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古 曹树基: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

——主要以南昌县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8 次 更新时间:2013-10-07 19:11:46

进入专题: 土地改革   工商业兼地主   土改政策   群众发动  

刘诗古   曹树基  

    

   摘要:“工商业兼地主”主要成分不是地主,而是工商业家,确切的说他们是“工商业兼土地业主”,且在政治上享有“公民权”。在南昌县土改中,“工商业兼地主”不断遭到乡村农会成员的冲击与清算,财产被清算、剥夺,人身安全及自由受到威胁,俨然已沦为了阶级敌人“地主”。本文以基层土改档案材料为依据,结合已出版的土改文献资料,对上述现象给予分析与讨论。研究发现,土改中不断出现的侵犯工商业问题并不是群众单向的利益诉求导致的,而是中央与基层上下“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土地改革:“工商业兼地主”;土改政策;群众发动

   一、问题的提出

   19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一直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大体而言,一些研究者聚焦于土改政策演变[1]、土改与革命的关系及土改过程的历史叙述[2],另一些研究者,则把土改前乡村的地权结构当作研究的重点,修正了乡村土地占有极不平衡的认识,证明土改前的乡村社会存在极为复杂的地权结构。[3]

   近年来,随着其他社会学科理论的引进,土改研究呈现出宏观与微观、制度与行为、国家与民众等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局面。[4]在社会学“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下,黄宗智提出阶级斗争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分析架构[5],张小军进一步提出了随阶级划分而来的象征资本再生产理论。[6]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土地改革的认识与理解。不过,迄今为止,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乡村的地主、富农及中农等,少有人关注土改中的工商业者。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江西省南昌县的“工商业兼地主”。本文发现,在南昌县,为了彻底完成土改,消灭封建剥削,乡村农会[7]派出代表进入城市,对那些在乡村拥有土地的城市工商业者展开政治、经济清算,甚至将在城居住的“工商业兼地主”逮捕下乡,引起城市工商业者恐慌,他们所经营的店铺、商号纷纷歇业或倒闭,国家工商业税收减少,不仅对亟待恢复的城市工商业形成严重的打击,而且加剧了建国初期新政权的财政危机。[8]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各解放区先后进行土地改革。土改中侵犯城市工商业问题开始普遍出现。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力求土改地区工商业免遭冲击和侵犯。然而,在南昌县土改中,拥有土地的城市工商业者却不断遭到斗争和清算。这一问题引发笔者对于土改中“工商业兼地主”成分定性及其“待遇”的思考。

   南昌县处于江西省中部偏北,位于南昌市南部郊区,大行政区隶属于中南局。在经济上,与南昌市联系紧密,工商业者多数在南昌市谋生。1949年5月22日南昌县解放。1950年8月,南昌县开始土改试点。[9]同年12月,南昌县土地改革全面展开,却是分两批进行,第一批(1950年底至1951年春)进行土改的地区有第一、二、三、四、五、六、八共七个区。第二批(1951年底至1952年春)进行土改的地区有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区。[10]

   南昌县土改档案中,包括有南昌县、新建县、靖安县、高安县、奉新县、进贤县、丰城县、临川县等清算“工商业兼地主”材料,此部分档案总计564份。其中尤以南昌县清算材料为大宗,计有478份,其他各县档案材料总计86份,每县平均才12份,较为分散。所以,本文选取南昌县为讨论对象。档案中保存有内容完全相同的复印件,除去此部分重复材料,计南昌县存有389份清算材料,其中有59份清算材料属于农会代表对“工商业兼地主”的二次或多次追加清算内容,清算城市“工商业兼地主”总计330个,遭受二次或多次追加清算者39人。[11]另外,还有南昌土地改革机构部门处理“工商业兼地主”的往来文件、公函等。

   本文在南昌县土改档案文献的基础,结合已出版的土改文献资料,围绕城市“工商业兼地主”成分定性及其“待遇”问题展开讨论,藉此理清土改时期乡村农会代表大量进入城市,对工商业者展开政治斗争、经济清算的基本史实、内在缘由及其背后的逻辑。

   二、“工商业兼地主”不是地主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土改文件,对于拥有土地的工商业者,一般都笼统的划为“地主兼工商业”成分,虽未有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视为地主。中国共产党再三强调,土改中应保护工商业不受侵犯,但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1947年至1948年期间,各地区土改运动中普遍发生了侵犯工商业的“左”的行为。[12]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避免在新解放区[13]土改中再次发生此类事件,进一步明确斗争对象,减少土改中对工商业的冲击,对拥有土地的工商业者进行分类并加以明确定义。1950年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有如下规定:

   有其他职业收入,但同时占有并出租大量农业土地,达到当地地主每户所有土地平均数以上者,应依其主要收入决定其成分,称为其他成分兼地主,或地主兼其他成分。其直接用于其他职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14]

   上引文件对“其他成分兼地主”以及“地主兼其他成分”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定义,但仍有含糊之处。依我们的理解,此规定意为,从事工商业,同时又占有并出租大量土地,且占有土地及出租土地数量,达到当地地主户均占有土地及出租土地数量平均水平以上者,依其主要收入不同可划分为两类:“地主兼工商业”或“工商业兼地主”。然而,虽然“地主兼工商业”和“工商业兼地主”所占有的土地都必须达到当地地主的标准,但决定二者主要成分的关键不在于土地,而是依据其主要收入,即地租收入与工商业收入的比重。

   1951年2月22日至4月9日,潘光旦等人应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号召,对苏南太湖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调查,写成七篇关于土改的文稿,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文稿在发表之先都经过了《人民日报》等各报刊编辑同志的审核并做了部分修正,最后于1952年编辑成小册子由三联书店出版。[15]此本小册子对“工商业兼地主”与“地主兼工商业”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别:

   地主兼营工商业与工商业兼地主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地主兼营工商业,顾名思义,在其总收入中,地租项下的收入当然是主要的,工商业项下的收入只是附带的。他们虽是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但基本上是地主。至于工商业家兼地主,情形和这相反,在其总收入中,工商业项下的收入是主要的,而地租项下的收入是附带的。他们虽是占有一部分土地的工商业家,但基本上还是工商业家。[16]

   在潘光旦等人看来,“地主兼工商业者”主要收入来自地租,工商业收入是附带的,其成分是地主;而“工商业兼地主”的主要收入来自工商业,地租收入是附带的,其成分是工商业家。以上区别虽为潘光旦等人在苏南调查所得,但与《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依其主要收入决定其成分”政策是相符合的。潘文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可知中共中央对此种区别是持认同态度的。

   基层土改干部对“地主兼工商业”和“工商业兼地主”有怎样的认识呢?自1950年6月开始,参加松江地区土改的干部,经过苏南区党委为期两个月的培训,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与中央颁布的土改法,以便能在土改运动中,保持“正确”的阶级观点与劳动观点。据当事人回忆:

   对于地主与工商业者的阶级划分是一个严肃的政策问题,要慎之又慎。如系工商业兼地主,他的阶级成分属于工商业资本家,是属于团结的对象,对其土地的处理是征收,而不是没收;如系地主兼工商业,他的阶级成分属于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对其土地的处理是没收。[17]

   此政策显然不是回忆者自己的主观认识,而是苏南区党委在地主与工商业者划分上的基本共识,即“工商业兼地主”是工商业家,属于团结对象;而“地主兼工商业”属于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在土地的处理方法上也不同,对于“工商业兼地主”之土地采取征收的方式,而对于“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土地则采取没收的方式。很显然,“征收”与“没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征收是“处理”,土地丧失所有权,但被征收的房屋尚保留有产权:“没收”则是“斗争”,不仅土地丧失所有权,多余的房屋也被剥夺了产权。[18]

   至此,读者可以发现,“工商业兼地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而是主要以经营工商业且拥有部分土地的业主,其主要成分是工商业家。土改中要消灭的只是封建剥削制度,而“工商业兼地主”属于工商业家成分,其发展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属于保护的对象。在经济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四条“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的规定,“工商业兼地主”在乡村拥有的土地及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可以被征收,其他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和侵犯。[19]

   在政治待遇上,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就已指出:“其他成分兼地主者,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即照其他成分待遇。”[20]或有人认为,“工商业兼地主”在土改完成后照工商业成分待遇,也就意味着在土改期间,“工商业兼地主”应该按地主成分看待。这一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土改期间的“工商业兼地主”实际上是“工商业兼土地业主”。土改中征收他们在乡村的土地,剥离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使他们成为纯粹的工商业者。

   1951年中共中央华东局曾就“工商业家兼地主”成分的政治待遇问题,答复苏北区党委时,提出“凡工商业家兼地主成分,其居住城市经营工商业的人口,政治上一般应照工商业家待遇,有公民权”[21].以此可知,在政治上,“工商业兼地主”享有公民权,即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享有的人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权利即人身权和财产权。[22]“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待遇与土改中地主的待遇迥异。

   三、“工商业兼地主”沦为“地主”

   “工商业兼地主”不是地主,是拥有土地的工商业家,是土改中国家保护的对象,其成分确切的表达应该是“工商业兼土地业主”。但是,在土改中,他们却遭受了与地主几乎无异的斗争和清算,原因何在?在我们看来,除了“地主”一词兼有意识形态的“地主”与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业主”两层意义造成的混淆外,更重要的还与相关政策的含混,以及政策制定者片面强调群众发动、满足群众经济需求密切相关。

   1、中央土改策略

   依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工商业者占有土地数要达到当地地主户均土地数以上,才可以定义为地主或兼地主成分。根据土改实践中发生的若干新问题,1951年3月7日,政务院下发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指出《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以致在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其中提到“土地改革未完成前,很难求得一个或几个县范围内地主每户所有土地平均数”,以及小土地出租者与地主的界定问题。[23]不难理解,在1951年3月以前,既然一个或几个县范围内的地主户均土地数很难求得,工商业者划为地主或兼地主的客观标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以想见,在中央政策尚未明确的情况下,1950年底开始的新区土改,对于拥有土地的工商业者的划分和处理,很容易产生偏差。如1950年底至1951年初,中南区各地土改中,就发生了侵犯城市工商业的现象,造成不良影响。[24]

   1951年3月,针对各地土改中的新问题,《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中提出了补救办法:

由各地根据当地土地占有情况提出一个适当的小土地出租者每户占有和出租土地的最高标准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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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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