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

——一种新全球治理理念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9-11-07 19:48:48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人的特质   人的存在   复杂性  

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 要] 人类对新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呼唤,缘于当代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和当代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这种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但必须要对这种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加以系统研究,否则,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难以构建起来。这一系统研究包括三个相互衔接、顺次展开的逻辑环节:一是,提出“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及其演变规律的论说,以确立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间关系的历史观基础;二是,据此,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分为“三个层级”,即精神文化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体制定和实施各类全球治理机制规则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全球治理机制与地区或区域治理机制、民族国家治理机制关系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探询这三个层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作用的复杂性;三是,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转型时期的“权力分散和分享”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在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间、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间关系中的复杂性,阐释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超越目前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关系,从而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确立与贯彻的规律和特点。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人的特质、人的存在、复杂性

        

   “全球化”是一种客体性运动,即不依任何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包括各种“私人部门”行为体和公民行为体)、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历史运动,其中既蕴含着协调合作的趋势,也充斥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全球风险不断增大的动向,故它是一个其存在形态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1];同时也是一种主体性运动,即不同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依据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和目标设计来反映、塑造全球化的活动,其中既包含各种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目标设计间互动和交融的取向,也渗透着各种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目标设计间的对立和冲突,故它在人们的思维和活动中必然持续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样态。要言之,“全球化”是特定的客体性运动与主体性运动的有机统一[2]。“全球化”的这种主客双重特性决定了,产生于当代全球化过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一方面,反映了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3],以及不同的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的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目标设计间互动和交融的取向;另一方面,又与不同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间各种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他们的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目标设计间的龃龉和相持纠缠在一起。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确立和贯彻必然是复杂的。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全球治理在整体上陷入了制度困境[4],这滞碍了人类“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遏制了人类共同应对当代全球化挑战和解决“全球问题”能力的提升。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间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构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其主旨是:为超越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引导具有主客体双重特性的全球化向着有利于创造人类美好未来方向发展,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思路。


一、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关系的历史观基础

  

   对“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全面、正确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关系”的历史观基础。这也是笔者对这一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个逻辑环节。

   从哲学历史观角度看,作为“类”而存在的人,是具有社会性和社会化的动物。不过,“社会性”和“社会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所谓“社会性”由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作为类的人的“生活的对象化”;作为社会物而存在人本身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基于一定道德行为准则的相互依赖性和合作性,是广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具有的特性。所谓“社会化”就是用以表示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和程度的范畴,它旨在说明“社会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性”和“社会化”则构成了“人的特质”。治理[5],根源于“人的特质”,与人类共始终,虽然治理这一术语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才开始逐渐在相关研究中被多学科普遍使用。

   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源于“人的特质”一定的发展程度,即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人的特质”的发展[6]。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形成与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已有大量著述,故不赘述,笔者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虽然根于“人的特质”一定发展的程度,然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复杂性,却不是“人的特质”本身所单独决定的,而是由“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关系的复杂性所致[7]。只有从哲学历史观层面上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才能进而在逻辑上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关系”的系统研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诠释,产生历史并不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在它们彰显出一定的“世界历史性”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在对这方面问题上,悲观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都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可取的。

   如果仅从“人的特质”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可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及其未来状态持有乐观的态度。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人的特质”不是纯粹的抽象或无根据的想象,故它必然要通过“人的存在”展现出来,但“人的存在”却是复杂的:其中既有与“人的特质”相统一的形态,同时也有与“人的特质”相对立的形态[8],且错综交叉。这构成了“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关系的复杂性,从而也使“人的特质”呈现出现复杂的状态。因为,处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人,是在不断改造不再适应自己特质发展的旧的存在形态、创造适应自己特质发展的新的存在形态的过程中[9],获得作为类的存在而提升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特质”是与其“新旧存在形态”的并存和更替交织在一起的,故就呈现出现复杂的状态。只有科学的思辨才能将它们剥离出来。

   在人类思想史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关于“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间辩证关系思想的。一方面,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特质”(马克思称“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有统一的一面。因此,马克思指出,要“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10],因为,“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既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11]。恩格斯也曾就“人的特质”中的“相互依赖和合作性”与“人的存在”的统一问题说道:“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12]。当然,“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例如,人与其自然生存条件的统一,就是“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13]。进而言之,作为类而存在的人,其发展水准越高,“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相统一的范围就越广,其程度就越深。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又有相对立(对抗)和冲突的一面。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中,作为类而存在的人,其发展水准越高,“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对立和冲突的范围同样越广,其程度同样越深,从而其危害和风险的范围与程度也就会同时增大。作为类而存在的人能够超越其在对立(对抗)和冲突中发展的状态吗?在马克思看来,能,但只有在他所设想的“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中,作为类而存在的人才能真正超越这种状态。他如是说,“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只有到那时,“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也就消除了。之所以如此,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5]。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就是使“人的存在”和“人的特质”完全统一的条件[16]。不过,要确立“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关系的历史观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必须要有所发展。

   在获得“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以前,人作为类的存在而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不断分离(对立和冲突等)和融合的过程。每一次分离和融合都推动了人和社会的发展。而这种分离和融合的过程源于一代代的人不断地改造、创造其存在条件的需要。所以,“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间的矛盾,也就是人在其本质上作为类的存在而发展与人的现实存在条件的矛盾。从氏族、部落、家庭、族群、民族、阶级、国家、国家(或地区)集团、国际社会的相继形成及其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人和社会的演进,既是“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在不断压缩的社会时空内统一的过程,也是“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在不断压缩的社会时空内对立和冲突的过程。也就是说,至少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在不断压缩的社会时空内矛盾运动的历史[17]。在这一矛盾运动法则支配下的人和社会演变的图景是:作为类而存在的人的发展水准越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间的矛盾也就越复杂、越呈连带性和总体性。这是因为,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人类每一时代的“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运动,都会在比以往联系得更紧密的空间与持续过程更短的时间内展开[18]。这种“展开”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既有“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相统一方面的展开,也有“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相对立(冲突)方面的展开。例如,在当代全球化中,在应对有些重大危机与“全球问题”时,更多凸显的是不同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间的协作性和互助性(“社会性”)及其发展的世界性(“社会化”的程度),以及他们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目标设计间的互动和交融,体现了“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和以人类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趋势,而在面对另一些重大危机和“全球问题”时,却更多凸显的是不同文明体、国家、集团、阶层、非政府和超国家组织、个人间的对立(冲突),以及他们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目标设计间的龃龉和相持,体现了“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在世界范围内的互相排斥和抵触,和由此产生的全球风险不断增大的动向。当然,在当代全球化中,在应对或面对更多的重大危机和“全球问题”时,“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对立(冲突)和统一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在短期内难以呈现出主导和非主导之分。

以上分析也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作为“人的特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发展到当代全球化阶段的产物,其表现形态必然是复杂的和多样的,而绝不会是以一种纯粹的、单一的形态出现。特别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贯彻路径和方式、全球治理具体程序的设置和执行方案等问题上,“复杂”和“多样”更是凸显。据此,笔者以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的复杂与多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叶险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人的特质   人的存在   复杂性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88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