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中的关键概念，诸如国家、民族、人民等，往往看不见、摸不着，十分抽象。用来代表这些概念的往往是可以感知的、具象的标志、符号。

　　 原始时代，我们的先祖已经开始使用图腾指称自己的族群。法国大革命以后，世界各国开始用布片制作国旗，作为代表国家的象征。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五星红旗，中国人就会想到自己的国家，迸发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这里重要的不是标志本身，而是标志带有的冲击力，它可以让人们产生特定的联想，激发出特定的情感与反应。

　　 除了国旗、国徽、国歌之外，在政治生活中可以起代表作用的象征物包括塑像、纪念碑、公共建筑、公共空间的设计，首都的规划、公共机构等；还可以是自然人，例如国家元首代表国家主权、民族团结，政坛女性人物的出现代表妇女参政的意愿与能力。

　　 毋庸置疑，上述象征物本身（比如一块红布）并不能代表什么，它们之所以具有代表作用，完全是因为有整套的话语体系将象征物与之代表的对象联结起来，并通过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等途径将这种联想植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可感知的、具象的标志、符号要起到代表的作用，离不开话语的塑造。

　　 在皮特金的笔下，起代表作用的象征主要是具象的标志、符号，但话语实际上也可以塑造出抽象的象征，如“意符”（Ideographs），即意识形态的符号。在语言学中，ideographs本来是指形意符号，如早期的汉字。

　　 1980年，美国著名修辞学家迈克尔?卡尔文?麦基在一篇经典文章中指出，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诸如“民主“”自由”“财产”“隐私权”“言论自由”“法治”“暴政”之类的词语，它们高度抽象，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作用“好比中国的象形文字，表达了特定意识形态的承诺”。

　　 也就是说，这些可以称作“意符”的词语相当于意识形态的标识符。大多数人对意识形态的严密体系未必有多少了解，但在他们看来，意符象征着所有人都应当追求的目标，其理据充分、不容置喙；为此他们通常将意符作为自己“行为和信仰的指南，保障，理由或借口”；每当听到某些意符，那些服膺于它们的人会不由自主地作出可预测的反应。

　　 在美国政治中就有很多这种意符，如“美国梦”“美国方式”“自由”就被当作具有最高文化价值与权威，必须得到人们尊重，值得为之献身牺牲的“神词”（Godterm）；反过来，“非美”（un-American）、“共产主义”之类的意符就被贬为人神共愤的“鬼词”（Devilterm）。离开“神词”“鬼词”之类的意符，美国政治恐怕无法运作，可见意符的作用之大。其他政治制度同样也有自己的意符。

　　 说到象征性代表，有些人会把“象征性”理解成装装样子、走走过场、徒有其表、空洞无物，仿佛这个意义上的代表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然而上述关于意符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大量实证研究揭示，象征性代表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四种功能。

　　 承诺—责任：代表方声称代表被代表方意味着一种公开的庄严承诺，被代表方可用这种承诺作为检验代表方所作所为的标准，这对代表方会产生实现承诺的压力。

　　 认同—团结：代表方声称代表被代表方是对后者群体的共同承诺，也是对双方目标一致性的确认，有利于塑造与巩固被代表群体的内部认同，也有利于双方形成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鱼水关系。

　　 倡导—促进：代表方声称代表某项事业是一种倡导行为，被代表方的规模越大、内部构成越复杂，代表方运用象征或意符促进倡导目标的效用越大。

　　 赋能—增势：一旦象征性代表的前三个功能发力，它将产生赋能效应，增强被代表方的自信，增强他们与代表方的互信，从而增强双方共同推进代表事业的信心与决心。

　　 这四项功能产生的效应绝不限于象征性代表一域。研究表明，象征性代表的效应同描绘性代表与实质性代表紧密相连，象征性代表的水平高低可能直接影响描绘性代表与实质性代表的实现程度。

　　 以下三节讨论中国式象征性代表。“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在当代中国符号与话语（意符）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象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人民”

　　 今天我们朗朗上口、熟烂于心、影响无处不在的概念“人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创造的。创造“人民”的过程就是认同人民、解放人民、代表人民的过程。

　　 “人民”是复合词，由“人”和“民”两个语素组成，它们在汉语中有悠久的历史，原来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人民”这个概念的出现则只有大约百年的历史。

　　 甲骨文中“人”字像侧立的人形，《说文解字注》对“人”的解释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郭沫若先生考证了“民”字的由来，它在金文中的字形从“目”、从“十”，好似锐物刺目，指被刺瞎一目、从事苦役的奴隶，因此“民”和“盲”两字“每通训”。

　　 虽然后人找到了“民”字未必“有刃物以刺之”的甲骨文，但同时发现它意指垂目俯看、不敢直视的下等人。《说文解字注》对“民”的解释是“众萌也。萌，草芽也”。段玉裁注：“萌犹懵懵无知貌也。”

　　 对“民”字解释得最直白的是董仲舒，他说：“民者，瞑也……性而瞑之未觉，天所为也；效天所为，为之起号，故谓之民。民之为言，固犹瞑也……”所谓“瞑”是指眼未开、目不明。这位汉代大儒说得毫无掩饰，“民”就是未曾开窍、蒙昧无知的人。

　　 类似的解释在古书中比比皆是，如“民，无知之称”“民，冥也，其见人道远”“民，氓也”“夫民之为言也，萌也，萌之为言者，盲也”。《说文》立“民部”，还收了个“氓”字，云“氓，民也”。氓有个异体字“甿”，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在《史记》便被称作“甿隶之人”。民、氓、甿、萌这四个字在古代常通用，古音相同，都相当于今音的méng，其意思也相同，指愚昧者、卑贱者、被统治者。

　　 赵纪彬先生在《释人民》一文中指出了“人”与“民”有什么不同。他以《论语》为例，发现其中“人”字出现213次，“民”字出现50次。经过仔细梳理，他指出：“我们归纳全书，发现一件颇为有趣而意义亦相当重大的事实，即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两者在生产关系中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中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因而其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内容与形式，亦复互不相同。”

　　 难怪《论语?泰伯》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间跨越1600多年，到南宋，在为《诗经》中“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一句作注时，理学家朱熹还说：“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人”与“民”两个语素可以形成两种组合：“人民”或“民人”。战国之前成书的《左传》《诗经》《论语》中有“民人”而无“人民”，而战国之后成书的《周礼》《孟子》中两种组合都有，可见“人民”出现晚于“民人”，但其基本语义多偏重于“民”。

　　 在后世的汉语里，与“民人”或“人民”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词还很多，有黔首、子民、庶民、黎民、苍民、苍生、白丁、布衣、匹夫、民众、群众、大众、平民、百姓等等，指的都是社会底层之人。

　　 进入近代，创刊于1833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开创了不带贬义使用“人民”一词的先例。其后，其他报刊与书籍也偶见此种用法。然而，绝大多数出版物还是无法突破对“人民”一词的固有偏见。如19世纪中叶出版的英汉词典通常把People一词译为民人、子民、平民、庶民、黎民、百姓、白衣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孟德斯鸠与卢梭思想的影响，中国思想界有人试图赋予“民”或“人民”新的含义。例如，康有为希望出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大同盛世，梁启超主张“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孙中山则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但对“人民”的政治地位的共识远未形成。

　　 当时，与“人民”混用的还有“国民”“公民”“平民”“庶民”“群众”“民众”等词。有人断言“他国有国民，而我国则止有人民。人民者岁贡租税于政府，而不求相当之利益也。也专以服从强权为能事”，显现出对“人民”的鄙视。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的傅斯年则对“群众”不屑一顾，称他们不过是“散沙一盘”的“乌合之众”而已。

　　 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问世，陈望道将书中的People译为“人民”。其后，共产党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均沿袭这个译法。然而，《共产党宣言》中出现频率更高的关键词是“阶级”。

　　 同样，在中共早期的话语中，“阶级”出现的频率大大超过“人民”。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只见“阶级”，没提“人民”；但“人民”始终在共产党人心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陈独秀1922年6月中旬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在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的《宣言》中，“人民”反复出现；后者甚至划出了“人民”的外延：“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人民”逐渐替代了“国民”，尤其是在1924年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笔下，“国民”一词逐渐消失，“人民”一词取而代之。

　　 仅1926年一年，中共在其留存的文献中使用“人民”一词达71次。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营垒，阶级矛盾突出，中共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号，“人民”概念在中共正式文件中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文本分析表明，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年底，“人民”一词总共只出现37次。

　　 在土地革命时期，像其他中共领袖一样，毛泽东在著作中也频繁使用“工农”“工农兵”“民众”“群众”等提法来替代指称“人民”，但在他1927—1934年的著作中也随处可见诸如“人民武装”“动员人民”“人民革命事业”“人民的革命势力”“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敌人”“革命的人民”等提法，“人民群众”更是反复出现。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这个有关“人民”概念的数量指标，他此后也反复提及。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人民观。在这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当年在华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其中11次使用“人民”；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人民”一词就出现了57次，超过此前7年文献的总和。

　　 随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中“人民”出现35次。“人民”一词如此高频出现，拉开了人民走上历史舞台的序幕。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瓦窑堡会议像遵义会议一样，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克服了此前关门主义的错误，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同时，“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