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世界·实践·田野: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

——以华中师范大学120年政治学发展为依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7 次 更新时间:2023-10-06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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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政治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中国政治学人的神圣使命,也是艰巨任务,需要从不同路径加以努力。华中师范大学建校120年来,政治学获得很大发展,并正在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世界、实践、田野是重要因素。正是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中,获得学科自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获得学科自立;在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学术发展中,获得学科自强。

一、从世界变局中获得学科自主性

政治学是以国家为主要对象,研究相应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的学科。自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政治,也有了对政治的探讨。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有着十分古老和丰富的政治现象,但作为建制性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产生于近代。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基于社会的需要,都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在于不同事物形态的变化。国家是不同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稳定的政治组织。国家的根本特征,一是地域性,二是特殊的公共权力。因公共权力性质和资源配置产生相应的政治制度。人们根据其意愿和目的思考和探讨政治制度,由此有了政治学。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政治形态变革之际。由于多种原因,古希腊人率先走出血缘关系的羁绊,建立起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并产生多种政体,有了对理想政治形态的思考和探索。正是在此基础上,政治学首先在古希腊兴起。近代以来,西方新兴阶级要求建立新型国家,有了对国家问题的探讨,并产生现代政治学。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国家。但在相当长时间里,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未能充分分离,君臣父子关系融为一体,国家权力关系为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所包裹,其本质特征是家族王朝政治。这一政治形态虽然历经不同朝代的变更有所变化,但其基本制度长期延续下来,即“百代皆行秦政制”。直到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世界历史”时期。“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以工业化、商品经济和资本扩张为条件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以不同条件和方式进入“世界历史”。中国是以落后的农业文明被动地卷入世界历史的。“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不平等的条约体系使得中国成为半殖民地。中国从此作为依附性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并处于被支配地位。

外部严峻挑战造成旧国家与旧制度的崩溃。“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中国人民一方面抵抗外国入侵,另一方面力图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学习的重要内容是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的科学,其中包括社会科学。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国人引进,并成为现代大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华中大学和中华大学分别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其规模都较小,所设立的学科不全,但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学的内容。据长期担任过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回忆,他1912年在华中大学前身文华大学就读时,“校长翟雅各又叫我自修西洋哲学史、政治经济思想史……接着又要我担任大学的形式逻辑、西洋哲学史、比较政府学和政治学的讲课”。根据《1931年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历史政治系主修课程指导》,当时的历史政治系主修课程有:政治学概论、比较政治学、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1928年至1937年期间的中华大学设立有政治学系。

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具有双重性,一是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带进来,二是以强权甚至侵略的方式进入中国。面对这一格局,中国人民在先进政党领导下,以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尽管近代以来的大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但同时也成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地,并孕育了大量先进分子和革命志士。曾经在中华大学就读的恽代英便是典型代表之一。他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政治学概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对象是西方帝国主义,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不仅“以俄为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以苏联为学习榜样。这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格局反映在社会学科领域,便是力图从西方的学科体系中摆脱出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准备人才,创办了中原大学,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重要前身。中原大学建立有教育学院,下设政治系,“培养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与方法,分析政治时事的问题,并培养其中外行政知识,担任中等学校政治课师资”。1953年,华中大学、中华大学和中原大学部分院系合并为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不是简单的几所大学的合并,而是新中国运用新思想主办的新型大学。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是设立了政治系。但这时的政治系所指的“政治”是广义的,具有师范大学的特点,即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融为一体。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担任政治系主任的高原受当时国家高教部的委托,参与全国高等学校《马列主义基础》教学大纲的编写,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一重大转变时期,华中师范学院在全国率先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马克思主义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但在相当长时间里,科学社会主义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得到发展。1978年,在高原倡导下,华中师范学院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由李会滨执笔、署名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及其有关问题》一文,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等学科基本问题。1980年,高原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并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科学社会主义于1981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本专业硕士点,1984年成为全国第二批本专业博士学科点。可以说,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为基础的。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有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长篇重要讲话,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在全国广泛建立。

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一级学科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为起点的。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科建设中,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1980年,高原在“关于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中,专门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的关系,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同政治学都属于政治科学,它们的关系十分紧密,内容确有交叉,但又有区别。从纵的方面来看,政治学不是研究某一个社会,而是研究自有阶级以来的人类社会,显然,它研究的‘政治’,比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政治’的历史时期要长;从横的方面来看,政治学要研究世界上各种政治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只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因此,政治学研究的‘政治’也比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政治’的面要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仅要研究‘政治方面’,而且涉及经济、精神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又比政治学研究的范围要广。”高原的论述非常精当。至2023年,在国家制定的学位目录中,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理论同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

由于从学科边界上将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视为两个联系特别紧密的学科,在实际行动上这两个学科得到了共同发展,并融为一体。高原主编《科学社会主义》教材之后,又主持编写了《通俗政治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之后,张厚安主编了《政治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徐育苖主持编写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等一系列著作。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获得政治学专业硕士点。

正是在学科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于2000年获得全国首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外政治制度先后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获批全国首批博士后流动站。2017年,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学科。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华中师范大学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发展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怎样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提了出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命题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指导意义。其重要背景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不再是被支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需要根据中国自己发展的要求进行研究。以上两个方面必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命题的提出。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地位给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信;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要求给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于2022年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自主性是一种立场和能力,反映了主体在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自主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石。近代以来,中国在与世界交往中,不断寻求真理,获得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非常宝贵的思想和学术资源,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自主性。但是,由于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以落后者的姿态向先进者学习的,在学习和接受外来思想和学术资源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缺乏相应的自主性,甚至存在盲目照抄照搬的倾向。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批评了“言必称希腊”的倾向。新中国成立后,在“以俄为师”的过程中,毛泽东及时提出了“以俄为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大量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但也存在学科自主性不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因此指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在华中师范大学建校120年的历史中,很早就有了政治学,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学科规模很小,主要是引进和介绍,学科发展缺乏自主性。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获得迅速发展。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政治学科发展的基点。这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缺乏学科自主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很早就开设有政治学概论、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方面的课程。但在1953年,受苏联影响,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建制学科被替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恢复。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但随着学人的代际更替,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有所不足,在学术资源日益多样化的格局下难免会受到以外国学术为学科发展唯一标准倾向的影响。这显然不利于学科的自主发展。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命题的提出,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发表长篇论文,以中国政治学重建四十年历程为例,从学科、学术和话语的角度对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进行了论述。该论文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度“好文章”。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首先是一种立场。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次是一种能力。“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2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能够坚持中国立场自主开展研究,但是在提升学科自主能力,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方面还亟待加强。

首先要着力提升建构学科体系的能力。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基础。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科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并逐步建立起政治学一级学科,具有鲜明的特色。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需要着力提升建构学科体系的能力。一是提升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和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能力。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的自主性难以形成,学科发展的自主动力也不足。二是提升拓展学科领域的能力。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在单一学科重点领域的发展成效突出,但也需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拓展学科领域。相对国内其他一流学科建设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的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起步较晚,迫切需要在高起点上加快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其次要着力提升建构学术体系的能力。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在华中师范大学120年发展历程中,政治学科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但总体上看,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等方面的体系化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创始者主要着眼于学科基础建设,之后的学科建设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和有影响的学术观点,但还缺乏学术体系建构的自觉。政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着力提升建构学术体系的自觉和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一是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提出,特别是要将其体系化,需要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二是要有强烈的专业意识。随着学科发展,学术专业分工愈来愈精细,只有长期专注某个领域才能建构起相应的学术体系。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以一个学科领域起步,同质性较强,这是优势,同时也要注意合理化的学术分工,将学者的学术旨趣引向深入。

再次是着力提升建构话语体系的能力。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表达。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快速发展是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起步的,其话语体系的自主性特点突出。但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大量外来知识进入,如何建构自主的话语体系成为新的课题。一是要增强自主学习和判断能力。学习是创造的基础。学习包括自主学习和被动学习。随着进入“信息社会”,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因此需要强化对知识的自主学习和判断能力。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以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为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科领域扩大了,学科知识丰富了,今后还要进一步丰富学科知识和方法,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都应该吸收和借鉴。但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强化对各种知识的自主判断能力,“对国外的理念、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如果照搬外来话语,就只能是“跟着说”而不是“自己说”。二是要增强具有原创性的创新能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学习、判断的最终结果是创造。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发展中,勇于探索,能够提出具有独创性的观点,是其优良传统。但在充分吸收和运用各种学术资源,不仅是自己说,且要有体系的说,说得让更多的人能接受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当然,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是在建的世界一流学科,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需要有高度的学科自觉,以更多的原创性学术成果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二、从中国实践中获得学科自立性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命题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标明了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了自主发展的学科自觉,是学术自信的体现。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能否适应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变化的需要,能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取得愈来愈大的影响,还取决于其学科发展的自立性,即以自我创造的成果获得相应的地位。学科发展的自立性与实践密切相关。伟大的中国实践为学科发展的自立性提供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认识来自于人类实践活动。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一度落后,也在世界大变局中崛起,展现出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步入现代化,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更多的是学习和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遭受了重大挫折。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都是中国人从未面临的新课题,但相应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存在包括简单照抄照搬既有理论和权威论断的教条主义倾向。1978年,中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讨论,发表了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1982年,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取得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它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包括理论和学术,要求将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这一伟大实践也呼唤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诸多政治问题,并在有效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学科自立。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正是在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并以与实践紧密结合为特点,从而自立于学科发展之林。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论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恩格斯专门撰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社会主义并没有被当做科学而是被当做教条来对待,甚至受到歪曲,直到实践遭受重大挫折。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有较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比较早地从教条主义走了出来,获得将社会主义当做一门科学对待的学术自觉。时任讲师的李会滨于1978年5月写作了《用科学的态度看待革命理论》的长篇论文(后更名为《用科学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论文旗帜鲜明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先哲”神秘的念头,而是从实践中来又经实践检验过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搬硬套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万古不变的“终极真理”,而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学说。正是由于比较早地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社会主义当做一门科学来对待,华中师范大学于1978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并于1984年成立直属学校的独立建制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随着科学社会主义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重大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李会滨于1980年2月写作了《论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一文(后更名为《穷社会主义批判》),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同普遍贫穷是根本不相容的”。在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不久,高原便发表了《试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特点。之后,高原发表了《再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给予了系统论述。正是因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能够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其成果得到了高度评价,先后有三部著作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由于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作为支撑,科学社会主义成为我国首批本领域的国家重点学科。

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有着紧密联系。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一样,有着鲜明的实践品格,能够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开展研究。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带来了基层政权体系的变动,基层政权问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张厚安回顾说:“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张厚安等人于1987年承担了有关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的国家规划重点项目,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徐勇于1992年承担了原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农村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的主要领域,华中师范大学成为全国相关领域研究的重镇。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愈来愈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比较中产生的,也是在比较中发展的。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需要,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致力于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徐育苗主持撰写和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比较系列著作(10部),具有开拓性影响。正是在此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外政治制度得以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近代以来,中国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成为必由之路。但在中国如何建设现代化,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政治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是现代化的后行者,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必然要向现代化的先行者学习,现代化的先行者也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后来者。

随着中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外国学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学说并开展科学研究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新课题。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和传统,这就是以中国实践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随着学科领域的扩大,外来学说的增多,这一特点和传统延续下来,并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如何将外来学说转化为适用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理论。“治理”作为学术名词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外国传入中国的。这一名词刚传入时如何翻译为中文还存在争议,对其内涵的解释更不一样。徐勇于1997年发表了《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对治理的概念和理论加以界定。有人为此评论,“得益于徐勇对上述概念的创造性诠释,治理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发现了自己的立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研究者们更得以在治理理念中开发出崭新的事业”。之所以对治理理念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这一诠释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徐勇为此指出:“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语汇还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特别是缺乏以中国为主位的探讨,以至我们在运用这一词汇对村民自治、社区自治、民间组织及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时,没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解释力。”运用和融通各种学术资源,服务于中国实践,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发展的鲜明导向。

伟大的中国实践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得中国的政治学发展能够在世界学术之林中获得自立性。但与伟大的中国实践相比,中国的政治学发展还有所不足。这在于现代政治学是在西方率先兴起并形成了深厚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是被迫卷入现代化的,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正是在实践的摸索中才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对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要求愈来愈高。中国的政治学只有适应中国实践的要求才能真正自立于学术之林。

首先,坚持实践第一的出发点。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对实践问题的回答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国特色政治学,就在于伟大的中国实践提供了基础。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很快发展,就在于能够不断回答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将学科建设不断推向前进,由此在中国学术之林中获得自立性。

其次,着力构建能够引导实践的理论。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反过来能够引导实践。只有能够引导实践的理论才能充分显示出理论的独特价值。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在围绕中国实践开展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更多的是阐释。如何根据中国实践和世界趋势提出具有前瞻性、引领性、预测性的学术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努力。

再次,善于将政治表达与学术表达有机融合为一体。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要通过学术概念、学术观点、学术逻辑加以表达,以在学术之林中获得学科自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政治表达方面具有优势,但需要进一步将政治表达与学术表达融为一体,善于将实践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将政治实践学理化。如在村民自治研究方面,华中师范大学走在全国,甚至世界前列。有外国学者评价,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村民自治时不可忽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人的研究。但是,华中师范大学在村民自治研究的学术表达,特别是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方面还有待加强。只有能够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才能在世界学术之林中获得更高关注度。

三、从田野调查中获得学科自强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自信是以自强为基础的。没有学科的自我强大,学科自信就缺乏稳固的基础。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提出,是中国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宏大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经过从不同的角度的长期努力,以建构自己的特色、风格、气派,在学术之林中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而学科特色、风格、气派,与学科发展路径密切相关。

自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但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却因每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不一样而不同。只有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顺利达到理想目标。要选择合适的道路,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国情,其重要方法便是实地调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选择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广泛开展实地调查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遭受到挫折,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有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根据中国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由此也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建构提供了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对中国共产党人重视调查有很深刻的领会。早在1964年6月,高原结合学习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撰写了长文,其中谈到: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等。但受到条件的限制,在相当长时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调查尚未展开。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中国实践的展开,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为路径,通过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整体进程中作出了自己独特贡献,学科自我发展的能力得以不断增强,从而获得自己的独特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便是农村农民大国。农村农民问题不仅是民主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是中原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并在中原大学作过农村工作的报告。由高原主编、1981年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便设立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问题”专章。农村农民问题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人走向农村田野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而以田野调查为路径开展政治学研究,则源自于张厚安教授等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领域,专门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与当时全国的政治学发展状况一样,最初的主要工作是编写教材和辞典。随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设立,张厚安等人承担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项目。当时的农村基层政权体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只有进入农村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开展研究。更重要的是,张厚安对多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和方法进行了反思。“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变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向田野大地。

政治学是一门规范性很强的理论学科,其主要思想资源来自书本。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比较早地走出书本的局限,以田野调查作为重要方法,将田野事实作为重要思想资源,并形成思维与方法自觉。徐勇1987年在“村治书系”的序中指出,“中国的政治学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强调“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理论上的发言权也只能出自实际调查”。正是有了思维和方法的自觉,田野调查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0年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获得重要发展的标志性年份。当年,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成为全国首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学科,同时以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为基础建立的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全国涉及农村农民的研究基地仅有三家。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得以跻身于全国政治学发展的第一方阵,一则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长期积累,二则在于政治学研究开辟的田野调查路径。自1999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科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四篇,一篇获得提名奖。这在全国政治学科是最多的。五篇论文都是以农村农民问题为选题方向,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以上两个方面也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后来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随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在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开展研究方面,有了更好的条件,也有了更为自觉的意识。以重点基地为基础,2006年开启“百村观察”,2015年开启“深度中国调查”。大型调查和参与地方创新研究,使得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在以田野调查为路径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是有明确目的的深度田野调查。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过往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乡村治理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原有的理想预设在实践中遭遇了各种困境。中国的乡村治理为什么这样变而不是那样变,需要从表象走向深层,发现中国农村发展的底色和根基。只有充分认识中国底色,才能更好把握中国特色。2015年开启的“深度中国调查”,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二是从田野调查中提炼出一系列概念。田野调查是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路径,目的是发现与书本结论不一样的事实并提出新的认识。随着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人进入田野,张厚安教授提出“乡政村治”的概念,以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治理格局进行概括。此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人从事田野调查愈来愈深入,理论自觉性愈来愈强,以田野思维和事实为基础,提炼出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并建立起相应的分析框架。

正是在此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于2017年正式提出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田野政治学是基于中国大地和中国实践产生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路径,并通过这一路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观点。它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特色政治学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当然,田野政治学的建构是一个过程,当下还仅仅只是开始,只有继续努力才能不断获得学科自强。

首先是坚持田野调查的路径。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是宏大目标,需要中国的政治学人从不同的方面和路径加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政治学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不同的重点领域和研究路径,有了不同的特色和风格。这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基础,也是实力的表现。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形成田野调查的路径,并因为这一路径而不断增强学科实力和影响。以田野调查为路径的政治学由最初的几个人参与其中,到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再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于长期坚持田野调查的路径,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也因此有了相应的优势地位。实践证明,一个学科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路径并长期坚持是重要经验。

其次是提升田野政治学的理论品质。数十年来,田野政治学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应该看到,这一进程更主要的是受实践问题所牵引,尚没有在不断的反思和总结中形成高度的学科自觉。无论是田野调查思维和方法,还是通过田野调查产出高质量的理论成果,都还有所欠缺。相当多数的参与者并没有真正领会田野调查的价值,而只是基于学术组织的外部推动。正因为缺乏深刻理解和内生动力,一旦外部因素发生变化,田野路径恐难以坚守。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之所以提出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不是因为田野政治学已经成熟,恰恰相反,是为了获得一种学科自觉,不断努力提升田野政治学的质量,使之趋于成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将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高度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张厚安教授很早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早在2001年他便指出,“尽管经过十多年来的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仍显不够”。随着大规模的深度调查的开展,积累的资料愈来愈多,如何加以开发、利用和产出理论成果,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政治学是一门理论学科,田野调查只是一种路径,目标是要产出理论成果。徐勇与张厚安教授的看法一致,于1999年表示:“过去我们较注重经验性的实地调查,这是必要的,以后还要坚持。但不能仅停留于此。否则我们就只是提供‘初级产品’,这种初级产品为人拿去后运用其知识和方法优势进行精加工,成为‘高附加值’的‘话语霸权’,反过来我们还要依附他人。这种趋向应该高度重视。我们应该利用自己能够进入现场调查的优势,改进方法,从经验中提升自己的独到理论,从而与外国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这一认识逐渐成为田野政治学人的共识和自觉。陈军亚提出了田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问题,指出田野政治学要“从实践中探索不同政治现象之间更为一般的普遍联系,让基于不同政治现象而形成的分散的概念构成理论体系”。

再次是扩展田野政治学的视域。田野政治学是中国特色政治学的一部分。任何特色、风格和气派都是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中国特色政治学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研究,在世界产生更大影响,以自强于世界学术之林。田野政治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实践,这是田野政治学的长处。但与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伟大的中国实践相比,田野政治学还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具有世界眼光和思维,善于从中国本土和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概念和理论。在与世界流行的村社制、庄园制和部落制比较的过程中,田野政治学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家户制这一微观社会组织形态。这一组织形态能否通过学术表达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立得住,特别是对宏观政治形态产生何种作用,都还有待开拓。与美国小镇自治相比,中国农村自治形态更为悠久和丰富,我们完全有条件,也要有能力产生出与托克维尔对美国小镇自治研究具有类似影响的世界级成果。

在华中师范大学120年的历程中,政治学获得了很大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未来的路程更为艰巨,要求更高。期待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在新的征程中取得更为突出的成绩。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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