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关于“逆全球化”的方法论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8-03-21 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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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在当代全球化中,既没有纯粹的自由贸易,也没有纯粹的贸易保护;在一些场合下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还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只不过,在有的时期内是贸易保护占据上风,在有的时期内是自由贸易占据上风。这在整体是由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但对某个或某些民族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实行贸易保护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则要作具体分析。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新贸易主义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因此,从全球化的主体构成及其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特点来看,不能把“逆全球化”这一词不加限制地加以使用,否则,对当代全球化变动及其趋势就难以有学术层面上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逆全球化 全球化 贸易自由 贸易保护

  

   近年来,在学界关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中,“新全球化时代”、“战略互信”、“价值共识”特别是“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等词汇频繁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相关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动向和问题。本文打算以对“新全球化时代”这一术语的辨析为切入点,从全球化的主体构成及其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特点角度,重点对“逆全球化”加以方法论批判,以说明:缺乏对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把“逆全球化”这一术语泛化,随意使用,在逻辑上就难以自洽,故不利于对当代全球化和其变动趋向以及处于其中的当代中国发展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

  

   一、从“新全球化时代”的“新”谈起

   目前人们所说的“新全球化时代”,既是缺乏“战略互信”和“价值共识”的时代,也是最需要“战略互信”和“价值共识”的时代;既是不少老问题(如所谓“逆全球化”所涵盖的内容)以新形式出现的时代[①],也是最需要对这些具有了新形式的老问题加以重新的批判性反思的时代。笔者之所以认定目前人们所说的“新全球化时代”有上述“两对”特征,主要是基于对“新全球化时代”中的“新”的考量。这里所说的“新”就是指在此以前没有的或不明显的变动现在出现了或明显起来了。

   “新全球化时代”,就其时间起始而言,在中文语境中大致先后有四种说法:其一,指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全球变动(以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标志),其特点之一是:西方国家经济普遍疲软,而由此产生的剩余大量资金则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兴起形成互补。其二,指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变动,其特点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但这种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其三,指本世纪初以来的全球变动,其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多元共生主体之间的对话与冲突,但处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四,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变动,其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力相对减弱,而以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力明显提升[②];多元化的国际发展格局已见端倪,但全球经济仍然在整体上没有摆脱低迷,同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国家主义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兴起。这些浪潮不仅波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也波及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印度、俄罗斯等)。

   现在人们所说的“新全球化时代”,更多的是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变动。不过,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不是任何“变动”都等于“发展”,也不是任何“变动”都会导致“发展”(虽然“发展”一定是“变动”的逻辑结果)。同理,不是任何“全球变动”都等于“全球发展”,也不是任何“全球变动”都会导致“全球发展”(虽然“全球发展”一定是“全球变动”的逻辑结果)[③]。据此而论,就目前来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力明显提升”,并不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绝对减弱,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对国际秩序的制定权,更不意味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完全具备了引导构建更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实力和能力[④];而不稳定的“多元化的国际发展格局”虽然有助于国际民主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也可能蜕变为“各自为政”的状态,故它不仅难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也无助于制约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浪潮。可见,务必不要把“新全球化时代”的“新”简单视为“全球发展”或“全球进步”。可以说,当前全球化正处于一个特定的过渡或调整时期,各种关系和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态势极为复杂。至于目前的全球化会朝哪个方向变动,这的确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缺乏‘战略互信’和‘价值共识’”与“迫切需要‘战略互信’和‘价值共识’”、“不少老问题以新形式出现”与“最需要对这些具有了新形式的老问题加以重新的批判性反思”,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两对”特征。不过,对这“两对”特征的各自双方不能相互混淆。“缺乏‘战略互信’和‘价值共识’”、“不少老问题以新形式出现”是就当代全球变动的客观状态而言的,“迫切需要‘战略互信’和‘价值共识’”、“最需要对这些具有了新形式的老问题加以重新的批判性反思”,是就当代全球变动的主体需求而言的。

   既然不能把全球化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变动”简单地视为“发展”或“进步”,那么在学理上也就没有必要把贸易保护主义等套上什么“醒目”的、但易在方法论上把人们的相关学术研究引入迷途的名词,如“倒转的全球化”、“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当然,对于作为当前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主要受益国家来说,把目前愈演愈烈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等现象称之为“逆全球化”也未尝不可[⑤]。因为,这种现象不仅与他们所追求的全球化背道而驰,加大了现实中的全球变动的不确定性,而且也会对他们的内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带来一定困难。然即便如此,也不能把“逆全球化”这一词不加限制地加以使用,否则,对当代全球化的变动及其趋势就难以有深刻的、学术层面上的深入研究。

  

   二、关于“逆全球化”的逻辑分析

   笔者以为,“逆全球化”所涵盖的内容如贸易保护主义等,其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界在探讨全球化的问题时,往往在方法论上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即: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自从其产生起,就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相伴随。确切地说,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反之亦然;从全球化主体的角度看,至少迄今为止,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全球化最基本、最重要的主体,他们间的矛盾是全球化变动的一条主线索。当然,民族国家的形态也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上述这两个基本事实说明:全球化(这里指经济全球化)就是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运动过程;没有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过程,就没有全球化。至于某个或某些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是采取自由贸易手段还是贸易保护手段,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见下文)[⑥]。因此,不能把作为全球化主体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内缩”变化[⑦],不分场合和语境地简单地视为“逆全球化”。

   可见,全球化既有民族国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的一面,也有民族国家为了发展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非固定的经济战略或策略的一方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因种种原因,每个民族国家所遇到内外矛盾和问题不同,对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的所采用的应对方式也就不同。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两个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区别和联系。这里先说这两者的区别。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虽然是全球化一个重要构成,也是全球变动的一种趋势,但其并不能保证大多数民族国家受益,即便受益的民族国家也有其程度上的差异,因为,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其本质是创造经济增长和世界生产效率,而不是世界分配公平。进而言之,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在给世界带来越来越巨大的财富、推动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不断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世界性的两极分化等弊病,并在一定时期内给许多民族国家制造出种种困境。所以,民族国家为了发展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在全球化中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在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的损益状况,倡导和采取相应战略或策略。因为,全球化毕竟是以民族国家为最基本主体的全球化。不过,这种“相应战略或策略”就是比较复杂的了,对此绝不可一概而论。在一定的时期内,有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在整体上采用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战略和策略,有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有限制条件地采用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战略和策略,而有些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则倡导和采用倾向于“内宿”的战略和策略。然这种“内缩”无论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不是与民族国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相隔绝。当然,对不同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采用不同的战略和策略的具体原因,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同样不能一概而论。

   再说这两者的联系。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市场化,使民族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联系得越紧密,利益冲突的范围也就越广,其程度也就越深),从而也使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任何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不受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市场化的制约与影响,故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形式,也必将会在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市场化的作用下发生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如何发展和保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何种相应的战略或策略参与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市场化过程,将会对后者产生重要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引起整个全球化过程的阶段性或局部性的调整,从而使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当然,在一定时期内,全球化变动的趋向是相当复杂的,它最终取决于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间的张力(见下文),以及由此决定的全球化的周期性。当在全球范围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一定程度,这种张力的度的界限就会被突破。当人们讲目前全球化变动的不确定性时,实际上反映了这种张力的度的准确界限难以把握。至于某个或某些国家何时实行或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何时实行自由贸易主义或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贸易主义,这则要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统而论之。

由上可见,从全球化的主体构成及其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特点来看,不存在所谓“逆全球化”。所以,不能将这一术语不分场合地加以使用。这无助于我们从学术上展开对构成当前全球化变动的因素及其趋向的深入探讨。应当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近两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动”,如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的美国主义、多个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的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愈演愈烈[⑧]、TTP和TTIP排他性区域化机制的浮现、意大利宪法公投中所显示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法国大选中的保守主义强势出击(虽然没有获胜)等。然而,这些“变动”只能视为是目前全球化处于一种过渡或调整状态(在客观上强迫全球范围的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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