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0 次 更新时间:2020-04-03 22: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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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

叶险明

   [摘  要] 迄今为止,在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这一鸿沟使应以中国国家与公民间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难以建构起来,从而也使在学界相关研究中真正彰显马克思政治哲学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成为不可能。要跨越这一鸿沟,只有一条路径可走,即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惟其如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鸿沟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和构建的过程。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中国问题  跨越鸿沟  本真精神

  

   近年来,学界的一些人已开始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我国多年来的发展了,但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吗?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追问。笔者的回答是:有,也没有。说有,是指在国内学界有数量非常可观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著述,其涉及的内容也较为广泛,如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前提性资源,对正义、公平、平等、法治、自由、民主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哲学,以及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些提法作论证的应用政治哲学,等等;说没有,是指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尚未出场,抑或说,至少从公开发表的情况来看,中国学界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还没有对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家层面上的进一步展开,有真正的、实质性的贡献。当然,笔者的这种看法,丝毫没有对学界已有相关成果的否定或贬低的意思,而是旨在强调:在中国,即在一个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远没有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整体上没有以“前提性批判”的形式不断介入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从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家层面上的不断推进提供方法论的支持,就不能说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出场。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没有出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出场?本文拟就这两个相互联方面的问题,从学理层面上谈一些浅见,旨在引起批判性的讨论。

  

   一、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没有出场

  

   亚当·斯威夫特曾说:“‘政治的’一词专指国家。政治哲学家询问国家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应该支配国家对待其公民的方式;国家应该寻求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正如这些‘应该’所暗示的,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分支,它对正当性感兴趣,对国家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感兴趣。正如政治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国家不是或者不应该是与那些服从它的法律的人分离的东西,它必须对他们负责。更确切地说,国家是公民的集体代理人,这些公民决定国家的法律是什么。因此,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其公民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作为公民该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①。斯威夫特这段关于何为政治哲学的论述未必全面和准确,但其对我们认清政治哲学的主要对象是有一定启发性的,即:政治哲学是以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为主要对象的②,其中内含着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组织间的关系、公民与民间组织间的关系、公民与公民间的关系等。进而言之,如果政治哲学的主要对象不确定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抑或说,如果政治哲学研究(确切地说是当代政治哲学)脱离了国家与公民关系这个大的研究方向,那么,政治哲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当然,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涵盖面或涉及面是十分广泛的,其中的哪些普遍性问题能够提炼为政治哲学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具有何种本体论、历史观、价值观和认识论的意义,则是政治哲学需要进一步展开的逻辑。从方法论上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应作如是观。

   如果笔者的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结论,即: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主要对象应是中国国家与公民的关系③,而决定这一关系的性质和样态的则是中国政治体制,所以,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就是对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研究。所谓政治体制,即指国家的治理和统治形态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公民就处于国家的治理和统治的形态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之中。国家的治理和统治形态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直接决定了国家与公民间关系的性质和样态。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范畴和主要问题,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实际上就是首先从国家与公民间关系的性质和样态中提炼出来的。国家与公民间关系的性质和样态存在着严重问题,公民生活就必然会遭到侵害,从而整个社会秩序就会陷入紊乱。如果国家权力直接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把公民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挤压得极其狭小,那么即便连形式上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都将难以实现,遑论把实质上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落实到实处(即体制和制度上)。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过程及其趋势来看,相对好的政治体制有助于形成以人民为核心的“授予关系”,有助于公民和民间组织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以及有效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同时也有助于较充分地实现公民的各项权利,故能使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得到良性和健康的发展,从而也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因此,至少就目前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来说,其视野不焦距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就不可能把中国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

   从方法论上看,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尚未出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学界相关的研究中,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正是这种鸿沟堵塞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路径。笔者以为,这种鸿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表现之一”:反复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学如何正确,论证其有多么重要的现代意义或启示,并猛烈抨击西方学界有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曲解,但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面前“晃来晃去”,不切入其中,从而使马克思政治哲学(以下也称“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隔岸相望”,两不相干。笔者并不否认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具有的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切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出来。

   例如,中国学界常有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意义的这样叙述,如:“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当今世界仍具有以思想审视现实继而改变世界的力量”,“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性植根于历史性与实践性,其辩证的历史视野和实践的思维方式使其在当代‘在场’,为解决人与政治的当代问题提供历史性思路”,等等。应当说,这类叙述完全正确。不过,这种“完全正确”并非意味着对改造中国社会政治现实能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我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不能真正地从正确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中、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引申出来的,那么,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政治哲学抽象化甚至虚幻化,尽管此时对其叙述的词语表层仍然“完全正确”。海德格尔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会诞生于某个抽象、虚假的认识论问题,而只能源出于现实生活的千辛万苦之中。在笔者看来,确切地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源出于研究主体对其所置身的“现实生活的千辛万苦”的批判性反思中。海德格尔哲学的产生是如此,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学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亦如此。没有基于对处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中德国现实社会问题和弊端的深刻感悟,从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角度对德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尖锐批判,以及后来对德国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关系的科学认识,就不会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的批判性反思,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文革”及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批判性反思,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同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然也不会产生于某个或某些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而只能源出于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深刻的批判性反思中,惟其如此,它才能成为变革中国政治体制的精神力量,为解决中国的“人与政治的当代问题提供历史性思路”。可见,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不是泛泛而谈就能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显示出来的。不仅如此,撇开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深刻批判性反思④,泛泛地空谈马克思政治哲学跨时空的世界历史意义,也会给马克思政治哲学本身带来损害,即在客观上诱发了人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失望。

   “表现之二”: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论述,如关于资本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哲学批判的论述,直接照搬到中国,而无视前资本主义的落后、腐朽的关系和因素仍然对中国社会有根深蒂固影响,从而在方法论上造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越来越远离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状态。这种表现,从其形式上看,似乎是不想再让马克思政治哲学“隔岸相望”,但实则却使其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渐行渐远。如果说,“表现一”使马克思政治学思想成为“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论说的话,那么“表现之二”则把马克思政治哲学进一步搞得“不在场”。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理论或论述去套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在方法论上必然会产生两个相伴而生的结果:一方面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关论述被扭曲;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在“自以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框架”中被扭曲。要言之,这种“双重扭曲”,既阻隔了马克思政治哲学走向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路径,也使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以非现实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例如,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中,目前学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认识倾向,即:绕过前资本主义的“官本位”或“等级本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及其对整个社会机体腐蚀作用的问题,固执地认为,只要实现了形式上公有制(这种认识倾向往往把国家所有制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相混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就会被理顺,实质上的平等、公正等就会自然而然的实现。一方面,这种认识倾向扭曲了马克思相关思想的原意。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所有制实现的条件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像俄国这样的相对落后国家,其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批判性地汲取和创造性地转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完成和实现社会所有制,一定是与国家的自行消亡紧密相连的;真正的平等、正义、公正等的全面实现,一定是把国家权力还给社会和人民的产物。当然,“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的过程。因此,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讲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其实质就是:限制“国家的自由”,以“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在这里“社会”与“公民”和“人民”是重合的——引者注)”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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