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5 次 更新时间:2019-03-27 11: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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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  要]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有两个主要局限:一是,把“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和流行仅仅视为“宗主国”强力推行制造出来的话语的结果,而忽略了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互补关系及其现实历史原因。二是,以特殊、独特、差异,来拒斥普遍、本质和统一;把“元叙事”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本身,拒斥“元叙事”和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这两个主要局限,不仅在方法论上阻碍了我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而且也给我们正确认识包括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设置了种种障碍。

  

   [关键词] 西方中心主义  后殖民主义  批判  话语

  

   作者简介:叶险明(1954-),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认识方面,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不批判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就难以有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然而,吊诡的是,迄今为止,学界持续多年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不仅没有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而且“西方中心主义”还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继续蔓延之势。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一向宣称以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为己任之一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后,就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主要思路,其特点是:极力强调特殊,盲目或彻底否定以现代性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发展理念,并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简单地归之于“话语批判”和“文化批判”。从方法论上看,这种思路其实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中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不仅如斯,“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这种特点,还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等相互渗透,从而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及对包括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在内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试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展开批判。

  

  

   基于福柯“话语—权力”理论,萨义德撰写了两部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批判 “西方中心主义”的经典之作,即“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自它们出版以来的一段时间内,“东方主义”曾一度几乎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代名词。应该说这是有其合理性的。在萨义德看来,“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对“东方”的塑造,其主旨就在于通过一种以权力与知识为支点的虚构,来推行一种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东方主义”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前者实际上只是后者在“殖民主义时代”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表现形态。进而言之,“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其指向只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殖民主义时代”的表现形态。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基本完成,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广义的文化的发展,以及东西方交往的加深,“西方中心主义”中的“东方”也是在变化的。例如,对“东方主义”所描述的“东方”的某些特征,如“非理性、野蛮”等,目前“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已很少使用了。因为,“非理性、野蛮”等,主要是“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主流(20世纪70年代以前)认可的“东方”的特征。但“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却很少注意“西方中心主义”的上述这种变化。此外,“西方中心主义”中的“东方”还不是“东方主义”所能完全概括得了的。众所周知,在萨义德那里,“东方主义”的地理涵盖面比较狭小,主要限于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而基本上不包括东南亚地区和诸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一些重要的东方国家。关于这一点,萨义德本人也是承认的。所以,不能把“东方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否则,就容易在方法上把“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般与特殊相互混淆起来。当然,这与萨义德以后的“东方主义”的研究状况也有一定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萨义德之后,再无真正的东方主义研究,除非能在这种理论反思的基础之上,努力拓展新的疆界。”[①]因此,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把“东方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

  

   不过,以上所述,还不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主要局限。笔者以为,“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主要局限之一是:把“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和流行仅仅视为“宗主国”强力推行制造出来的话语的结果,而忽略了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互补关系。按照这种逻辑,铲除“西方中心主义”似乎只要从人们头脑中去掉“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即可[②]。这实际上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甚至“游戏化”了。因此,“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是不可能合理解释在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所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不断扩散的现象。应当承认,在“西方中心主义”流变及其传播过程中的确有“话语的制造”的问题,但绝不能归结为“话语的制造”。“话语的制造”只是“西方中心主义”流变及其传播过程的表层。此外,“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界以各种形式的“流动”,其方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双向作用关系,其实质是一种特定的互补关系[③]。确认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就会把我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引入歧途(见下文)。

  

   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国家“西方中心主义”互补关系,可大致诠释在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所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断扩散的现象。

  

   “西方中心主义”起源于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的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据此来看待和表述自己的民族或国家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西方中心主义”一经传入非西方国家,东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就在基本观点、思维方式和话语上就开始遥相呼应了。如果说,在“殖民主义时代”,这种“遥相呼应”还带有“强力”色彩,那么,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文化霸权”还在,但这种“强制”色彩就很少有了。这里所说的“遥相呼应”,其意是指有“各有侧重点,但又相互衬托”。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在话语表述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前者的侧重点在于: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甚至种族等方面论证为什么只有西方社会能够独立地创造出近现代文明,从而成为世界历史不变的中心,并对整个世界产生绝无仅有的巨大影响;后者的侧重点在于: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甚至种族等方面论证非西方国家何以对现代文明没有贡献,以及自工业革命以来为什么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且难以达到其发展程度。当然,上述区分只是相对的。可以认为,正是“在话语表述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才形成了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互补,从而使“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迄今仍在持续和扩散的思想文化思潮。这种思想文化思潮当然不等于现实的世界历史运动,但却对现实的世界历史运动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般说来,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是相关话语的主要制造者,而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则是这些话语的传播者,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性蔓延的主体。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虽然,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是“源”,但就其对非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负面作用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更大,其根据是:非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不仅进一步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注释”了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而且还通过对西方国家“西方中心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话语的拓展和“再创造”,使其获得在“异邦”的“生存环境”,从而“反哺”了西方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可以认为,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东西方文化交往越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展开,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思潮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影响力和渗透力不仅不会在整体上削弱,而且还会在不断变化的形式中有所增强。

  

   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看,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思潮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影响力和渗透力之所在东西方文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中有所增强,与人们在对“历史进步”观念理解方面所产生的混乱,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关系。众所周知,对于广袤的宇宙,至少我们已知的绝大部分领域无所谓“进步”(或“发展”),有的只是“运动”或“变化”;对生物“六界”(即植物界、动物界、菌物界或真菌界、原生生物界、原核生物界和非胞生物界),学界虽有“进化”一说,但“进化”同样并非等于“进步”。“进步”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历史概念——“历史进步”。即便有时人们用“进步”来描述某个或某些生物和生态现象,那也是就其对人类本身生存和发展的意义而言的。不过,因种种原因,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历史进步”是模糊、基本没有被确认的。而自人类社会的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运动、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改变了西方,从而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引领潮流,独占鳌头的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或前或后,或主动或被动,都先后卷入到他们开创和发动的这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运动中去。由此,“历史进步”才越来越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观念”,虽然对其的具体界定是在不断变化的。

  

因此,迄今为止,“历史进步”的观念主要是建立在近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抑或说,直接诠释“历史进步”观念的主要是西方的经验和体验[④],而这些经验和体验通过一系列话语和文化传播,构筑和抢先占领了国际学术界的各个领域。所以,当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借助于现代学术去认知历史的进步时,就会有意无意地越来越陷入了西方的经验和体验。或许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国内外学界很多学者都试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但就是在具体的相关研究中难以实现。客观地说,西方的经验和体验也是对历史进步的一种认知,有其合理的方面;而且,西方的经验和体验也不等于“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每个民族国家的学者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来认知本民族国家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⑤]),然把西方的经验和体验视为对“历史进步”唯一的解释,并以此来排斥、取代和否定非西方国家学者以非西方的经验和体验对“历史进步”的诠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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