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铭: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21-09-10 09: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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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 (进入专栏)  

  

   摘要:数字人文是当今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采用数字工具、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塑造、改变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从而出现了“数字”与人文结合、平台与“远读”联通、交叉与多元融合、项目与团队共生四个明显的新特征。伴随着这股热潮,欧美许多人文院系和专业组织都制定和发布了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价指南,为评价者和被评价者提供指导。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起步较晚,学术成果评价更是任重道远。但我们要借鉴欧美经验,研究分类评价、同行评议,构建超越传统、跨越媒介的评价体系,为明天做好准备。

   关键词:数字人文; 新特征; 学术评价; 同行评议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经过近20年的发端、延伸与发展,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同时其概念、内涵与外延一直存在争议。数字人文研究是否需要数字人文语境下的学术规范?如何计算跨学科的数字人文团队项目合作中各类参与人员的贡献?是否需要构建不同于传统学术的评价体系?基于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非典型性实践性,如何对多样性的成果形态进行认证?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主办、南京大学数字史学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数字人文与超媒体GIS工作室协办的“数字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定义与规范构建”学术会议上,学者们针对以上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笔者应邀在会议上做了发言,现扩展成文,就数字人文研究的新特征、西方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启示和我国数字人文学术成果面临的评价困境,谈些不成熟看法。

   一、数字人文研究的新特征

   数字人文是什么?有人看作是一种方法论,有人看作是一门交叉学科,有人认为是一种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也有人认为是一个涵盖多种实践范式的伞式标签,等等。有学者总结出数字人文的21种不同定义和诠释,但又声明没有一个是完全令人满意的。[1]尽管现有的定义被争论、被批判,并无法达成共识,但数字人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并在迭代中不断探索和改写自己的边界和功能,却是不争的事实。

   数字人文研究什么?通俗讲,就是把数字技术和数字方法、数字工具运用到人文研究里面,强调的是协作、跨学科、计算化的切入。[2]在数字人文趋势的推动下,传统人文学科机构和学者也“通过拥有巨大潜能的数字平台,寻找创新的、多元化模式的途径来解决传统问题。”[3]自2016年以来,拓本数据库、体育非物质文化数据库、方言数据库、俗语数据库、唐宋编辑地图、藏语语料库、中国近代农业团体资料数据库、抗战数据库、西南联大文献资料数据库等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建设,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从最初的“技术服务于人文”,逐步走向采用数字工具、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塑造、改变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从而出现了四个明显的新特征。

   (一)“数字”与人文结合

   人文学科通常被界定为一种评价性(批评性)和思辨性的研究,并具有显著的历史要素。受思维方式、纸本载体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人文学者更倾向于从研究对象本身属性和时间维度展开描述性研究,极易陷入资料离散、时空分离、自我认知(灵感与洞察)和缺少“精确方法”的困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文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数字人文研究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人文研究,就在于对研究问题进行数字建模,进而利用计算机支持的方法和程序来获取数据、创作、分享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分发数据等研究活动。何为“数字”?“数字是工具、技术、软件、算法,是基础设施和研究范式,是从数字化向数据化的转变。”[4]数字人文采用了大量“数字”方法和技术手段,从而建立了人文研究过程中知识生产和分析方法的新认知理论和新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如芝加哥大学弗兰科·莫莱蒂提出的“远读”(Distant Reading)模式、芝加哥大学苏真提出的“文学模式识别”、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艾伦·刘提出的“简化人文+研究”、美国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提出的“文化性解析研究”等。二是研究中采用了可视化技术,如生命基线图、词汇速写图、同心圆、文本可视化分析、历史地理地图等。三是在对数据集的深度解析中,采用了探索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技术方法。四是计算机仿真方法被应用于评估特定的活动或行为,包括系统定义、模型和标准建构、策略开发与分析、结果预测、可行性评估等。五是研究中还广泛采用了聚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语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机器学习等方法,[5]132-133通过量化处理和定量研究,为学者提供更多差异化、规律性、宏观性和趋势性的研究线索和成果。对于“数字”技术而言,“在注入人文主义价值观和方法后,其功能更加多元和强大,更符合人文学术的本质特征,可以处理跨越媒介、语言、地点、历史的不同问题。”[6]因此可以说,“数字”与“人文”的结合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对接,是推倒文理壁垒走向双向融合、优势互补的探索。

   (二)平台与“远读”联通

   随着数字媒介环境的发展,数字平台崛起已经成为国际潮流。目前在网络上,已经存在许多开放的数字平台,如全球性的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Worid Digital Library),区域性的欧盟数字图书馆(Europeana)、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中国数字图书馆等,旨在探索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共文化服务和数字化服务平台,可以给人文学者的研究提供内容、数据、工具、系统、软件、交流等基础设施。特别是近年兴起的数字人文平台,旨在“实现数据之间、数据库之间的有效通联整合”[7],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全面数据”和更为开放与共享的空间,改变传统人文研究基于局部史料而生发出较为主观的评判方法,从而扩张学术疆域和潜力。目前学术界有两种具体做法,一是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平台整合多个专题数据库,基于大量数据来思考人类的过去和历史。例如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等建立的“莆田平原的地理信息系统”,把地理空间的概念引入历史发展过程研究。以GIS为平台整合的文献,包括150多个仪式联盟的调查报告、大约800多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资料汇编(定居时间和行政归属、生态特征和生计模式、家族发展和人口规模、庙宇系统和崇拜对象、仪式活动和仪式组织等)和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建立的莆田平原的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时空史料综合体,可以反映生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空间的互动过程。[8]再如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主持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是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地图技术及软件编程技术为平台,将各类专题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整合,开发成关系型结构化数据库,由此“实现从电子文献的分词定位检索到结构化数据库的分类提取,从点状检索到网状关联,从逐条拷贝到分类打包;能把传统的静态文本变为可随意组合的动态文本;能改变文学史的认知角度和方法,时间上细化文学史的时间粒度,空间上深化文学的空间层次。”[9]二是莱顿大学魏希德教授与何浩洋博士开发的“Markus古籍半自动标记平台”,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技术,实现与Palladio视觉化分析平台、ctext.org全文数据分析平台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数据库之间、数据库与互联网资讯之间的的链接。[10]三是西方数字人文学者比较依赖推特和博客等社交网络平台,运用这些在线应用平台,开展学术对话、学术交流、学术合作、转发推文、发表博文。不少数字人文Twitter“大号”拥有10万以上的关注人数,令人叹为观止。数字平台、网络平台、数据库及研究成果的公开共享,不仅促进了知识的传播,而且也为数字人文跨学科、多领域、规模化的学术对话提供了现实可能。

   “细读”是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概念,是西方“文艺理论界近三十年来最受人提倡的文学研究方法”。[11]细读肇始于兰色姆在美国梵特比尔大学英语系任教时的倡导,成型于其学生布鲁克斯在梵特比尔大学和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的实践。细读的内涵,指通过细致阅读纸本文献来辨析技巧使用和逻辑关系,达到深度理解文本中人物、情节、主题、象征和“深层意义”。但在莫莱蒂看来,依靠一己之力阅读的文学文本十分有限,更惶论有效考察不平等世界范围的文学体系。所以2000年,莫莱蒂在其论文《世界文学的猜想》中提出“远读”概念,从而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远读强调展现文本全貌特征,常以图表、地图和树形图等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因此,莫莱蒂说他是在寻找“文学进化的规律”,即“通过分析数据,寻找实证性的模型来验证文学批评家的阐释。”[12]尽管莫莱蒂的远读受到了泰德·安德伍德等学者的批评,但这种方法挑战了传统的“细读”文学研究方法,让人文学者借助于数字化手段,能进行时间跨度上较大或素材量较多的远读,从更宏观的层面和海量的文本里去分析修辞手段、人物类别、母题原型、形式风格等要素来获得新发现,从而为文学这个古老的命题注入了新的活力。远读提出20年之后,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大数据环境为人文学科带来了思维模式、研究视角和研究维度的转变。尤其是数字人文平台的崛起,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设施和海量数据,平台与远读达到了“观其大略,豁然贯通”的效果。

   (三)交叉与多元融合

   瑞典于默奥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斯文森认为数字人文是一个“大帐篷”(Big Tent),学术界应该在“大数字人文”学科理念的指导下,把其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有阈限的现实境遇中发挥优势,将数字化作为连接不同学科、不同视野和不同方法”的人文学科共同体。[13]数字人文2011年会选择的主题是“大帐篷数字人文”,它将数字人文描绘为具有包容性、欢迎不同学科的领域。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朱莉·汤普森·克莱因教授在其著作《跨学科数字人文:新兴领域的边界工作》中指出,跨领域体现在数字人文的实践、工具、方法和出版物等各个方面。[14]尤其是近几年,数字人文的外延还涉入数字文化、媒介文化、软件研究、代码研究等综合性学科,不同学科间的合作、社会化参与和开放存取,这就使其具有了普遍性的交叉学科研究意义。从本质上讲,由于分科治学或学科界线的弊端日益凸显,才使得交叉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首先是出现了带有交叉性质的新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心理学、人类学和数字人文等。其次是学科交叉促进产生新的知识,如考古学与理科交叉,利用航拍、碳14同位素测定、花粉测定等科学方法,或和历史学、宗教学、星相学等交叉,就可能得出更丰富、更深入的考古成果。再次催生了新的学术领域,如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形成社会史,与心理学结合形成心态史,与经济学结合形成经济史,与医学结合形成医疗疾病史等。[15]

数字人文研究还呈现了多元性的特征,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指代一门学科、一个领域和一种方法,甚至一种语言、一家机构和一个国家。数字人文的开放性、包容性,促进了其探索和实践的多元性发展,使得开展世界级的宏大研究项目成为可能,使得跨学科的大型项目团队得以汇聚,使得多种意义上的对话有了路径,使得比较复杂的科研难题能够协作攻克。这种多元性实践与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范式多元。数字人文是人文研究的工具,为人文研究提供数据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带来了从数据库到关系数据库、从地图到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关系分析、文本分析的工具和平台、用API构建“网络基础设施”的飞跃。[16]第二,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视化工具,研究了1998—2018年数字人文领域跨学科合作的结构、模式和主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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