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批判

——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性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18-03-21 2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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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要: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批判,其主旨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相互联系的前提性问题:现实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与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的关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心”与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的关系。只有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前提性问题,学界从其他不同侧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才能富有成效,从而也才能真正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否则,不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难以在整体上深入下去,而且也会掣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发展和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西方中心主义 世界历史 前提性批判 民族和国家

  

   我国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已持续了多年,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著述[①],但迄今为止,这种批判似乎并没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及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产生多大的推动作用。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复杂多样的:既有种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既有的学术制度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中国“思想市场”的匮乏。不过,笔者以为,从方法论角度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性批判,即缺乏对认识“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假设以及先定的各种观念等的方法论拷问。可以说,这方面的缺陷诱发了我国学界在关于“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方面所存在着若干模糊的、甚至不科学的认识。而这些模糊的、甚至不科学的认识又往往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

   笔者以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性批判,大体包括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层面:“本体论批判”、“认识论批判”和“价值观批判”。其中第一个层面的批判是基础。本文主要就这方面的问题陈一管之见,以期为学界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批判”是指:对“西方中心主义”存在的认定方式和方法加以批判性探讨。这一批判旨在解决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现实的思想文化领域中“西方中心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与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的关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心”与国际关系结构中的“中心”的关系。不在方法论搞清楚这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前提性问题,不仅对“西方中心主义”其他视角或方面批判的成效会大打折扣,而且也易于陷入方法论上的混乱,其结果:当把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从“前门赶出”的同时,另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又从“后门”强行侵入。所以,在学界常出现用一种“中心主义”来批判另一种“中心主义”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而在这种“批判”中,“西方中心主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笔者这里先谈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批判”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术语的“欧洲中心论”及其扩展的“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但其基本思想源远流长,并在整个19世纪占绝对统治地位。当然,国际学界自“西方中心主义”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对其的批判,不过,这种批判成为国际学界越来越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事情了。中国学界在民国时期就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然这种批判在新中国成立40年后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其范围几乎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成果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吊诡的是,至少对我国学界来说,“西方中心主义”非但没有随着人们对其批判的持续而祛除,反而开始了无孔不入的渗透,似乎一不小心就要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何以如此?各种解释纷至沓来,但都不足以“解惑”。于是,有种观点反其道而行之,站出来“澄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西方中心主义”,这种主义是我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故是个“假问题”。“西方中心主义”根本不能称之为一种“主义”,对其的批判当然也就是“假批判”。所以,不是“西方中心主义”把我们搞乱了,而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把我们搞乱了。其根据有二:一是,各个民族对其他民族都有偏见,其中有些是掌握相关材料不足引起的,但这种偏见决不能称之为“主义”。二是,每个民族都从自己面临的“问题情结”出发,都是“自己所处场境的中心论”。按这种观点的逻辑,既然每个民族对其他民族都有偏见,并都从自己面临的问题出发,那么就自然不存在什么“西方中心主义”了。对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在人们的思想和话语中,任何“存在”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任何被意识到的存在都是在一定意义上“存在”,故对这“一定意义”加以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任何被意识到的“存在”都可以视为“假存在”。对思想文化领域中“西方中心主义”存在的认定也是如此。那么,“西方中心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存在呢?“西方中心主义”是世界近代以来东西方不平等交往中的一种“文化存在”。确切地说,“西方中心主义”是在18世纪末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世界落后国家不平等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以西方国家创造和主导世界历史为圭臬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它以扭曲地形式反映了西方国家在18世纪末期以来在世界历史中的领先地位。所以,广义地说,“西方中心主义”也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持续传播,并影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界,使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左右。可见,“西方中心主义”并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

   所谓“主义”,就是一种以实现某种理想和原则为主旨的理论学说,它既体现在一定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中,也体现在一定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西方中心主义”当然也是一种“主义”。但这种主义的存在与西方各民族“从自己面临的问题出发”、是“自己所处场境的中心论”,没有什么必然性联系。笔者以为,每个民族之所以都“从自己面临的问题出发”、“都是‘自己所处场境的中心论’”即都要以自己所处的境遇为中心(严格地说,这种“中心”还称不上是“中心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如斯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下去。这对西方各民族也概莫能外,不过,这与一定的“中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每个民族都从自己面临的问题出发”、“都是‘自己所处场境的中心论’”,但并非每个民族都会有“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和传播有其复杂、深厚的历史背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从“每个民族都从自己面临的问题出发”、“都是‘自己所处场境的中心论’”,推导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中心主义”,这不仅会在客观上淡化或遮蔽“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思想文化界的危害,而且,还会困于用一种“中心主义”反对另一种“中心主义”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那么,“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偏见”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及其相统一的角度来看。从纵向角度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起源的确与“民族偏见”相关,但并非“民族偏见”都会直接导致“西方中心主义”。早在18世纪末期以前,西方社会就存在着种种“民族偏见”。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与欧罗巴人相比,亚细亚人有更多的奴性,故更能容忍专制统治。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偏见在希腊时期是有代表性的。而“罗马帝国就像希腊城邦一样,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国境以外的世界有着相当的优越感和恩赐态度。尽管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罗马还是受到傲慢的支配,就像它的文化祖先希腊一样。”[②]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也是如此。再如,在16——18世纪末期以前,法国人文主义学者波丹、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等人的著述中就已经表现出“欧洲文化优越”的倾向;被誉为英国和欧洲的“小说之父”的丹尼尔·笛福,作为其代表作之一《魔鬼的政治史》的主题,就是“中国的魔鬼”;殖民军官乔治·安森,在1748年出版的《世界旅行记》中,显得比笛福“更加敌视中国”[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在工业革命以前,上述这些民族偏见并未导致“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因为,世界历史的“欧洲时代”在18世纪末期以前尚未形成[④]。

   从横向角度来看,“西方中心主义”本身的确也包含着种种“民族偏见”,但它又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偏见”。关于这方面的问题,J.M.布劳特有段值得我们深思的论述,他说:“关于‘欧洲中心主义’一词存在着一个问题。在许多讨论中它被认为是一种偏见,一种‘态度’,因此可以像清楚其他过时的态度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宗教盲从一样在开明的思想界把它清除掉。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部分并不是……偏见意义上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学术问题,一种训练有素的专家意见。确切地说,欧洲中心主义包括一整套信条,这些信条是经验主义现实的说明,教育者和不带偏见的欧洲人把这些说明看作是真理,看作是得到‘事实’支持的命题。”[⑤]笔者以为,布劳特的这段论述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其道明了不能把“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般意义的“民族偏见”来对待,而是要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来加以批判性研究,这却是值得肯定的。他所说的“一整套信条”,也就是笔者以上所说的“以西方国家创造和主导世界历史为圭臬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而这“一整套信条”决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民族偏见”的集合。可见,“西方中心主义”绝非是我们自己杜撰出来的,对其的批判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从纵横相统一的角度来看,任何民族或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传统、利益和特有文化心理

   来认识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其中难免没有偏见(特别是一些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时候),然这种“民族偏见”还不等于历史观层面上的“中心主义”。虽然,“西方中心主义”与希腊社会、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地区以及直至产业革命前的民族偏见(包括盲目的优越感)有文化上的渊源,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将其直接视为历史观层面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抑或说,“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但作为一种“主义”而存在,则是18世纪末期以来的事情了。即便“西方中心主义”产生后,也不能把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偏见”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抑或说,不能把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所有批评甚至偏见都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因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人们都必然要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利益和特有文化心理出发来审视别的民族及其文化,故难免产生这种偏见,这是民族和国家作为世界历史主要主体而存在的必然现象。

为了进一步明了这方面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对这样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即“西方中心主义”和“我族中心主义”。“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意指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偏好趋向。当然,“我族中心主义”也分理性的和健康的与非理性和不健康的两种。前者在偏好自己民族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的同时,一般并不排斥和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而后者则不然。它对其他民族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采取鄙夷和排斥的态度。一般说来,“民族偏见”往往就是从非理性的和不健康的“我族中心主义”中派生出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我族中心主义”会转化为各种类型的“中心主义”(见下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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