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1 次 更新时间:2020-06-11 23:31:19

进入专题: 历史化   元批评   中国问题  

刘康  

   内容提要:“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内容,包括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其中折射出的西方理论自身的盲点误区、以及在中国被转换的理论,反过来对西方理论的影响等。在方法上既是历史化的,又是元批评的。若要把握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方法上应做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一方面需要做纵向的历史化的叙述,一方面要寻找理论关键词,即福柯-李泽厚式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与西方后学的时间平行与结构相似,以及李泽厚的审美-历史话语建构与德国启蒙理性、当代西方后学的关系,构成理论方法、范式与中国问题的一体两面;“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的中国文艺理论演变的路线图;审美、意识形态、情本体、情感政治、生命政治等关键词在当代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位置。

   关键词:历史化;元批评;范式与方法;历史路线图;理论关键词

   作者:

   刘 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席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文章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想与理论大举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语境与历史,通过变异、错位、误读等方式,产生出中国式的(或中国化的)理论话题。中国学者借助西方理论解释中国,与此同时也反思西方理论自身的种种盲点,因此也就形成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思想与实践同时也影响着西方,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另一面。这个话题在近些年中英文学术界受到新的关注。近年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瞩目于世,世界聚焦中国,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话题受到热议。这些中国话题,事关当代世界走向,也涉及大历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和思想史,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特殊论等问题。近几年笔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就“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展开讨论。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图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的两个不同存在。我们的讨论主要从文艺理论领域出发,来管窥普世论与特殊论等更广泛的问题。作为学术讨论,我们通过批判与反思,探究问题的缘起、症候及其后果,也即中国当下学术语境中所言的“问题意识”。学术批判与反思本身,即为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种具体实践。换言之,“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既是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学术研究的方法。回顾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与方法所呈现的中国问题,旨在认识理解现当代中国人文与社会思想的历史脉络。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内容,包括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其中折射出的西方理论自身的盲点误区、以及在中国被转换的理论,反过来对西方理论的影响等。在方法上,既是历史化的,又是元批评的。若要把握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应做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梳理,而非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思辨,在理论自洽和自我论证的框架里循环论证。解释学理论的一个著名概念即“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主要理论的争议在于如何打破、克服循环论证。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均希望打破循环论证悖论背后的西方形而上学的框架,他们的思路都是历史化的,指向文本之外更广阔的语境—-海氏称之为“经验”,伽氏则冠名为“先见”或“情境”,说的也就是“圈外有圈”、或山外有山的意思。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对话式的“效应史观”(Wirkungsgeschichte, effective history),把历史解释者、历史文本、围绕历史文本的各种解释与判断(即“先见”Vorurteil, prejudgment),均视为对话的关系。我们提倡的就是这样一种开放式的、对话的历史化思维。知识谱系学、知识考古学更是把握理论的变异、错位、误读和转换的利器。元批评的方法简言之,就是批评的批评,是对理论本身的批判与反思。詹姆逊写道:“每一个个别的阐释都应该包括对其自身存在的阐释,呈现自己的资质和缘由;每一个批评同时必须是一个元批评。由此,真正的阐释方可引导回到历史本身,回到批评者和作品的历史情境。”詹姆逊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模式,认为“元批评模式……针对的是症状与压抑的观念、公开的内容和隐含的内容、乔装与被乔装的信息之间的区分”。元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批评(或理论)实践做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探究与重构其产生的社会与政治的情景或语境。这种解读的依据依然是作品的文本(在此是指理论文本),是对理论文本的形式、话语表述、思维范式等条分缕析的细读。可以看出,知识谱系学和考古学的历史化方法与元批评方法,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知识谱系学和考古学关注理论的变异、错位、误读和转换;元批评针对症候、压抑、隐含(隐喻和寓言)、乔装的信息,两者异曲同工。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都是外在的(extraneous, extrinsic),也是内在的(immanent, intrinsic)。西方理论相对中国而言是外在的。但成为中国的问题后,即经过中国的转换、变异之后,就成了中国学术与思想史的内在问题。反之亦然,西方理论对于其产生发源的欧美而言,是内在的。但一旦进入中国而产生变异转换,则成为相对西方的外在问题了。假设西方理论始终停留在西方内部,从未与西方之外的世界(包括中国)发生关联,那么内在、外在的二元对立两分法似乎是成立的。但所谓“西方”从来就不是什么自洽、自在的统一体,而是现代性思维框架和知识体系下的一种笼统的约定俗称,说到底是一个建构出来的“神话”(取罗兰·巴特之意,指一整套观念与实践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西方理论”涵盖了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至今三百多年的思想理论,或可称为现代性思维或理论。哈贝马斯将黑格尔视为现代性思维的枢纽人物,上接康德以来的启蒙理性主义,下连尼采、海德格尔以降的当代欧洲思想,当然包含了哈贝马斯自己所主要承继、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性框架下,西方理论也就成为现代性、普世性思维的同义语。现代性思维虽然大多出自西欧,但以普世性、世界性为诉求,肇始即以消除西方与非西方的内/外疆域,勾画人类价值共同体为己任。实际上,西欧启蒙思想家除了关注其直接的思想文化源流即希腊-希伯来(两希)传统,对两希传统之外的文明与思想,亦始终予以关注。中国传统自然是启蒙思想家们关注的话题。但中国往往是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他者”(Other),来反思、论证西方自我(Self)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理论的外在性和内在性无论从历史脉络还是从思维逻辑上讲,都不能成立。更有说服力的,是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他者/自我关系不等同于内在/外在关系,因为他者与自我是你中有我、互鉴互存的关系,而内在与外在则是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有高下、轻重之别。其实对于他者与自我关系的思考,本身就是后现代思维对于包括内在/外在等诸多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把西方理论当成某种普世的真理,无论强调其内在性(康德)还是超验性(阿奎纳斯),或内在/超验的关联性,其理论的基本预设仍然是真理的普世性。这种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的普遍理性与真理观,乃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由黑格尔主义的本质论、一元决定论集其大成。从这种黑格尔主义立场出发,就会把西方理论在中国被接受和转换的过程,理解成为(西方)普世性真理在中国运用的过程。“西方理论的中国化”的说法,似乎就隐含着这样一种基本预设:把具有某种普世性和真理性质的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之中,因而实现了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我们提倡研究“理论的中国问题”,而非“理论的中国化”,意图就是质疑各种本质论、普世论和真理观的理论预设,包括种种内在与外在、内容(对象)与形式(方法)的关系。从既内在又内在的角度,来理解理论的转换或旅行,或有助于克服非此即彼、内外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从理论的中国问题的角度,来把握西方理论与中国的百余年遭遇,或有助于开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新路径。

  

   理论方法、范式与中国问题的一体两面

   其实开启中国思想史的新路径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或文化反思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反思百年中国的思想变迁,思想史的新路径就是从那时开启的。文化反思的成果可圈可点,出现了李泽厚这样的大思想家和思想群体。八十年代有许多称谓,如新启蒙、新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文化热和文化反思等。也许文化反思这个说法,最为贴切。八十年代的主要特点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是思想与文化上开放的、国际化的导向。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人文学界成为社会思潮的中心。大量作家、艺术家与学者在哲学、文学、历史和美学等领域内开始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大讨论,很快就演变成全社会热烈关注的文化反思、文化热。从历史上看,堪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媲美。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学者们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争论,通过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话语体系。理论方法、范式等问题,自然是八十年代的热门话题。中国当代学术的基础,源自八十年代学人的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

   文化反思的反思范围广泛,包括对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近现代中国(1890年代—1930年代,或晚清至“五四”时代)的反思,更着重的是对现代以至当代(1940年代—1980年代)的反思。与这个时代有关的各种西方理论和思想,当然是反思的重要对象。欧洲的启蒙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20世纪成为意识形态与思想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被热烈讨论与反思。文艺、审美和历史、哲学领域的反思一直是主流,但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种反思是与离八十年代很近的“文革”经历密不可分的,也包含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对于中国现代化、改革开放的道路和方向等前瞻性的思考。《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文化书院这三个文化反思时代的标识,生动地呈现了回顾历史、反思传统、走向世界、瞻望未来的激情与理想。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反思与欧美思想界的后现代思潮几乎同时发生。后现代或“后学”(包括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跟中国的文化反思结构相似,都是对各自文化与思想传统的反思与批判。中国文化反思与西方左翼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在结构上和深层逻辑上不仅有“反思”的相似,而且有距之不远的六七十年代的激进、革命时代大背景的相似。在欧美是对启蒙现代性思维的反思,追溯到希腊-希伯来文明的源头,反思的重心是20世纪当代欧美社会呈现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尤其聚焦种族、性别、族裔、文化多样性、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话题。欧美反思的思想资源庞杂多元,影响甚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源自中国的毛泽东革命思想与实践,被建构为西方的毛主义,成为欧美左翼后学反思批判西方传统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但反讽的是,中国思想界当时正在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阿伦特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以此来反思批判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传统,尤其是“文革”的极左政治。虽然西方“后学”、精神分析学、法兰克福学派和解构主义等西方新潮思想此时也陆陆续续进入了中国,但并未引起重视。西方后学或左翼批判理论在中国的流行,要等到差不多二十年之后。这个思想史的同时性、平行与结构相似性,以及相互的错位、误读、误判,乃是当代世界思想史的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当然,中国的文化反思和欧美的后学思潮虽基本同时发生并有平行结构相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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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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