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中国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0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2: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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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90年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分析,认为:中国现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伴随着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发展转型,并呈现为互相对峙甚至互相循环的尖锐形态。到了本世纪末,这一问题不仅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密切相关,而且与启蒙理想、新儒学、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文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防止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的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创建真实有效的社会公共空间,成为本文对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审理的基本向度。

  

  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而难以沟通,相反,三者之间往往出现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那种以“冷战思维”来张扬激进主义或新激进主义(如新左派),抑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做法早已过时。在世纪之交,我们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跨文化跨学科角度,来看文化的双向选择和文化的误读与重释,进而审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价值差异与思想互补问题。

  要弄清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怎样交织缠绕,它们同自由主义的复杂关系,[①] 并怎样此起彼伏进行着权力较量的,需要我们走向历史语境之中,对其权力关系、历史发展和价值趋向加以多角度考察。

  

  一 中国现代化语境中的知识启蒙

  

  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中西会通逐渐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特性。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变革,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②] 无论是世纪初还是世纪末,中国现代化与现代学术命运都休戚相关。可以说,现代化历程就是知识启蒙的艰难历程和学术思想变革的痛苦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逐渐成熟并具备全球眼光的过程。

  回首世纪风云,可以看到,中国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几乎每十年就出现一大变上。这与三千年文化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频繁的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变中,“本土化”与“全球化”形成强大的话语张力,知识启蒙者的命运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志: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开端,知识与权力开始分化,启蒙意识抬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活剧;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颇具世纪开端象征意味的“选择”,使知识分子面临“土”与“洋”的空前尴尬的二难选择;1911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第二年正式建立民国,知识分子在自由的氛围中展望“共和”远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知识分子担当起旧世界埋葬者和新世纪开创者的启蒙使命,并在传统与现代这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中,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的世纪之争;20年代末,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的爆发,使知识分子处于国家前途的焦虑和个体命运的沉浮之中;1938年以后,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使其在两种制度中感受到灵魂的洗礼和文化观念的冲突;1949年,共和国建立,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和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尔后,一切生存方式和言论方式都纳入意识形态的熔炉重新塑形;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与大跃进,又使知识分子在曲折的心路历程中进行“原罪”体认;“文革”十年,知识分子从造神崇拜走向怀疑反思,从历史盲点走向反思历史;1979年,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真理与实践的思索,发出了思想解放的呐喊,进入了对“文革”伤痕苦难的沉思与对知识禁果的求索时期;1989年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趋势下,新时期的精神神话开始被解构,社会文化出现多元转型。整个90年代,知识分子都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问题——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冲突的跨世纪焦虑,而且,这一系列问题还将延伸到下个世纪。

  自“五四”以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就体现在启蒙与救国的双重性上。启蒙即以西方之文明(科学与民主)启中国之蒙昧,从而使之现代化;救国源于当时的“西方”文化强权话语给中国文化带来的颠覆性、侵略性危险,为葆有民族生存活力,知识分子被迫拒斥西方。这种接纳与拒斥的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充满世纪性苦涩: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学西方,而学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所左右,因此,只能“中体西用”,以保持民族之本。这种怪圈在80年代的改革中仍然存在:要开放、强国,必须学西方,但同时,意识形态上又必须“坚持”一些东西,即学西方只限制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有保留地学习其制度,而在观念价值等文化核心层面上则又对其加以拒斥。总之,“强国”是“用”,“立国”是“本”。这或许是百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际国情。

  然而,这种“体用二分”也使中国饱受两极波动之苦。一谈启蒙则深恐“全盘西化”而走向激进主义,一惊恐“文化殖民”,立即又倡“反和平演变”(90年代初),从而反现代化而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因此,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强国与立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多元对立,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分外艰难,启蒙者心态分外复杂,文化策略丧失全盘视野而日益走向功利实用。

  不妨说,如何站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以世界性的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反思中国学术思想中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世纪之争,不仅是当代中国知识启蒙者的一个迫切任务,而且也是真正进入跨世纪文化语境的基本前提。

  

  二 激进主义与反激进主义姿态

  

  激进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悠久。但是在20世纪却造成了巨大历史问题和世纪性难题,使得近些年学界对激进主义深加清理。有学者认为:“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是硬币的两面。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激进主义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爱走极端、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由于受其进步观念的指导,激进主义信奉一种抽象的解放。决裂是解放的先导,解放是决裂的归宿。这种解放的后果往往是丧失已有的自由,跌入更加深重的奴役……激进主义者极力主张造反有理,大乱才能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彻底决裂,更换人间等等一系列极端路线。”[③]这种看法,虽然言述过于冲动,但是在其中还是可以看到矫枉过正的历史反省的真实意图的。

  在1989年的巨变以后,美籍日裔思想家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看法,认为冷战后两个世界对峙的格局已然消解,意识形态已经失效,那种对立的历史已终结,剩下一种自由民主的精神在延续。[④]与此相对,在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则提出了“反和平演变”。从这一相互对立的看法,可以看到,80年代到90年代,从激进主义的思潮到反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内在理路。

  严格地说,90年代初的保守主义思潮与8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有着根本的区别。一般而言,存在两种激进主义:一是政治激进主义,二是文化激进主义。二者既相联系,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区别。

  (一)政治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话语大体可分为权力神话、政治神话、意识形态神话。其基本特征在于总是从国家政治的控制具体实施上着眼,强调消除纯粹个人的价值意向,而将个体整合到整体性的权力机器上去。

  权力神话。这是激进主义最具特色的特征,它表现出一种理想的浪漫激情,这是因为,激进主义大多接受了一种乌托邦理想,强调知识分子的自身角色、政治认同、意识形态、历史观念等都要与一种激进的、中心的、为未来乌托邦而努力的姿态,其理论底蕴是进步和理性,坚持未来比现在更美好的历史观,对未来充满着历史乐观的看法。然而,权力神话在对未来、对理想、对乌托邦具体展开的模式中,却过分重视权力甚至暴力,即一个阶级集团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剥夺式的血与火的斗争。因此,这种权力、暴力、武力使权力神话在其社会实践运作中,往往出现一些与专制和独裁难以割离的联系,所以也每每为学者所批评。在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人们对激进主义的权力革命神话的合法性加以质疑,激进神话日益失去人心,成为反权威和丧失客观价值尺度的社会历史剩余物。

  政治神话。其强调政治的权力运作,以及对现实的多种力量的控制,不管是话语控制、政治控制,还是社会集团、宗教信仰的控制,都统统纳入政治权力运作之中。80年代的激进主义在政治神话上表征为一种政治体制的转型,使政治与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人们感到经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政治的体制性改革,政治在其改革过程中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改变现实的本质。在政治激进主义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宣传说教和话语灌输,而在后冷战时期整个世界的经济大潮之中,政治话语开始走向式微是有目共睹的。

  意识形态的神话。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其在冷战时期成为不同观念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使得今天消解意识形态的风气仍然十分盛行。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两种主要功能,其一是用抽象的理念代替真实的现实状况,用空想的美妙方式设定一种虚构方案以解决当下复杂的现实问题,因而具有乌托邦的功能;其二是借以宣传某一政治集团,并将这一政治集团的利益解释成为大众的利益(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还存在彼此对立的多种不同看法,起码阿尔都塞就提出有七种意识形态。而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导论》(1991)中,则列出了16条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定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仍然是权力合法性的建立和权力正当性的阐释问题。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神话总是使得知识者不断地追问:处于意识形态网络结构中的权力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层面和社会部门的形态是什么?这种多样性控制的策略以及权力机制效应和内在关系是什么?在改革时代,政治权力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从经济改革中推导出来吗?而且,意识形态怎样才能消除冷战思维模式,而走向新的权力阐释理论。

  在我看来,权力话语总是具体的权力,并在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权力或部分或总体的转移,使政治权力的控制和整合得以确立。这意味着,一切造神的神话在新的社会发展中已经正在丧失其合法性,如何走向真正的对话,走向社会均衡全面的发展,实在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重要事情,并应尽早进入公众论域的言述中。

  (二)文化激进主义。

  文化激进主义大抵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保留态度,而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理想秩序。其基本支配了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并影响了20世纪的文化进程和其发展的目标。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紧密相关,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启蒙”,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者重在“破”,后者重在“立”。

  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启蒙是一个重要话题,对这一点,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康德提出了“何为启蒙”,福科同样提出了“何为启蒙”,这是两种对人、对历史、对理性、理想的不同观念的纠结。现代性启蒙的核心是乌托邦情结,这是启蒙以来的一种最为普遍心态。启蒙的知识精英以“启蒙”为旨归,以追求知识为根本目的,在现实中追求超验事物,并企求在意义和象征世界中,解决世界人生重大问题。

  启蒙知识精英的合法性在于他们似乎掌握着“启蒙”话语权,这种合法性导致他们必然以乌托邦为其依据而批判现实,并在批判现实中“造神”。然而,这一话语策略使古今中外的启蒙者常常掉进一个陷阱中,即将批判性锋芒集中指向对象,而忘掉指向自己和指向自己“背靠”的根基。于是,他们在谈论时代政治的同时,自己常常变成为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其批判意识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于是,由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神话,终于走向了这一神话的“消解”。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成为现代性启蒙转型的节点。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取代了启蒙乌托邦。于是,启蒙者从“介入型”,如萨特那样走在民众前列去呼吁真理的神话,变为介入与非介入之间的“中间型”,如在讲坛、沙龙里仍就自由解放高谈阔论。却不再有唤醒民众的热情行动;再变为“非介入型”,即像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那样由现实退回到书斋,在文本世界里消解话语结构,打破语言牢房,颠覆意识形态神话,抵牾所有重建理性的企图,在哲学话语的“游戏”中,掀起书本世界里类似前苏格拉底雅典诡辩学派的喧哗声。乌托邦崩溃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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