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变动的一般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2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22: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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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典”与“田面权”这两个核心概念,对于传统时代的中国地权制度,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本文证明各地不同的土地交易方式的本质是相同的,亦既中国存在一个形式与内容基本统一的乡村土地市场。这一观点,不仅可以颠覆我们对中国传统乡村地权制度的理解,而且可以颠覆我们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

   关键词:典;田面权;土地产权;传统中国

  

一、引言

  

   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省永安县黄历乡的一个农民家中发现一箱自明代嘉靖年间至光绪年间的契约文书,共计一百余件。傅衣凌藉此撰文讨论中国传统乡村的地权变动,由此而催生出一门被称为“社会经济史”的专门学问——主要采用制度分析的手段,分析历史时期产权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制度等各项经济制度的内涵,以及各项经济制度在不同区域中的不同表达,把握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经济史”一直是中国史学最活跃且水平最高的分支之一。

   近几十年来,随着各地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相关研究愈益深入。面对来自各地且形式、用语且内涵各不相同的土地契约,学者们开始努力构造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不仅从经济制度史的角度,更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早期的法制史研究者主要以契约文书以及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典籍为研究对象,近几十年来,他们更多地使用诉讼档案。

   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诉讼案例,以动态的方式呈现围绕地权展开的各种制度性冲突。只不过,与社会经济史不同的是,法制史研究的重点在于产权制度的法律解释,但他们似乎更强调“法律实践的逻辑”。虽然区域性的法律实践并不构成法制史的研究重点,但将传统时代的产权制度与新时代的产权制度作一贯通性的理解,则是法制史的研究特色所在。

   本文将主要围绕“典”与“田面权”这两个核心概念,以及相关的其他次一级概念,分别评述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经济史学者、法制史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于传统时代中国产权制度,以最简洁及最明了的方式,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以达成对于中国传统时代产权制度的整体性理解。事实上,本文不仅证明各地不同的土地交易方式可以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得到统一的解释,而且还证明,中国存在一个形式与内容基本统一的乡村土地市场。这一观点,不仅可能颠覆我们对中国传统乡村地权制度的理解,而且可能颠覆我们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

  

二、“典”与“田面权”

  

   1、从傅衣凌到杨国祯

   傅衣凌在《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以黄历乡所发现各项契约为根据的一个研究》中,将地权转移与地价、租佃关系、借贷关系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命题。[1]在这篇文章中,傅氏不仅讨论了土地在族内与姻亲之间的交易、地价的上涨、租额、租期等问题,还讨论了民间借贷,包括一般的现金借贷、典地以及做会等。在《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一文中,傅衣凌着重讨论永安县的“一田两主”,即“苗主”(田底权人)、“赔主”(田面权人)与佃户之间的关系。[2]中国传统乡村特殊的地权形态因此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发长久的讨论与争鸣。

   比较而言,杨国祯先生经手的契约文书更多,动辄数以千计。在几乎所有傅衣凌讨论过的议题上,杨国祯均有更多的资料补充与细节发现。最值得称道的是,杨氏的研究是体系化的,理论色彩更为浓厚。例如,杨国祯指出明代土地“正买正卖”,而非以前时代的“夺买逼卖”;标识着“土地制度从国家所有制、乡族所有制到私人所有制主导地位更换的发展轨迹”,作为私人土地权利法律凭据的民间土地契约文书的广为普及,适应了土地制度的这一变化。[3]例如,杨国祯还将土地契约分为买卖契约、抵押典当契约、租佃契约、雇佣契约、耕畜买卖租佃契约以及土地契约附属的官文书与官田契约等六大门类,分别加以讨论,标志着土地契约文书的理论体系丰富且完备。同样,杨国祯也在“活卖”制度上下足了功夫。他追溯了土地买卖后“推收”——即在办理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合法手续——的历史,认为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随时性与明政府定时“推收过割“——即由政府办理产权转移之证明——制度的时间性之差,就出现“产税脱节”的现象。处理的办法是,在土地成交到“推收”这段时间内,实际管业的买主必须津贴粮差,而由卖主输纳。杨国祯指出:

   这种变通,形式上可以避免税粮无着,但它又使出卖的田地变成一种“活业”,卖主在“推收”之前,可以借口“卖价不敷”要求加找田价,或借口“无从办纳钱粮”要求加贴,或者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要求赎回,而买主在推收之前,又可以把田地转卖给第三者等等。这样,就使得实际发生过的买卖行为便蜕变为一种典当、抵押的关系。[4]

   由于“加找”及“回赎”的存在,土地买卖转变为“典当”和“抵押”了。这一表述,至少有两点不够准确。其一,“典”与“当”(即“抵押”)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两者不能混淆。其二,有回赎权的土地转让称为“典”,不能称为“抵押”。其实,杨国祯特别说明:“抵押期间,出押者保留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5]很显然,这种交易方式与上文之可以“加找”与“回赎”权的“活卖”是完全不同的。杨国祯应该明白这两种交易方式之间的差异,却又没有对“典”与“抵押”进行明确的定义与区分,概念仍有所混淆。

   杨国祯对“赔田”的理论解释尤其值得重视。在细节上,杨氏不但阐述了其他地区与福建“赔约”相类似的土地契约,如“卖田皮契”、“卖小苗契”、“卖税田契”和“卖质田契”等,更揭示一些地方不仅有“田面”的单独买卖,而且有“田底”的单独买卖,甚至有“田底”与“田面”的“活卖”与“绝卖”。杨国祯告诉我们,“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分离,反映土地所有权的分离,属于所有权制度的变化;“永佃权”反映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分离,属于租佃制度的变化。杨氏特别指出,用“永佃权”的概念来表述“一田二主”的内容,是不妥当的。[6]

   如果说,在傅衣凌时代,土地之“典”还没有成为讨论的主题,“一田二主”则可以说是傅氏最重要的发现;到杨国祯时代,土地之“典”与“一田二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讨论议题,后来者的研究,主要在这两个主题上展开。

   2、寺田浩明等人的观点

   日本法制史学者以“土地所有权”为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如在战前,滋贺秀三就指出,清代民事审判的过程中,“法官”对案件主要依靠“情理”调整人际关系。将民间文书与契约当成现代意义上“习惯法”的产物,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明清时期并没有对物权做出规定的法律条规,没有相应的法律,何谈“法律关系”?[7]

   战后日本学者认识到,此前的研究往往“把自己熟知的法律概念类推到明清契约文书的内容上”。[8]1980年代,学者们不再固守建立在土地这一实体上的所有权概念,而将“契约文书在法律关系上的结构”转化为“契约文书中体现的当事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结构”。这种关系虽不存在于国家颁布的法律之中,却作用于民间的社会秩序。

   基于这一理念,寺田浩明将土地交易过程看作一方授予另一方“经营收益的正当性”。岸本美绪认为,这一框架实现了整个明清地权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突破。[9]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岸本美绪曾经讨论过从明末至清代官方对“找价回赎”有关的纠纷的裁定,岸本认为,明清时代虽然没有对找价回赎的官方规定,但在人们观念中存在着对找价回赎合理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成为官员裁定找价回赎是否可以的潜在的指导原则。[10]很显然,岸本的“合理性”与寺田浩明的“正当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寺田浩明以土地的经营、收益为中心重新看待明清时期的地权交易。在区分了“绝卖”与“活卖”(“典卖”)之后,他认为这两者可视作同一种法律结构,即一方授予另一方土地“经营收益的正当性”,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卖主拥有回赎权。于是,活卖也可以解释为“附带回赎条件的经营收益的正当性”之授予。在这一框架中,租佃就是田主授予佃户“耕种的正当性”,而土地的二次交易,比如转典,则是将这种正当性的再次出让。

   寺田浩明认为,当一处土地发生“活卖”而不过割时,买主要每年对卖主负担税粮,由卖主向官府交税。[11]于是,就出现“一田两主”,典卖的土地便具有了田底、田面的性质。[12]同样的联系还存在于“顶与”和“高额押租”中,这些情况都体现了以田主为操作主体的对“经营收益的正当性”的授予行为。

   摒弃地权交易中的法律概念,采用“经营收益的正当性”真的就解决问题了吗?答案并不那么肯定。既使在日本,仁井田陞仍然采用现代法学的概念,对于“一田二主”现象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中国传统土地所有制是与“一般的全面的支配权”(即现代土地所有权)相对立的“片面的支配权”。田面主与田底主分别拥有各自对田面与田底的完全权利,在分别行使权利时不受对方制约。由此,“田面”与“田底”可被视为从同一块土地上分割出的两份不动产,田面主和田底主分别只拥有其中一份不动产的所有权。[13]

   仁井田陞将这种权利的分割情况与德国中世纪的“分割所有权”(二重所有权)做了比较。在“分割所有权”中,权利有上、下级的区分,下级所有权的拥有者必须得到上级所有权人的同意才可以处分相应土地,且两位所有权人的法律身份关系与社会身份关系是一致的,即上级所有权人的确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都与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下,不仅“分裂的权利”之间是并列的,而且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并非固定。

   仁井田陞指出,德国分割所有权与中国传统土地所有制的本质区别,与其说在于权利是按什么划分,不如说是在于它们的“封建性”程度。分割所有权包括身份支配和庇护那样的人身关系,而在“一田两主”的情境中,土地权则没有那么强烈的封建性。故此,不能简单类比不等于不能类比,将所有权按照“权利内容”进行与德国“分割所有权”不同形式的划分,以此解释中国传统土地所有权的内在结构,也并没有不可行的理由。事实上,在仁井田陞之后,藤井宏就有过以“分割所有权”解释中国传统土地所有形态的尝试。[14]

   3、黄宗智的研究

   1980年代后期,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享誉学界的黄宗智先生,转入中国法制史研究。他选择清代乃至民国的诉讼案件作为切入点,为传统中国的地权制度之研究,带来全新的论述。

与杨国祯的研究相同,黄宗智关于地权问题之研究,也是集中于两个关键点上。其一为典权,其二为田面权,亦即“一田二主”。黄宗智对于“典”权给出一个明确而有力的定义:“它其实是一个(西方现代法律所没有的)附有回赎权的土地转让制度,一旦出典,使用权便即转让,但出典人仍然保留以有利条件回赎土地的权利。”[15]孔迈隆则根据他对台湾契约的研究,也将“典”定义为“有赎回的出售”(redeemable sale),或抵押销售(pledge sale),或有条件销售(conditional sale)。也就是将土地或其他财产交给支付现金的一方当事人,收取土地或其他财产的一方可对土地或其他财产进行耕种或使用,双方约定一旦偿还现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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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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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国史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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