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 李艳平: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自觉与发展路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 次 更新时间:2020-09-06 22:50:19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王岩   李艳平  

   摘 要:体现中国特性、关注本土政治实践、实现主体内在觉醒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也是将边缘化、依附性话语转化为主流话语体系的关键。学术疏远政治、价值立场两极化、话语体系弱化和概念使用标签化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呈现出诸多“贫困”。鉴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宏观上应秉承时代变革逻辑、空间转换逻辑、范式演进逻辑和方法论转换逻辑;在发展方向上,需要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基点,以扬弃和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为路径,以政治正义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制度诉求和价值旨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学术自觉; 范式转换; 话语体系;

   基金资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19JZD008)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哲学话语处于强势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处于一种失真、失语,甚至被遮蔽的状态。在纷繁芜杂甚至相互歧向的政治哲学理论图景中,我们需要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整体视界和话语体系进行深入探究。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贫困”与学术自觉的凸显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政治哲学”有着丰富的理论和价值资源,但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依然面临着诸多“贫困”。

   其一,学术疏远政治。重书斋思辨、轻政治实践、远中国实际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容忽视的问题,呈现出远离中国政治传统和当代政治实践的特点,这是导致其“贫困”的根本原因。一些学者热衷“守正”而忽视“创新”,陶醉于“注释”而回避“践行”。他们轻薄“缺乏学术性”的现实问题,沉湎于从“话语解读”抽象出思辨体系,沉醉于“话语创设”演绎出浪漫言说,满足于“饾饤枝节”得出的学术结论;用所谓的祛魅、去蔽、解构、阐释、还原、重估等概念消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用晦涩抽象、连篇累牍的形而上话语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社会内在规律的辩证揭示。政治哲学的发展表明,若政治哲学失去对五彩斑斓的政治世界、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化、如火如荼的政治实践的关切,对“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辨正不足,就只能是“政治哲学已死”的结局。在此意义上,不论是当前国内学界以自由平等为要义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还是为救赎现代性危机而选择回归古典、解构权力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在本质上都疏离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新时代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关照,进而导致政治哲学固有的价值批判、政治导向和政治反思功能的弱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政治世界所必需的视野和工具,它区别于其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彻底的实践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特征在于基于生活世界而非概念世界的理论自觉,基于人民政治而非精英政治的政治立场,基于大众话语而非经院话语的表达方式,基于改造世界和超越现实而非解释世界和屈从现实的价值基点。可见,“学术疏远政治”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相悖,而且在客观上必然脱离实践、脱离国情。

   其二,价值立场的两极化。这主要表现在学术界对待西方政治哲学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盲目接受。近二、三十年在中国学界掀起了一场解读、评析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热潮,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尤为关注罗尔斯、哈耶克、柏林、诺齐克、德沃金、麦金太尔、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学术思想,并将上述西方学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奉为圭臬。(参见王岩,第17页)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失语”和“失踪”,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系统遮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特性的向度。因此,如何正本清源,应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挑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使命。另一种错误倾向是盲目排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本土意识绝对化,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异性、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仿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完全不同,以至于丧失政治哲学所共有的属性。(参见谭清华,第59页)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共同体陷入到对西方政治哲学非此即彼的状态,那么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的努力,则可能陷入将自我隔离于现代化、全球化话语之外的境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产生危机。

   其三,话语体系的弱化。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直面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够强大这一事实,客观分析其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其原因有三:一是因僵化而弱。此类理论本身具有完整的话语体系,但过分拘泥于体系的惯性和理论的经典而缺乏时代表达,从而声音弱化、底气不足,因此需要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二是因依附而弱。此类理论本身有系统的话语体系,但受到了外来话语体系的浸润和挑战,甚至出现了对后者的“依附”,从而导致前者被“空心化”“边缘化”,这需要理论本身的升华和回归。三是因碎片而弱。此类理论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没有系统、明确的话语体系,导致出现话语体系的“碎片化”“散在化”“隐性化”的问题,这需要实现话语体系的整合与建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底气不足”“语焉不详”,甚至出现“失声”“失语”“失踪”的现象,这为学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造成了理论困难,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在各种碎片之间充满张力的话语场域,比如“现实的人”“实践本体”“唯物史观”“社会存在”等核心范畴,孰为其政治哲学体系的“阿基米德点”至今在学界仍争论不休。同时,这种僵化、依附性和碎片化研究还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集体与个体、古典与现代、程序与实质、民族与世界、世俗与英雄、激情与理性等具体范畴内部关系上的千差万别。当前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民粹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等西方政治哲学主张“侵袭”,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被弱化、空心化和碎片化是有关的。

   其四,概念使用的标签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系统论述政治哲学的专门性著作或系统性话语,其政治哲学的思想更多地散见于、隐匿在相关理论著作中,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何以可能”“以何可能”和“意旨何在”给后人留下了解读或论争的空间,甚至被当成随意性的标签被不同类型的学者作为诠释政治世界的工具。这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而成为现代性的启蒙者,时而成为后现代的终结者;时而作为传统政治的解构者,时而作为现代政治的诠释者;时而展现为传统政治统治的价值之榜,时而展现为当今政府管理的正义标准,时而展现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应然之境。也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具有过多的“随意性”,甚至成为“裁剪现实”的“万能钥匙”,这似乎在给马克思本人“过多的荣誉”,实质上是给他“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以至于在当今中国,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出现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现象,其基本内涵、本质特征、结构功能、研究范式和问题域等远未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擘画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美好政治愿景——“自由人联合体”,“在主观性纵横驰骋的战场树立了客观真理的坐标”。(参见孙伯鍨、侯惠勤,第10页)笔者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政治哲学的视界中因系统话语的缺失而给后人留下了过多“自由联想”的空间,但这反过来倒逼我们追问和直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贫困”,反思和审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原初状态,整合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1-342页)这一论断为我们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基本遵循。简言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自觉是学术体系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彰显。它要求学术研究既要像“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对先前历程进行省察和沉思,又要像“高卢的雄鸡”,担负起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之使命。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自觉而言,它既不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简单复制,更不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简单回归。从宏观维度来看,它必须体现当代中国在民族脉络与世界体系中的合理定位,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就微观维度而言,它有赖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客观研判、理论发展的合理预期以及未来走向的理性谋划,指向“两个一百年”的价值目标。由此,深刻体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建立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唤起并维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当代使命。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自觉的四重逻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自觉遵循内在的逻辑理路:以时代变革为逻辑前提、以场域转变为思想坐标、以范式演进为理论硬核、以方法论转换为通达路径。其中,时代变革诠释了时代精神的与时俱进,是有别于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模式的逻辑起点;场域转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中国道路伟大实践的学理关系,是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体地位的重要标志;范式演进展望了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价值愿景的新境界,探索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体系;方法论转换内含了实践路径的变迁,指明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成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四重逻辑呈现出的递进与超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自觉的重要标志。

一是时代变革逻辑:从“传统全球化”到“新型全球化”。从全球化转换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特性,在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的“置身性语境”中求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存在样态,是追求学术自觉、实现与时俱进的重要路径。学界认为,全球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殖民主义时期的全球化(15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制扩张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打破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造就了“世界历史”“统一的世界体系”的到来。二是两极对峙时期的全球化(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三是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溃败,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领头羊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却高举“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大旗,深刻反映了传统全球化“中心-外围”发展模式的剥削和被剥削本质,折射出缺乏包容性的世界秩序无法延续的事实。当前,中国倡导的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02页)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全球化”正在形成。如果说全球化历史是一部“不同发展主体依次成为文明者或野蛮者、处于中心或走向边缘的历史”(参见陈忠,第8页),那么从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新时代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倡导的以和平共处而非扩张争霸、人类优先而非某一国利益优先、开放共享而非封闭排他、命运与共而非零和博弈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全球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人类解放理论的时代发展,也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政治制度和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概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工业文明为政治哲学的学术语境,洞悉了资本统治下传统全球化的社会矛盾症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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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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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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