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从两百年看四十年:中国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20 次 更新时间:2021-05-15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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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作者按:我在《文史哲》创刊七十周年纪念会上,以“在文明互鉴中焕发真正的文化自信”的标题,作了十五分钟的主旨发言,此后,我对发言稿作了进一步充实扩展,增加了一些历史资料,写成这篇文章。

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经验智慧。而只有善于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智慧的民族,才会真正成熟,并拥有美好的未来。


近代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如何影响中国的命运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从地理上看,我们先祖生活的区域,处于远离地中海的亚洲东部,当希腊、罗马、巴比伦,埃及这些古代文明,如同环绕地中海这个“大池塘”的青蛙,发出此起彼伏的文明交响时,我们夏商周时代的古人,却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在我们古老的典籍中,也从来没有世界其他文明存在的文字记录,我们的文明具有很强的原创力,但它是在缺乏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长岁月中,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发育、生长、并成熟起来的。


由此产生的华夏古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先人缺乏文明交流的意识,我们的文化总是持续地、由内向外地传播的,有位法国学者形象地把华夏文明比喻成不断向外发光的“阳光文化”(Sunlight Culture),而不是被动吸收先进文明光泽而成长起来的“月光文化”(Moonlight Culture)。久而久之,我们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并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观念。


所谓的“天下秩序”, 就是一种在中国与异邦之间的“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天下以华夏(古代中国)为文明中心,以四周异族“蛮夷”为边缘。与这种秩序相对的,就是“朝贡体系”。周边民族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以表达谦卑者的敬意,中原王朝也慷慨地以更为丰厚的礼物作为回报,以显示对这种敬意的肯定与回报。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处于“天下秩序”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中国人,持续地接受着输诚向化的“蛮夷”异邦的忠顺。


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人,是没有欧洲人通行的国际观念的。国际不同于“天下”,国际秩序是以承认独立国家之间的多元并列为前提的。你如果问一位明朝皇帝,您是那一个国家的君主?他一定会听不懂,他会说,我是天下共主,怎么是哪个国家的君主?、



中国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孤立性,由内向外的单向传播文明的方式,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就自然形成了上自中国皇帝、士绅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实际上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自信”。


1793年与1816年,英国两次派使团来华,请求扩大与清朝的通商事宜,乾隆皇帝与嘉庆皇帝,都因对方在觐见时,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仅愿意按对本国君主的礼节,行脱帽鞠躬礼,这就使中国皇帝大为恼怒,把这些不知礼数的夷狄异邦的使者驱逐了出去。


这些通过非洲好望角,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远道而来的英国使节们所提出的通商请求,也予以严词拒绝。这两位皇帝所下的圣旨,同样充满了文化优越意识,乾隆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籍与外邦以通有无”。嘉庆下旨称,“尔国离天朝太远了,以后尔等也不必前来,只要尔等把本国老百姓管好,让百姓和睦安泰,朕作为天子,也就予以嘉许,朕对尔国也就放心了。”



不但中国皇帝如此,中国的士大夫与百姓也有同样的文化心态,多年以后,桐城派名士方东树,还以鄙夷的口吻,来回顾当年西方使节不肯在中国皇帝面前下跪的无知唐突行为,他写道:“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进贡,皇心喜其远夷之效顺,爱而畜之,降以恩宠,而奸夷志满意溢,不思答报,而潜滋其骄悛”。


这种文化优越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于鸦片战争经历了失败,但大清时代的中国人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文化定见。我们都知道的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在近代最早介绍海外知识的,然而,这部书在发行后的三十年里,只卖掉1.3万册,而此书不久后传到日本,却在一年时间里,卖掉了30万册,尽管大清帝国当时的国土比日本大11倍,人口比日本多7倍。


由于这种封闭状态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优越感,使中国的皇帝到臣民,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极度缺乏,由此造成的文化误判与战略误判,又进一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从“通州人质事件”看文明冲突


这里可以讲一件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少知道,但却极为重要,极具思想启示的史实。


1860年秋,英法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附近,并在通州与大清钦差大臣进行谈判,双方本来已经谈妥,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的大军将驻留于通州附近,不再进入北京城,只由联军代表进入北京,并在京城内与清廷正式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款后,离京经天津回国。


然而,在通州谈判中,英法联军谈判代表巴夏礼提出,要求按国际礼法,由联军总司令额尔金觐见咸丰皇帝,并当面交换国书,此外,还提出由英法联军中的1000名身穿猩红色礼服的仪仗队(其中还包括背着硕大铜喇叭与军鼓的乐队),随同英法联军代表入城,参加签约仪式。


英法联军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是想以这一举动,以 “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国际秩序,来挑战中国的“天下秩序”。他们要向中国京城百姓展示,堂堂欧洲大邦,决非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以此来宣扬胜利者的国威。


根据英法联军当事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法国人与英国人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还是有分歧的,法国人认为,派100名或150名仪仗队入城足矣。但英国人坚持要派1000人。在英国人看来,非如此,不足以让中国皇帝与皇城的老百姓留下令人震憾的深刻印象。最后还是由英国方面说了算,因为联军总指挥是英国的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钦差大臣怡亲王立即把洋人的要求转呈皇帝。



洋夷居然不行三九大礼,而只行洋夷之间通行的觐见礼! 这被咸丰皇帝视为是奇耻大辱,而洋兵千人入京的要求,则立即被咸丰皇帝理解为这是洋人要重演当年项羽杀刘邦的“鸿门宴”故伎,他斥责谈判大臣,怒称“尔等怎么连洋人这种三十六计的鬼计都还看不明白?”


这位29岁的盛年皇帝,在暴怒之下,于1860年9月14日,向怡亲王下旨逮捕英法方面的全部谈判人员,9月18日,英法谈判代表与卫士共39人成为清廷的人质。


为了要回人质,暴怒的额尔金扬言威胁:三天内,如果负责交涉的恭亲王不交出全部人质,立即攻城,并将把整个攻下的北京城用一把火烧掉。三天到时,千钧一发之际,恭亲王派人把巴夏礼在狱中写的信送到了额尔金手中,巴夏礼在信中说,恭亲王是明白人,要额尔金冷静。这才使额尔金没有立即攻城并放火烧北京。


此后,咸丰终于同意放回人质,然而,此后不多久,恭亲王从热河行宫的太监得知,皇帝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下圣旨要杀掉所有的人质。恭亲王决定提前放人。在正式圣旨到达前的一小时,恭亲王把狱中所有还活着的人质,与盛放已死人质遗体的棺柩,全部移交给英法联军,这才避免了北京全城被焚的浩劫。


39个人质的命运如下:其中有2人被捕后当场被清军将领胜保斩首示众,18人在以后一个月里死于狱中。清廷被迫交还了另外19个人质,都在大狱中受到残酷虐待,有的伤口上还生满了蛆,有的还发了终生精神病。(关于这一人质事件的史料的出处,可参阅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270-273页、以及《圆明园丛书》内的巴夏礼、额尔金与英法联军当事人等多种回忆录。)


为了实行报复,英法联军决定在咸丰居住的皇宫与圆明园两者中,烧掉其中一个。用《额尔金日记》中的话来说,他的这个决定是“对中国皇帝个人进行的惩罚”。“让皇帝因失去心爱的住所而感到痛苦。”


额尔金之所以没有选择烧皇宫,他认为当时皇宫里还住着恭亲王,烧了皇宫,就找不到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代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故宫才得以幸免于难。


英军最后选择了火烧圆明园。远在北京城,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圆明园发出的如黑色斗蓬般的巨大浓烟。(顺便一提的是,法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从此以后,“火烧圆明园事件”也成为中国人百年悲情的历史符号。


这确实是一场残暴的悲剧性的文明冲突,以强凌弱的英法联军侵入中国,并在中国火烧圆明园,这些侵略的暴行,是我们世代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文明冲突事件的恶性互动中看到,沉醉于天下自我中心这个梦幻中的大清皇帝,对外部世界,对于国际观念,对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完全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下旨斩杀人质,也是因为,在大清皇帝的天下观念中,犯上作乱的夷狄,是可以当作不开化的土匪,予以任意处置的。正如此前把“化外”“夷狄”,押到午门前来斩首一样。


咸丰皇帝想像中的“鸿门宴”的文化误判,与斩杀英法人质事件,是刺激1860年事态不断恶化的内部原因之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决策者固化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其决策的典型例子。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火烧圆明园”事件,却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委。事实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教训。


这里附带补充一下,英法联军方面提出这个千人入京的要求,也是在根本不了解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处于长期封闭环境中的中国皇帝的心理承受力。


英法各国在此事件以后十几年,直到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前,都再也没有重提要求以“国际礼”觐见中国皇帝的要求。


事实上,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仍然迟迟不肯回北京,他对北京恭亲王提出的解释是,他担心联军又会从天津杀个“回马枪”,再杀回北京,并要求按欧洲礼觐见他(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他的羞辱)。


由于他迟迟不回,几个月以后死于热河,才让慈禧有机会在热河发动政变,成了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女主。统治者的念念不忘的三九大礼,居然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


士绅是如何曲解西方挑战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1860年代,除了少数洋务派精英,极少有中国人醒悟过来,并清醒地认识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只要看看1860年前后朝廷大臣们给皇帝的奏折,读读那些如梦呓般的荒唐无稽的应对“英法蛮夷”的方略献策,人们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各阶层普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是如何影响了中国人在关键时刻的历史选择。


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三十年里,大清帝国在西方挑战中不断陷入屈辱与失败,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并让俄国趁机夺取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直到了中法战争失败,中国士大夫精英中才普遍产生隐隐的群体焦虑感。当时中国人心中的问题是,中国是天朝上国,为什么洋人会不断侵凌中国,并且总是得手,中国总是屈辱挫折,中国何以自处?


于是在社会上流行起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泛教化论”的言说与思潮,士绅中盛行的这种“泛教化论”思潮,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当时连乾嘉学派大师、翰林院名流俞樾,也是鼓吹这一思潮的中坚人物。


—— 根据这种“泛教化论”的解释,洋人借船坚炮利来华,乃是因为,上天怜悯这些不开化的洋人,所以让他们发明了舟车,器械、算学与天文,从而可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接受“尧舜之道”,此后洋人在礼乐教化的熏陶下,将成为天下中心的中华文明的归顺者。


—— 他们信心满满地预言,不出一百年,全球九万里,将会一道同风,天下一家,中国的圣教光泽,从此开始遍布全世界。(注:“泛教化论”的相关内容,可参阅作者的《儒家文化困境》一书)


这种封闭状态下的“文化自信”的奇葩论说,让当代人觉得如同梦呓般不可思议。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中国社会上具有最高知识文化水平的、被称为“士林华选”的高智商人士,竟然会群起信奉这种背离常识的低劣荒唐观念?


其实,社会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文化现象,那就是,当人们无法割舍与放弃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且一旦放弃,就会极为痛苦,又无法解释冰冷严酷的现实时,就会以曲解的方式,想像出某种理由,来维护传统观念的神圣性,以避免心理痛苦,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


原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早在 阿Q出生以前的大清帝国的高层人士中,早就盛行起来了。


可以说,在存在着群体性文化焦虑,而这种焦虑又不足以取代中国人顽强的文化优越感的情况下,中国士绅中盛行起来的“泛教化论”,是近代中国人通过心理防御机制,来挽救已经受到挫折的文化优越感的新的努力。


到了1900年,中国陷入了庚子事变的灾难,被极端保守派利用的义民们,他们坚信天神已经下凡,北京街头,人们纷纷传说,玉皇大帝、关公爷已经从天降临,来助中国来“扶清灭洋”了,18-19世纪之交的这些人们,超越了曲解作用,直接通过心理幻觉来维护天下秩序,这都是沿着“泛教化论”的心理防御的逻辑衍生出来的。


封闭状态下的极端自信,一变而为华夏大地上狂热的非理性排外运动,并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的民族灾难,失败后的清廷不得不同意分39年支付入侵者九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以此来换取八国联军撤出中国。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感,从此达到了最顶端。



颠复性的逆转:群体性的文化自卑成为国人的潜意识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经历的这场巨大灾难,最终摧毁了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优越感,非理性的保守排外主义也从此寿终正寝。


此后,清廷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危机,不得不进行清末新政与筹备立宪,而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近代中国人的极度的文化优越感,被一种群体性的文化自卑心理所取代。


1906年以后的北京,让来访的日本人大为吃惊,他们在达贵显贵的客厅里,受到时尚的西洋饼干的招待,坐的是西洋沙发,中国主人用西洋的握手礼,代替了传统的鞠躬礼向客人致意,中国的精英们对一切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引为时尚,且趋之若鶩。



1906年,慈禧太后垂问应召来京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中国要不要实行西方式的立宪”?这位曾经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享誉全国的封疆大员,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立宪越快越好,连去国外考察都是不必要的,考察也只是走马观花,西洋的好制度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还考察什么?”


一种在西方发展了数百年,成为西方民族的经验生活的一部分的、需要复杂的社会文化条件支持,才能起功效的欧洲君主立宪体制,在张之洞眼中,居然连考察都是没有必要的。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拿来就可以用的。


这种社会风气到了这样的地步,曾经从德国考察回国的吏部侍郎于式枚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西方立宪制,中国至少要筹备二十年以后,推行起来才有效。于是立即在全国千夫所指,人人喊打。此人也在当时士林中“臭名”远扬。


此后几年,从日本归国的梁启超也感叹,自己对西学其实也只是略知一些皮毛,然而回到国内,却被全国大众视为精通西学的头等大师,到处被奉为上宾,受到鲜花掌声的欢迎,听众对他说的话,听得如痴如醉。这让他内心颇为难堪。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维持残存的文化优越感,被屡战屡败的现实最终冲击得粉碎之后,中国便陷入了最严重的文化自卑危机。


从文化优越到文化自虐


众所周知,在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全盘的反传统主义思潮是这一运动的突出特点,传统文化被视为国粹,陈独秀宣称“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这种激进的全盘传统主义的强烈程度,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的著述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吴稚晖喊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


钱玄同甚至极端到提出要“废除汉字”,在他看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初学童子则终身受害不可救药。”


他还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与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在他看来,为废孔学而废汉文之后,可用世界语取而代之。激进的青年们认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臭味。


毫无疑问,这种全盘性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是人类文化史上前所未有,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的近乎自虐的严厉批判。


我们可以历数一下中国人的心态变化:从1793年马加尔尼来华算起,中国人从极度的文化优越感,经由“泛教化论”心理防御,一变而为庚子事变时代极端保守主义的恶性膨胀。

世纪之交,再一变而为群体性的文化自卑。又一变而为1915年后新一代青年人在咒斥祖先创造的文明的过程中,似乎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快感。从极度的文化自信,到极度的文化自虐,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是钟摆效应,一波三折。


这就是近代二百年中国人的精神心态历程。人类历史上一种从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一个具有强烈文明优越意识的民族,在二十世纪初期,却产生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激进的、全盘性的自我否定浪潮。这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极端反传统主义心态与思维方式,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动荡时代,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它又以特殊的变异方式,体现于群体性的狂热的、全面打倒传统文化的“破四旧“的非理性行动之中。


历史证明,这种激进反传统主义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是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以及它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消解作用。人类历史上一个有史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伟大文明,却在二十世纪来临时,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自虐式的文化批判运动,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因果报应”。


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各国的历史经验是有益的。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民族,都曾不约而同地诉之于本民族的古老传统,来强化这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日本明治维新是如此,“复兴传统的土耳其”为号召的土耳其是如此,以“印加帝国”作为民族精神源头的秘鲁也是如此。


然而,中国的知识界主流,却选择了与传统文化决裂来唤起民众,来启动本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说,这是人类精神史上非常奇特的吊诡景象。


严复是近代以来最深刻的思想家,他指出,当人们把旧价值完全抛弃,“方其汹汹,往往俱去”,“设其(传统)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



严复的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当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化全盘否定以后,就会如同把千百年来保护这个民族的生态防护林带全盘砍去一样。失去生态林防护的人们,那怕是引入外来的好种子,也会因水土流失,土质劣化,使外来文化因子也因“无枝可栖”,无法有效地吸附于受体之上,而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是“斯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为固”,其精义如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认为,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富强,必须是“新”与“旧”的结合,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统新故以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只有这样的阔视远想,中国才能日臻富强。


在文明互鉴中焕发真正的文化自信


经历了百年的民族苦难与浩劫,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人在痛定思痛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把握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短短的40年间,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此,中国通过文明互鉴,充分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科技、经济、与文化成果,与世界各国一起,共享全球分工与文化互动的巨大利益。



改革开放以前,封闭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事: 贵州两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值,还不如一个老母鸡生的蛋。(当时,一个蛋要一角一分钱,而一个强劳力只有五分钱。)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北京郊区的某大队当年曾自称为“冰棒大队”,因为那里的一个强劳动力的一天的工分值,还不够买一根冰棒。


而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人均三百美元,到近年来的一万美元。


从孔夫子至今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八十代人,而在我们这一代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的国运,近二百年来,从来没有像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这样好过。


中国人从极端保守,到极端反传统,通过改革开放,重新找到了真正的文化自信。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独特的价值与魅力、鲜活的生命力,这些优点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学习与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中国二百年的历史表明,一个拒绝文化交流的民族,是无法有真正的文化自信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须在文明互鉴中,在坚实的现代化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


当今社会的“文化返祖现象”


暴风骤雨般的反传统大潮过后,中国本土的文化自信正在高调重建。这固然令人振奋,但其间也不乏值得警惕之处。


这是因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尤其是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的进步,其实是相当缓慢的。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往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传统的“天下秩序”文化心理,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人们的无意识与潜意识,在国家重新强大起来以后,会重新被激活,从“假死”状态,一变而为真实状态,并在某些人群中恶性膨胀。形成文化上的“返祖现象”。



在这里,可以例举一个例子,2017年,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湖南某博导教授写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该书作者居然声称,经过他的研究,古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统统都是由中国移民创造的。该作者还公然宣称,德国人与法国人的祖先都是由古代中国的人演化而来,连英语与英国人都发源于大湘西的英山,连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人,也都是来源于此地。作者由此还断言,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是发源于中国。


我原以为这种违反基本历史常识的虚妄大话,是个别人的梦呓,不会有人相信,没有料想到的是,它居然能写成书出版,还受到相当多的人欢迎,有人声称,“这种观点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推荐者还赞赏该书说,“华夏先进了一万年,落后了一百五十年”。


二百年前的“天下中心观”居然再次跃然纸上,这表明,天下中心论的文化观念再次被激活,并迎合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盲目自大的心理。


警惕虚骄的民族主义  


近年来,一种以“厉害国”为标志的虚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在社会上盛行起来。为什么国力强大起来以后,反而会出现虚骄的民族主义的回潮与膨胀?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解释,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强烈的悲情一直憋着一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多年了。于是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尤其是青年人中,产生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予以宣泄的群体心理。


其实,这种情绪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刚进入起飞阶段时,就已经在中国民间出现了,1996年与2009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就代表了这种高调民族主义思潮的登台亮相。它们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它们提出,“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这些高调派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在他们看来,人类不是和谐相处的“命运共同体”,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


这些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自以为“崇高”的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一切办法。


《中国不高兴》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青年读者的热烈赞同。历史悲情所具有的情感性与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在国人中被煽动起来。


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这就如同一个进入发育期的16岁的孩子,刚长了点肌肉,自己觉得就是个大人,总要在村里比试比试,显示一下自己肌肉的力量,在这个孩子的心智上,欠缺与人交往的成熟智慧,谋求让村里人承认的意愿,远强于对切身利益的真实考量。


警惕虚骄文化心理、极左思潮与极端民族主义三结合


如果说,十多年以前,“天下中心”的虚骄文化心理,与大国民族主义已经有了结合的趋势,那么,当下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虚骄心理相结合的同时,又会渗杂着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十年大动荡时代的极左思潮,在雌伏多年以后,又在民间的某些人中再次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极左思潮在我们民族的理性层面受到严肃的批判,但它的深层次因素,包括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然死而不僵,时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不久前,当印度发生严重疫情,每天有数十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每天都有数万计的家庭因失去亲人而痛苦,然而,在中国国内,却有人兴灾乐祸地把印度人焚尸烧火的照片,与中国火箭上升时的火光照片放在一起,以形成鲜明对比。


这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的批评与谴责。连发布者本人也认了错,撤下了相片。然而,却有一位复旦大学的网红教授,却出来刻薄地讽刺,说那些对该相片事件进行批评谴责的人,都是虚情假义的“圣母婊”。



该教授对印度疫情苦难中的普通人民,表现得如此无情冷酷,这种人性泯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他的冷酷极端言论,却仍然能得到为数众多的网民的点赞与支持。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只要我们理解极左思潮的潜在影响力就明白了。


从极左思潮的“阶级论”,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变,其实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前后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在道德上的自我优越感的支配下,不把对方看作人,所以可以任意碾压。


从十年动荡中国的“H卫兵”、造反派对“阶级敌人”的“格杀勿论”,到当今民间的”战狼”网红的“虽远必诛”,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是高度同构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下中国,出现了那么多不讲人性的、冷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居然出现这种奇葩的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他们还会受到“巨婴”般的青年网民的热烈欢迎?


其实很容易理解,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十年动荡的冲击和反思,形成一种“灾难后”的人性启蒙,而某些年轻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他们既没有受到过学校人文教育的启蒙,又缺乏老一辈的"灾难启蒙"。


他们会在自以为的“国力强大”想像中,忘乎所以。极端民族主义的貌似"政治正确",又让他们暴得大名,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如此只赚不赔的生意何乐不为?


在民粹浪潮中,做个万人喝彩的网红“英雄”很容易,但要摆脱掌声与利禄的吸引,用良心说活,保持理性与冷静,始终以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为重,而不是像当年的咸丰皇帝那样,在敌强我弱、兵临城下的危局中,仍然置社稷命运于不顾,贪图一时的快感。要做到这些,那就需要人文修养、理性与冷静,需要智慧,需要从历史中获得真知的知识底蕰。


“天下中心”的文化心理、极左思潮的潜意识,与虚骄民族主义,这三者一旦彼此相结合起来,其力度之大,对于我们民族将是灾难性的。


更严重的是,在数字时代,这种三结合,会让中国人在未来十年,有陷入民粹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灾难的危险。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族主义会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环境,而如虎添翼。


这是网络世界的特点所决定的,网络会把同质信息不断地进一步叠加起来,网络使用者的信息会不断反复固化,形成受原有观念层层包裹的“同温层效应”,网络精英会自以为受到“正义”的支持者的最广泛支持,他们生活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中,他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观念果壳”里,却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其严重后果更甚于广场民粹主义,它会让人类的常识理性在公共空间被迫边缘化。



一方面,是民间的自鸣得意的网络“战狼”,另一方面,是从来没有受到过人文教育洗礼的、在“信息茧房”中长大的“巨婴”们。


这两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彼此呼应,前者以虚骄的大言高论,来满足后者对人生意义感的虚幻追求。


后者对前者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舆论支持。使前者暴得大名,享受虚荣与掌声。


前者越来越得意忘形,后者则越来越如痴如醉。双方彼此唱和,相互强化,试图以此来影响社会舆论与决策者,这对一个民族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一方面,要吸取日本与德国这些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当一个曾经因自己历史而自豪的大国,后来受到历史上的屈辱,再后来又在短时期内强大起来,这样的国家,是很容易把持不住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后发展国家,美国的教训也同样值得一提,美国小布什在911事件后,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当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小瓶洗衣白粉,被美国主战精英说成是实据,却得到美国社会民意的压倒性支持。这也可以说明,社会上的非理性情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对人们的历史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



“毋大而肆。毋众而嚣,毋富而骄”:从传统中汲取智慧


必须承认,从“天下秩序”中脱胎而来的中国人,在与开放的世界打交道过程中,是先天地缺乏历史经验的,我们必须谦虚冷静地意识到,我们民族身上的消极性的东西,对于我们判断与选择会形成干扰。


所幸的是,较之秦至清末大一统时代的“天下秩序”理念,大一统之前的“国际秩序”理念,却有助于防范与抑制虚骄的民族主义。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类似于各国平等竞争的“类国际”秩序的时代。那时的先人还不曾受到秦汉帝国大一统以后的“天下秩序”夜郎自大的观念的支配,人们反而能够更清醒的意识到,诸国林立的环境中自己的客观处境。例如,中山国的王陵遗址中发现的,在钟鼎文中铭刻的一则国王给对太子的临终遗言,就具有高度的经验智慧:


“毋大而肆,毋众而嚣,毋富而骄。”


这种古典“中国理念”,如果能被我们汲取,就能丰富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集体经验。让我们从古人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克服高调、激昂、亢奋、虚骄的民族主义,在文明互鉴中,走向成熟。


在我们民族陷于困境与危机中时,我们不能沉湎于悲情民族主义,用感情代替理性。当我们民族走向强盛时,我们也不能受虚骄心态的支配。


更何况,我们并没有值得盲目骄傲的资本,我们的人口面临老化,我们国家创新能力不足,我们的出生率不高,人口红利并不如原先想像的可以永远享受。我们的产能过剩,对外投资需要更友好的国际环境。我们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冷静面对。要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个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雍容大度、坦然从容的。一个成熟的民族的真正自信,表现为理性内敛,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也有足够的气度与胸襟,来迎接全球化过程中的任何挑战。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宽厚包容,秉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善意对待邻居与世界,走出盲目自信的误区。


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中获得教训,我们注定会重犯历史上的错误。要在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这个民族才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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