真是值得庆喜的事,他自己也十分欣慰。

我入学后不久,就在上海成婚,郑先生还专门托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位青年教师,把一副缎面带给了我,我也把自己在1973年的万里旅行中,在民间收集到的汉武帝陵的一块完整瓦当,托这位研究生同学带给老人家,据这位同学说,郑先生就把这个瓦当一直放在书架上。

在我研究生快毕业前不久,得知郑先生在北京开会期间,宾馆因暖气开得太热,回天津家中后,患上了感冒,并转为重症肺炎而不幸去世,享年82岁。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恩师了。我暗中想,一定要像老人家对我那样,去对待我自己的学生。这一定是他期望的,也是我对他最好的报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一辈学者对青年人的爱护,是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我是这种文化的受益者,也有义务把这种知识分子传统继承下去。中国数千年的文脉,就是以这种方式传承下去的。

 

(本文选自 萧功秦:《热爱生命:学术人生随想录》,本书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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