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德谟克拉西”与“德莫克拉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2022-02-25 14: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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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进入专栏)  

  

   东西方的“民主”意涵

   “民主”一词在中文里出现,比西文里出现“democracy”要来得更早些。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尚书》中。《尚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的汇编,主要记载上古帝王有关政事和治国的言论。《尚书·周书·多方》中,“民主”一词出现三次:“天惟时求民主”“……代夏作民主”“诞作民主”,其含义分别为“上天于是寻求可以做人民君主的人”“……代替夏桀做了君主”“让他继续做万民之君主”。这里“民主”的含义是,“民之主宰者”,可简称为“民之主”。民的最高主宰者当然是君王。《昭明文选》收录东汉班固的《典引》一文中提到“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对此,蔡邕加注“民主,天子也”。不过,“民之主宰者”也包括各级官吏。因此,《三国志·吴志·锺离牧传》中有“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民主”话语中,并不是所有占据大位的人都具备担任“民之主宰者”的资格。例如,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与商代最后一位君主纣就不够格,“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而要想成为“民之主宰者”,必须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据此,孟子断言: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换句话说,“民主”指的是施仁政、得民心的“民之主宰者”;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上顺天命、下应人心”的“革命”就名正言顺了。“民之主”本身就蕴含着“革命”精神!

   西文中,“Democracy”(音译“德谟克拉西”)这个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距今约2500年。作为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被誉为“历史学之父”,其著作被誉为“西方历史学的拓荒之作”。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意指“人民”,cracy意指“权威”或“统治”;合在一起,“民主”的含义是,“民为主”,也就是由人民自己执掌权力、治理国家。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听闻“人民”二字就把它想象为所有自然人或所有成年人,当时希腊城邦的“人民”只包括男人,而且是男人中的极少数(不包括奴隶、外邦人等)。那时的“民主”只是一小撮人的“民为主”。在西方,“人民”涵盖所有人或所有成年人要等到20世纪以后。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是在与其他政体进行对比的语境中讨论“民主”的。他以掌握城邦国家最高权力之人数的多少为标准,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进行了划分, 帝王一人独握大权的为“君主制”,少数贵族掌权的为“寡头制”,相当数量平民掌权的为“民主制”。在希罗多德看来,平等是民主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优良政府的基础。在民主制度下,正是因为“人民”在理论上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没有人能凌驾于“人民”之上。

   这种依据一两个简单标准划分政体的思维方式为后世西方许多思想家承袭下来,我称之为“政体思维”。从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那,到马基雅弗利、博丹、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一直到现当代的詹宁斯、拉斯基、亨廷顿,都把政体分类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政体分析看似简单,但简单的分析框架遇到复杂的现实世界就可能不知所措了。中国到底属于哪种政体?在很长时间里,即使是惯于进行政体思维的西方人也说不清、道不明。

   如何判断中国政体

   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自教宗国(今意大利的一部分)的传教士利玛窦到达澳门,后旅居广州、肇庆、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昌、南京,最后常住北京,直到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病逝,在华长达28年。他是第一个不仅有切身经历,而且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去世5年后,《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轰动一时,很快出现涵盖多种语言的16个版本。该书的第六章专论“中国的政府机构”,其第一段就亮出政体分析框架:

   “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利玛窦这句话说得没错,直到三百年后,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还说:“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

   不过,熟知中国政府运作方式的利玛窦很快对如何判断中国政体性质陷入了困惑: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不仅如此,利玛窦还特别注意到中国“与西方一大差别”:

   “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其实,他所谓“哲学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士大夫”,而产生“士大夫”的科举制度不论门第,具有平等精神,与当时封建的欧洲迥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称之为民主政体,也未尝不可。

   《利玛窦中国札记》初版40年后,荷兰人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出版了《荷使初访中国记》。作者曾于1655~1657年间从广州旅行到北京,拜见过亲政不久的清朝顺治皇帝。该书第一章“中国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第一段话是,

   “我们欧洲的国家主义者,以及其他大多数了解科学和文学的人,都熟知三种政体:君主制,即一个人拥有绝对权力;贵族制,即贵族把握权力;民主制,即众人呼风唤雨”。而“中国的王国或帝国从古至今,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都是由一个人来治理,最高权力始终在君主手中;贵族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

   但几页之后,尼霍夫补充了一段几乎与利玛窦一模一样的话:

   “虽然我一开始说,这个王国或帝国的政府是一人之治,但是……这个政府与贵族制也有相似之处,因为虽然官员们得出的结论、做出的决定,必须在事后请求皇帝的恩准,但是,皇帝本人做不成任何事,除非内阁寻求他这么做”,

   听起来与英国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十分相像。

   比利玛窦、尼霍夫更有名的是孟德斯鸠,他同样使用政体分析框架,但其政体分类与此前西方哲人不同,包括共和政体(再分为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说到中国,孟德斯鸠首先断定它是专制政体,但说着说着就把中国看做了一个例外。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这样混乱的句子: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与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相同”,“中国的政体没有达到它所应该达到的腐败程度”,宽和政体出现的地方“主要有三类:中国美丽的浙江省和江南省、埃及和荷兰”。

   孟德斯鸠最后得出了一个看似怪异的结论:

   “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因其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序的法庭,视坚忍不拔和冒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如果说,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国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

   这听起来真有点让人不知所云。

   民主的中国形式

   总之,这几位生活在16~18世纪的欧洲人看中国传统政体,都有点左看右看、琢磨不透的感觉。他们的共同点是,感觉用君主政体或专制政体来指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并不完全准确。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西方人,或接受西方教育的东方人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实际上应被归入“民主”之列。

   1882年,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中提到中国官府里“惯有的民主习惯”。1889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报道了一位长住厦门、“一直试图了解中国权力性质的传教士”的看法:

   “中国人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践行着民主”,“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皇帝和百官并非无所顾忌的独裁者,他们反倒是对有效的公众舆论怀着一种有益的敬畏感”;“当士人或一般民众认为其统治者有压迫行为,或正在征收非法税款时,他们有权进行抵制”。这位传教士还列举了一长串“民主的证据”。例如,“就对上级的关系而言,广东的长老和福建的族长都是本地区人民的代表。即使皇帝也只是‘万民之父’,他不能违反既定法规,也不能任意改动法规”。

   1898年,日本国际法学者立作太郎在其著作《支那化成论》中这样形容清朝的皇权:

   “所谓帝皇者,名为专制君主,而其实则非,彼之不能行其权也,与立宪之君主,共和之总统,亦复何择?盖帝皇高拱九重,不过日俟大臣所奏,而为之判决可否而已。如发号施令,权固在君,而行之不力,帝亦无可如何者也。且军国大事,不得不与内阁及军机处相商,是亦以官制要君已也。……由是言之,支那之国体,将谓之君主政体乎,则有民主之制存焉,谓之共和政体乎,则疆臣黜涉,唯帝皇之爱憎是从,求之泰西政体,又未见其所当也。”

   1900年,《教务杂志》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梅殿华(C. Spurgeon Medhurst)的一篇文章,他调侃“那些意图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思想的人”,建议他们查阅一下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编著的《汉英词典》(1892年版)中与“民”相关的词句,这些词句包括: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可近,不可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民之力必伤,尽马之力必蹶”“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

   梅殿华想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中国文化本身对“民”已足够重视,实在无须外人指手画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几个月,已在东西洋流亡13年的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其中提到上引来自欧美和日本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二千年的历史确实是“专制政体”的历史,另一方面,他指出,“我国虽云专制政体,然其政治之精神有与欧洲古昔之专制政体迥异也者”。下面的引文有点长,但在这几句话中,梁启超清楚地说明了中文里的“民之主”与西文中的“民为主”有什么样的暗合之处:

   “欧洲前此之言君权者,谓君主之地位,乃生而受之于天,君主与皇族所以不可侵犯者;以此族本来为一特别之阶级,天生之使为治人者,而与彼被治者绝非同类也”;“我国不然,我国虽亦言君权为天所授,然与彼大异者。彼言天常私于一姓,我则言天道无亲惟德是辅,是故尧之命舜、舜之命禹”。“所谓天者,常为抽象的而漠乎不可见也。于是乎有具体的方面以表示之,则民意是也。故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又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种大义,若悉征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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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6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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