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文玉 曹树基:土地产权与1950年代的富农“倒算” ——以山东梁山李继盈倒算案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19-12-24 18: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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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玉   曹树基  

  

   摘要: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乡村土地产权关系入手,尝试解释1955年之后出现的富农倒算问题。薛暮桥的相关论述表明,山东农村同样存在“一田二主”地权结构,有抵押和土地活卖(即典)等不同的土地交易方式,更存在以交纳不同押金购买田面为特征的地权分化。通过研究1955年山东省梁山县富农李继盈倒算一案可以发现,所谓“倒算”土地的原因,在于中共的政策规定与乡村土地市场交易规则之间出现了矛盾,而富农倒算作为政治案的出现,则是出于1950年代推行合作化运动的政治需要,“富农”被正式树立为阶级敌人和打击对象。经济层面上,1949年之后农村市场交易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事实上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集体化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挑战。打击“富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完美契合。

  

   关键词:土地产权 富农 倒算 梁山

  

一、问题的提出

  

   1920年代“富农”一词由苏联传入中国以来,富农问题就一直是中国乡村共产革命面临的重要问题。然而,在关于富农的性质以及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却反复易辙,难定于一。1920年代,尽管毛泽东等人早就形成“将富农同地主区别对待”的思想,但迫于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以及政策的实践操作,直到北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时期,富农事实上“都一直是打击和消灭的对象” 。1949年之后,中共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纳入法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下文简称《土改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中共维护富农的政治权利,如赋予一般富农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富农也可以保留党籍等。在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只有地主是敌对阶级,被剥夺公民权。

  

   1954年后,富农政策出现转折。为推进合作化进程并防患“富农政权”,中央对待富农经济的态度由“保护”转为“限制”和“消灭”。1954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对富农斗争的策略步骤。1954年9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甚至出现了“富农分子”的说法:“对于有破坏行为的富农分子,必须加以处罚。”1954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采纳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共高层对于富农的态度还存有异议。即便如此,1954年12月《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仍称:“富农这一敌对阶级,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抵抗和破坏行为日益激烈,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富农的限制斗争必须加强。” 很显然,中共中央明确将富农同农村中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视为变成了敌对阶级和斗争对象。1955 年1月,中共中央指出:“许多地方有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混入社内的现象,应该教育群众分别清除。” 也正是从1955年开始,梁山县出现“富农倒算案”。从1950到1960年,山东梁山县的司法档案中共收藏61件地主、富农倒算案,其中51件为富农倒算案,且主要集中在1955年、1958年和1960年。

  

   《土改法》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所谓“倒算”,本指地主将其被依法没收的土地、耕畜、农具夺回的行为。如果地主夺回的是不依法律即非法没收的土地、耕畜与农具及个人财产,那么,地主要回财产的行为也不是非法的。

  

   《土改法》第六条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很显然,保护富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尊重富农与其他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土改法》第六条的主要精神。只不过,“在某些特殊地区”的相关规定,为这一法律的破坏打开了缺口。

  

   如何才是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他们租入土地如何折抵出租土地?这一切,都涉及产权关系的计算。尤其是在“一田两主”盛行的山东各地,如何确定土地产权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拟从产权关系入手,尝试解释1955年以后出现的富农倒算问题。

  

   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曹树基的新近研究,在材料、理论及方法上有诸多突破,对传统地权结构及其在1950年代的演变提出了新的解释。本文选取了梁山县司法档案中有关富农倒算的案件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土改之前的山东的地权结构是怎样的?第二,土地改革后,富农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倒算”的?第三,富农“倒算”案又是如何成型的?

  

二、山东的地权结构

  

   由于富农问题涉及到传统中国乡村复杂的产权结构同,因此同,本节将主要依据薛暮桥的相关论述讨论山东的地权结构。

  

   薛暮桥,1904年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前夕,曾任《中国农村》首任主编。抗战后参加新四军,后辗转来到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解放以后,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重要的财政经济领导人。

  

   薛暮桥对于山东地权问题的观察,有两份文件值得特别注意。一份是薛暮桥著《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一份是薛暮桥主持制定并于1945年2月15日颁布的《山东省土地租佃条例》。比较而言,前文中所含信息量最大,涉及到山东农村的地权转移、信贷金融、阶级斗争等诸多问题。

  

   1.南方地权结构

  

   在讨论山东地权问题之前,先简略论述南方的地权结构。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曹树基将传统中国的地权划分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以此为工具,他研究了中国南方的地权结构,并发现以下几点事实:

  

   其一,南方存在广泛的“一田二主”,田底主与田面主分享土地处置权、收益权,田面主享有土地使用权。如果田面主将土地出佃,则佃耕者享有土地使用权,并与田底主和田面主分享土地收益权。

  

   其二,佃耕者不交纳押金,则此佃耕为普通租佃,地租一般为正产量50%。佃耕者交纳少量押金,则佃耕者享有少量的田面仅,地租减少。押金越多,地租越少,使得田面权人可以将田面出租,并与田底主分享地租。押金增加至田面主不需要交纳地租,形成事实上的“典”——仅有回赎权的转让,意味着田底主仅有土地的部分处置权,而无其他。

  

   其三,押金越多,地租越低。押金与地租之间形成线性函数关系,可以用来计算不同押金水平上的地租率。这一关系反映了传统中国土地交易的市场性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者们认为中国南方与中国北方具有不同的地权结构。由于文献记载的阙失,尤其是清代以来契约文书之阙失,学术界对于北方地权结构所知甚少。最近,我们在薛暮桥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山东的地权结构与南方相同。

  

   2. 山东的抵押与典

  

   薛暮桥认为山东的土地卖买即地权移转有四种方式。其所称第三种方式其实是对第二种方式的补充。为简便起见,此种方式略而不论。关于地权转移的第一种方式,他说:

  

   从土地抵押变为卖买关系。开始时是借贷关系,而以土地作为抵押(担保还本付息,并不转移地权,土地仍由原主耕种经营)。如果本利累积无力清偿,债权人即要求“抽地换约”,即以本利作为买价,订立土地卖买契约。如果本利合计少于应付地价,则应补足短少部分,添价订立卖买契约。

  

   业主缺钱,以土地为抵押,从债权人即钱主手中获得资金;业主以地租作为贷款利息,付给钱主。土地仍由原业主经营或耕种,使用权不转移。如果业主无力清偿本利,钱主有权利要求将土地抵押关系转变为买卖关系,订立土地买卖契约。

  

   薛暮桥所称“地权”并不是土地“所有权”。如仅仅将土地权利分为“所有权”与“使用权”,与债务人关系最大的“收益权”不见了,也就无法理解本案中债权人的行为逻辑。只能将债权人的行为理解为放贷,而非土地买卖。事实上,在承认了借贷关系中存在部分处置权转移,以及收益权全部归债务人后,就可以明确地将土地的抵押借贷理解为土地买卖方式的一种——转让土地的部分处置权和土地的全部收益权。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日后,土地由抵押转为“买卖”亦暨“绝卖”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关于地权转移的第二种方式,薛暮桥说:

  

   从土地典当变为买卖关系。典当就是活卖,它与抵押不同,一开始就移转地权(移交承典人耕种,或于移交承典人后再租给出典人,约租而不支付利息),它是土地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一般习惯,土地典当在两年三季或三年后,随时可用原价回赎,因为可以回赎,所以典价总是低于卖价,普通仅及卖价之半。出典人无力回赎时,亦可要求承典人(或由承典人要求)添付一部地价改订卖买契约,所谓“添价作绝”。

  

   所谓“典当”即“活卖”,最简洁的定义是“有回赎权的转让”。在产权关系上,典卖土地者除了保留土地的部分处置权外,其土地的收益权及使用权全部转让。薛暮桥认为典卖才是转移地权,而抵押不是。其实,抵押与典卖都是转移部分地权,其差别仅在于抵押不转移使用权,而典卖则转移使用权。如果原业主还想耕种出典之土地,则在将使用权转移给承典人后,再由承典人出租给出典人。承典人享受全部地租,地租即为典价之利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薛暮桥称典当“是土地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不很妥当。

  

   由于典价低于卖价,所以,当出典人无力回赎时,可以要求承典人补增地价后改订土地买卖契约。这在山东称为“添价作绝”,意即加价后“活卖”改为绝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如福建、江西等地盛行的土地加“找”,其实就是“活卖”改绝卖之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山东。这一事实,长期不为人所知。

  

   关于地权转移的第四种方式,薛暮桥说:

  

   一开始就交付全部地价,订立正式卖买契约(绝卖)。农民出卖土地时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大多是经抵押,典当或“死契活尾”然后转成正式卖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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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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