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本土化任重道远，这个话题对我而言，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为什么叫老生常谈？首先，我自己已不再年轻，过了耳顺之年，算是“老生”；其次，在过去二十年，我不时触及这个话题，可谓“常谈”。

　　 1980年底，中国政治会学成立时，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大三。当时，不仅北大，全国各大学都还没有政治学系，只有国际政治系，我还没有听说过有“政治学”这么一个学科，对政治学处于一窍不通的状态。如果说当时与政治学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因为对“比较宪法”这个领域很感兴趣，授课老师是龚祥瑞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政治系1935年的毕业生，后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硕士；1939年回国后，辗转在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几家大学政治系任教；1954年（我出生那年）转入北大法律系任教。做本科毕业论文时，在龚先生指导下，我选择研究美国的压力（利益）集团及其政治影响力，算是摸到了政治学的边儿。没想到，政治学话题对自己的吸引力远大于法学话题。这样一来，1982年公派出国留学时，我擅作主张，选择申请政治学系，而不是进入法学院。龚先生带我登门拜访了两位他的老师辈学者：张友渔（时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和钱端升（时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凭着三位老先生的推荐信，我顺利进入了心仪的美国康奈尔大学。

　　 1990年，我已经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任教。我就学的是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叫做Department of Government，而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是“政治科学系”，叫做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政治学的认识，基本上就是把西方的政治学看作一门科学，认为它适用于古今中外，“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值得推崇，值得引入国内。不过，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是风云急剧变幻的十年：一个庞大的苏东体系轰然垮塌，仿佛印证了“历史终结论”；西方各国对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步步紧逼，必欲除之而后快；俨然摆出世界唯一霸主姿态的美国不再有所忌惮，频频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而我所在系里的同事与整个美国政治学届却在煞有介事地大谈“民主转型”“民主和平论”。这一切迫使我对眼前发生的事务、对历史、对世界大势、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重新审视，对一度奉为圭臬的西方政治学进行反思。

　　 十年后，2000年前几个月，有一批中国人在马里兰大学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主题是“21世纪对中国政治学家的挑战”。我为会议提供了一篇论文，标题是《“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提出了“政治学本土化”这么一个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了三个问题。[1]

　　 第一，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当时，我已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政治学者所使用的主要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完全不屑于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方法来讨论问题，因为这些概念、理论、方法，我们自己也都还没有提出来。然而，对大量现实与理论问题，西方主流政治学要么没有答案，要么只提供了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的答案，很难令人满意；如果硬要拿西方的理论与分析架构解释它们，只会使我们希望了解的现实世界遭到扭曲。要化解这种尴尬的局面，很有必要对政治学进行本土化。

　　 第二，政治学是否可能本土化？在西方，政治学被称之为“政治科学”。如果政治学真是一门科学的话，谈本土化就有点滑稽了，因为人们不会愚蠢地推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本土化。然而，刻意强调其“科学”属性也许恰恰是一种色厉内荏，以掩饰这门学科厚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西方政治学是基于西方独特的思想传统、政治经验发展起来的，服务的是西方统治阶层的利益，西方却硬要宣称它可以解释各国在各个时段里的各种政治行为。不过，西方也有那种自信到敢于说出实话的学者，如亨廷顿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西方：独特而非普世》。[2]政治学绝不是一门科学，它既不符合价值中立的标准，也不符合客观的标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百世而不衰。既然它根本不是科学，政治学有什么不能本土化的呢？

　　 第三，政治学应该怎样本土化？我当时提出来四点建议。一是选择研究课题时，要辨别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什么是别人的问题，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二是运用西方理论时，要清晰理解其背后的种种基本假设，思考它们，质疑它们；有道理的，不妨参考，没道理的，加以扬弃。总之，要有所取舍，切忌全盘照搬。三是要梳理政治分析的关键概念及其定义，进行必要的清理与重构。对被滥用和被用滥的概念，如“民主”“威权”“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之类，我们要一一厘清，弄明白其来龙去脉、内涵外延，继而去末归本、去伪存真，搞清楚其适用与不适用的范围。如果西方政治学缺乏描述某些政治现象的概念，我们要进行构建；如果西方政治学描述某些政治现象的概念存在偏差，我们要进行重构。四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切忌为方法而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有些人天真地把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奉为“天条”，好像是某种“尖端技术”。其实，说到底，方法就是工具，工具要服务于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没有必要盲目崇拜。

　　 又过了十年，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邀请我为纪念政治学三十年写一篇文章。为此，我发表了题为《中国政治学30年，从取经到本土化》的论文，在其中，我提出一个看法：到那时为止，中国当代政治学发展已经走过三个阶段，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3]第一阶段称之为“取经”，即从编译起步，重点是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学的源流。政治学恢复最初那些年便处于这个阶段，一些西方的书籍和文章被译介到中国学界。“取经”时，对西方的“真经”难免有毕恭毕敬、顶礼膜拜。第二阶段叫做“效仿”，试图将从西方学来的概念、模式、理论、方法大而化之地用于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泛泛的分析。“效仿”时，对西方政治学依然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取经”与“效仿”的过程中，一些勤于思考的中国政治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政治学关注的问题未必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关键问题，西方取来的“经”未必完全适用于分析中国政治，这就为下一个飞跃打下了认识论的基础。第三个阶段叫做“自觉”，开始形成中国本土问题意识，致力于梳理中国政治真正的关键问题，并从“古今”与“中外”的比较视角对它们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大概就是中国政治学界在本世纪初的状态。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出，经过“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以后，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大胆地向前再跨一步：本土化。本土化当然不是要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政治学，放弃对外交流，而是要在树立自信心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三点：批判地吸收，创造性地思考，平等地交流。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2020年，我们聚在一起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个“惑”字值得玩味。辜鸿铭把孔子说的“惑”译为“doubts”，意指疑惑；但有人将“惑”译为“confusion”，强调迷惑；还有人将“惑”译为“bewilderment”，偏重困惑。[4]也许孔子所说的“惑”，既是疑惑，也是迷惑，还是困惑。那么什么是“不惑”呢？当然是消除了疑惑、迷惑、困惑，变得明白起来，用孔子自己的说法则是“知者不惑”。对此，《论语注疏》解释说，“知者明于事，故不惑乱”；[5]这里孔子所说的“知者”首先当然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仅靠饱读诗书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明于事”，也就是要对知识有透彻的了解，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还能对现有知识进行批判性反思，达到康有为所说的“穷理明物之知”，[6]这样才能进入“不惑”的境地。

　　 在中国政治学进入不惑之年时，之所以要再提本土化，是因为它虽然前路漫漫，但已成大势所趋。如果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中国政治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980年12月成立中国政治学会算起，中国当代政治学已有四十年的历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政治学本土化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人、中国学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

　　 本土化的前提是本土自觉，但仅有本土自觉还不足以产生本土化的动力，因为有些人即便有本土自觉，但却可能得出结论说，本土“样样都不如人”（陈序经）、[7]“百事不如人”（胡适），[8]继而鼓吹全盘西化，希望中国成为西方国家“三百年殖民地”（刘晓波），希望抛弃黄色（中国）文明，拥抱蓝色（西方）文明（《河荡》）。[9]只有形成本土自信，才可能产生推动本土化的意愿与动力。

　　 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虽然他当时没有使用“文化自信”的说法，但他所说的“各美其美”已包含了中国自有其美的“文化自信”的成分。[10]此后，党的十六大形成了“一个自信”（道路）的表述；十七大形成了“两个自信”（道路、理论）的表述；十八大形成了“三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的表述；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并列提出。[11]现在，“四个自信”不仅仅是中共中央的提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在成为广大中国民众、中国学者（包括政治学者）普遍接受的共识。

　　 奠定了“四个自信”的基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阶段，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建立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此处“学派”可以包括由低到高五层含义：第一，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的看法；第二，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第三，中国学者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第四，中国学者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较为统一的看法；第五，中国学者形成了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同时又被外人承认的“中国学派”。我所说的“中国学派”，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中只能有一个学派；恰恰相反，如果形成中国学派的话，那将是在政治学各个分支形成一批百花齐放的“中国学派”。[12]也许，短期内，我们还不太可能形成最高层面意义上的“中国学派”，但较低层面意义上的“中国学派”正在各处萌芽、开花。

　　 确实，过去一些年里，在理论和实践研究当中，中国学者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已经进一步加深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在过去十余年，对很多政治学议题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飞跃。

　　 比如，同是对政治现象的思考，我在研究中逐步体会到，中国与西方的思考方式不同。西方自古以来就有一套思维模式，我把它叫“政体思维”模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当代政治学大体都是如此。而中国人对政治现象的思考方式则是聚焦“政道”，即治国理政的理想与方式，我称之为“政道思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是如此。这应该是中西政治学的主要差异之一。[13]

　　 对同一政治现象的观察，中西的视角也有差异。在研究“代表”（Representation）问题时，我察觉到，在西方政治学文献中，谈论选举权的书籍与论文浩如烟海；但如果想找到一篇文章、一本书专门讨论被选举权，则难上加难。而在中国政治学文献中，与选举相关的文章、书籍没有西方那么多，但在这其中有相当一批是专门讨论被选举权的。另外，讨论选举时，西方文献的关注点是选举产生的“代表”或代议士（Representatives），但很少关注另一个词，即“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而在中国政治学文献中，对代表性的关注要强得多。试问没有代表性的代表，到底有多大意义？

在民主实现方式上，经过多年的梳理，我认识到中西的偏重各有不同。如西方政治学关注“公众参与”，中国更多强调“群众路线”。公众参与的假设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弹簧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公众参与是指公众有权推开了那扇门，参与屋内的游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