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萧功伟大哥（堂哥）于2011年2月在南昌逝世。心中感慨万千，总觉得一言难尽。
记得那是1973年，我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曾请假去大西北探望在敦煌的七哥萧默（功汉），然后再沿南方铁路线一路旅行到江西，我专门到江西分宜县下车，去看望大哥萧功伟。他正下放在那里的农村放羊，接受监督劳动。
我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小山丘的田边小路边，见到一个背着草帽，穿着十分破烂的人正在放牛。那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他侧过身来看到我，说“是小秦吧”，我说，“大哥，我来看你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事先根本不知道我的到来，此时，他激动地拥抱我，满脸流泪。
在那几天里，他向我倾诉了自己的科学抱负与不幸命运。当他谈到自己对门捷列夫周期律的新见解时，正走在我的前方的田间小道上，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看，当年美国物理学家费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是只想到了这一步，再下一步刚要迈出时，却突然转弯到那条路上去了，而我却向前走到这一步，于是我发现了费米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记得那几天我们两人躺在田野边的空草地上，他说，他那里下放了不少受监督改造处分的知识分子，只要不平反，他们都会坚强地生活下去，但是，只要一平反，他们往往会选择自杀，前几天这里就有一个人跳了河。（注：林彪事件后，1973年后也有过“落实政策”工作）我听后觉得不可理解。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等不到这一天他们就不甘心，但是等到了以后，又觉得人活着没有意义，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以肯定，那么多年来，他没有机会与别人这样畅谈过，他太需要我这个弟弟在他身边听他倾述了，但我当时已经超假多日，再也不能不走了。
到了第三天，他一定要我多留一天，那怕半天也好，但我执意要走，他几乎有点近乎哀求我了，我在前面走，他一路跟在我后面，用带着哭泣的声音劝我留下来，须知他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
我仍然不愿意回头，现在想来，我的心也实在太硬了，这是我终生后悔的事。其实，即使再留半天也还是可以的呵。他一定在我走后难过了好多天，不得不重新适应他那个孤寂无望的环境。
他是1947年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据他说，他那一届航空系毕业生总共只有七个人，本是天之骄子。
1949年到了台湾后，又得到美国史坦福大学研究生入学邀请信，他的女友还在贵阳，他为了爱情与报国之心，想方设法一定要回大陆来。
他告诉我，他在台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父亲在黄埔六期的结盟兄弟，当时的台湾的空军参谋长刘国运。他说，刘问他，是不是就不要回大陆了，就在台湾给他找个女朋友，成个家，更何况已经得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邀请信，前途无限得很。
但他说，他离不开大陆的家，离不开他还在贵阳的女友，这位刘长官看在父亲的面上，决定帮助功伟大哥一把，他要大哥通知贵阳的女友，从收到信那时开始，在大学宿舍里一步也不要出去，因为随时会有一部吉普车开来接她去贵阳机场，然后从贵阳飞到台北。
然而，命运在此时开了一个玩笑。当机场小车开到大学女生宿舍时时，他的女友正好不在。飞机当然不可能等她，于是他失去了在台北见到女友的机会。
大哥说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无法离开她，于是决意一定要回大陆。这位刘将军看在父亲的情份上，再次帮助了他，设法为他与我的另一个堂哥萧牧，弄到两张从台北直飞贵阳的机票。
据他说，这是台湾到大陆的最后一架飞机，他终于回到了大陆。此后几天，贵阳就解放了，从此台湾与大陆，祖国的这两地分隔成两个世界。
没有想到回到大陆后却是吃苦头的开始。一回来，女友就与他划清界线，与他分手了。
因为他是乘最后一架飞机回大陆的，他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身分，他作为有严重嫌疑者，从东北航空工厂调到江西南昌航校，六十年代初又只能在职工业余大学教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只能业余从事金属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不幸的是，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江西分宜县的农村监督劳动，他从江西写给上海亲人的每一封信都充满乐观，他的坚强意志，令人不得不钦佩。
他一定要等到平反那一天，文革中他多次来上海再转到北京去告状，在那一大包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他多年来研究金属物理的尚没有发表的论文。他告诉北京信访站的接待人员，他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工业与超赶国际先进科学水平是多么重要。
每次他来上海，我都与他谈得很深，帮他出主意，常常通宵达旦。每次上北京告状，我都送他在上海北站上火车。我永远不会忘记临别时他那深沉的眼睛。
四人帮倒台后，他终于平反了，他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还当上了江西科学分院的副院长。工作没多久，却患了精神郁忧症与分裂症，也许支撑他精神的东西与生命元气，已经被苦难提前耗尽了，他的病二三十年来始终没有真正好过。也许他给我谈到的那些平反后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以另一种方式在他身上应验了。
人们会百思不解，当命运开始根本转折时，他为什么会倒下，也许，科学就是他的宗教，他在常人难以坚持的极度艰难岁月中能乐观地生活下来，是因为有这个宗教般的目标追求支撑着他，当他意识到这个殿堂离他远来越远，他的生命的支柱就断裂了。
他本人的经历、气质、才能，与杨振宁、李政道相近，本可能成为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一流科学家的。他有十分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有一种对科学的如痴如迷的热爱。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充满智慧与活力。他的古体诗写得很好，为了纪念我们逝世的爷爷，他就写了一本古体诗集《春风时雨集》。他甚至还能背诵数以百计的唐诗。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直是他最喜欢的诗句。
这样优秀的有真性情的人，不但中国，就是世界上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一个杰出科学家在极左时代的不幸命运与苦难，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值得我们活着的人与后人去品读与追念。
如果不写下这些，也许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在我们生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离科学最高殿堂那么近，却又如同宇宙中的流星一样，离得越来越远的人，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真正有追求精神的科学家，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的唐吉柯德。
本文原载于萧功秦《热爱生命：学术人生随想录》，本书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