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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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  

   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公元6世纪、14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死亡,给世界历史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都与中国有关。如西方历史学家就证明,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大爆发,与蒙古军人及商人在中亚的活动有关。而在传入欧洲之前,鼠疫已在北中国地区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世纪鼠疫流行源于中国云南,后经广西、香港传向世界各地。由于缺乏资料,西方研究者很少涉足第一、二次世界鼠疫大流行中的中国疫区,对鼠疫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不甚了了。

   笔者曾对14世纪前后中国鼠疫的流行作过粗略的描述。笔者最近的研究表明,关于明代鼠疫的流行,文献的记载要比前代丰富得多,大量的描述见于疫区各地的地方志中。本文选择明代鼠疫的主要流行区——华北——作为研究的对象,拟对鼠疫的发生、流行和社会影响作一全面的论述。对于明代华北地区鼠疫流行的研究,前辈学者伍连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成功地组织扑灭了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地区流行的鼠疫并主持召开万国鼠疫大会后,还曾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鼠疫流行问题。他的研究对于鉴别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有关鼠疫症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他说:“在几条有关鼠疫症状的资料中,有一条关于1644年山西东南部潞安(今长治)鼠疫流行的记载特别重要。地方志的作者不仅记载了患者项部和腋下长有硬血块,而且还记载患者会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这是目前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查万历《山西通志》卷二六《祥异》条下记,潞安“万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门无故自阖,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潞安府志》卷一五《纪事》中,则有记载说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此两条资料综合,则可与伍连德文中所言对应。他对这两条资料的判读,得到鼠疫学界的认同。以后医史学界有关中国明代鼠疫的论述,不超过伍连德所述范围。

   在对19世纪以前的鼠疫史进行研究中,由于缺乏现代细菌学和血清学方法所作诊断,所以,对鼠疫的判断只能根据文献记载的患者临床症状来进行。鼠疫是一种传染极快的烈性病,它的潜伏期很短,腺型为2—8日,肺型为数小时—3日。两种鼠疫中,以腺型最为常见。腺鼠疫常发生于流行初期,急起寒战、高热、头痛、全身疼痛,偶有呕吐、瘀斑、出血。发病间有淋巴组织肿大症状,其部位多在鼠蹊、颈部和腋下。如不及时治疗则淋巴结迅速化脓、破溃、病情加重,于3—5日内因心力衰竭或继发败血症或肺炎而死。病情轻缓者则腺肿逐渐消散或伤口愈合而恢复。肺型鼠疫可原发或继发于腺型,该病发展迅速,急起高热,伴有全身中毒症状,数小时后出现剧烈疼痛、咳嗽、咳痰,痰中含有大量泡沫血痰或鲜红色血痰。抢救不及时,大多于3日内因心力衰竭、休克而死亡。一般说来,腺鼠疫的病死率约为30—70%,肺鼠疫的病死率高达90%以上。此外,还有败血型鼠疫,病死率几达100%。伍连德所据资料表明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潞安府确实发生过鼠疫。

   遗憾的是,在伍连德有关论著发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内医史学界对于明代鼠疫流行情况的研究未见有任何进展,海外却有历史学家著文讨论这一颇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是海外的历史学家不明鼠疫的症状和机理,统以“时疫”名之。在有关“时疫”的标题下,不仅可以讨论鼠疫,也可以讨论其他传染病的流行,这类研究在医学的角度看来是太粗疏了。也有历史学家推测,此类瘟疫可能是满人在其早期入侵时带进了某些微生物,而汉人尚未对此形成抗体,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人口损失。这一推测的荒谬显然是研究者缺乏必要的传染病知识所致。尽管如此,上述各家的有关论述对于进一步的研究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构成了本文的基础。

  

   万历年间的鼠疫流行

   山西

   早在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中,山西北部的大同就可能是疫区的一部分。《元史·五行志》记载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大同路大疫”,而康熙《山西通志》卷三○中在同一记载中加有“人死者过半”一句。如果康熙志的记载是真实的,以如此高的死亡率计,这次“大疫”应当是“鼠疫”。(能够导致患者人口大量死亡的传染病只有少数几种。鼠疫、天花(Smallpox)和霍乱(Cholera)是三大国际检疫的烈性传染病。其中霍乱并不是中国原有的传染病,而是在19世纪中叶才由国外传入的。中国古籍中的“霍乱”是指一般的肠道疾病,而不是指由霍乱弧菌(Vibriocholerae)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中国史籍中多以“痘症”记载天花,且重症天花的死亡率不过为20—40%,故大同“大疫”不是天花。在急性传染病中,以伤寒(Typhoidfever)病人的病死率为最高,为10—47%,亦难超过50%的死亡率水平。其他各种急性传染病,不见有超过伤寒的死亡率的。)

   14世纪大同地区的鼠疫流行似乎并没有向山西南部传播的迹象。至明代初年,大同以外的山西各府成为北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在明初大移民中,成为华北移民的主要输出地。大同人口稀少,是卫所军事移民的迁入地,军人中的一部分除来自其他省外,大多来自本省中南部。

   明代中期以后,山西境内的鼠疫有零星爆发。康熙《山西通志》卷三○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太原属石州、宁乡、辽、沁大饥。石州且疫大作,十室九空,亡饿盈野”。从石州(今离石)疫情中的死亡率看,此疫亦为鼠疫。文献中没有找到此疫向邻近州县扩散的记载。

   万历年间山西鼠疫的爆发似乎是从北部大同地区开始的。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从该疫的传染性极强这一点判断,当为鼠疫。这次大疫还可能波及到太原府境,“万历八年,太原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大疫”,疫情不明。甚至在太原西北部的保德州,“明万历八年大疫流行,灵柩出城者踵相接”,据此可知死亡人口很多,但确切的症状仍然不知。

   万历九年,大同府疫情向西部扩散,“九年朔州、威远大疫,吊送者绝迹”。同年疫情也扩散至辽州及潞安府境。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肿项,且传染性极强,据此可断定为腺鼠疫。

   腺鼠疫临床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为淋巴结肿痛,肿痛部位包括鼠蹊腺、腋腺、颈腺等,从鼠疫工作者对近代山西省655例腺鼠疫患者淋巴腺肿部位的统计来看,腺型部位以鼠蹊为最多,腋颈次之。颈腺鼠疫与其他有关颈部位的鼠疫合计约占全部腺鼠疫的12%左右。对云南省1950—1954年1199例腺鼠疫腺肿部位的统计表明,与头部有关或接近头部的淋巴腺肿大占全部腺肿的16%。略高于山西的同类部位比例。尽管头部或颈部的淋巴腺肿大在腺鼠疫引起的淋巴肿大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但与其他部位的淋巴腺肿大相比,头部和颈部的淋巴腺肿大因外露而特别引人注目。如民国时人缪安成在《云南之鼠疫》一文中提及清代后期的鼠疫时就曾这样说:“清咸丰、同治年间,昆明有痒子病之灾疾。又迤东区之曲靖、沾益、迤西区云州(云县)、缅宁(凤庆)等县,传说在同治年间及光绪二十年前后,常有病人在颈部、腋下、鼠蹊部生痒子大如核,患者发高热不日即死。夏秋新谷登场时,流行甚剧。”光绪二十七年《昆明县志·五行志》也有类似表述:“迤西区云州、缅宁等县,传说在同治年间及光绪二十年前后,常有病人在颈部及腋窝部生痒子,患者发高热不日即死。”1958—1962年在云南西盟县的调查也与上述记载相同:“1917—1918年在靠近澜沧江的勐梭地方见到一种传染病,于下颌、颈部、腋下、鼠蹊等部淋巴腺肿大,剧痛,并常致全家发病,3—4天即死亡……推测可能有鼠疫发生。”

   我们注意到缪氏和《昆明县志》作者以及现代调查者们的表述方式,头或颈部的淋巴腺肿大被放在第一位。由于缪氏所知一切均来自事后在疫区的调查,所言则为疫区人民对几十年前所发生事件的追述或回忆。因此,可以认为在鼠疫大流行时,头部或颈部淋巴腺的肿大是最引人注意的。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太原府之文水县和交城县。

   万历十年鼠疫有继续扩散的趋势,在沁州,“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的“大头风”,实为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19世纪云南鼠疫流行时,当地有称此疫为“大头天行症”的。这与山西“大头风”的含义是相同的。

   直到万历十四年,疫情才传至潞安府南邻的泽州。有记载称:“万历十四年,泽之州县春不雨,夏六月大旱,民间老稚剥树皮以食,疠疫大兴,死者相枕藉”;“十五年,泽州县复大旱,民大饥,疠疠死之如故”;“十六年春,泽州地震,大疫流行,民户有全家殒没者”。平阳府也有类似的疫情发生。

   万历十六年以后不再见有类似的记载,但疫情的沉寂只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开始,大同府又爆发新一轮的鼠疫流行,“三十八年四月大同属县旱饥,九月疠疫,多喉痹,一二日辄死”。所谓的“喉痹”在临床上表现为气管及支气管粘膜极度充血,造成血管与淋巴管内皮细胞的损害及急性出血性、坏死性变化,并导致患者的迅速死亡,这是肺鼠疫的临床症状。其他疾病患者的死亡不可能有如此迅速。

   万历三十八年的鼠疫也传至太原府。“九月,太原府人家瘟疫大作,多生喉痹,一、二日辄死,死者无数。即治疗得生者,俱发斑疮退皮,十家而八九,十人而六七,历正、二月犹不止。晋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晋王以瘟疫薨”。与上引大同府的记载相同。太原府的特别之处是,晋王竟然也死于鼠疫。

   总之,万历年间山西出现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一次是从万历八年至万历十六年的腺鼠疫大流行,几乎波及山西全境;从万历三十八年开始至三十九年结束的肺鼠疫流行,也是从北部开始向中部传播的,是疫对山西北部和中部影响甚大,对南部影响甚微。

   河北

   万历时期河北鼠疫是从北部向南部传播的。宣府镇的记载说:“万历九年九月大雪,山中积二尺,及春始消。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河北此疫的临床表现也是肿颈,与山西相同。推测此疫为鼠疫。

   宣府西与大同毗邻,上引资料中说此疫“起自西城,秋至本城”,传染病源来自西部,据此可推测可能从山西大同传入。传入北京后的情况不明,只见有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九中记载:“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从临床表现来看,所谓的“大头瘟症”也是颈项肿大所致。该志注明这条来自采访册,这说明民间对此次鼠疫的记忆,在事隔300多年后仍然保持。实际上,清代中前期的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此疫疫情的记载,如在通州,就有康熙年间的记载:“万历十年春大疫,比屋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九《顺天府部》中,对东安县、保定县、霸州、文安县、大城县等地疾疫情况都有详细记载。

   保定府北部的定兴县(今新城),“万历十年瘟疫大作,人民多死”。中部的安州,“万历十年大瘟,死者相枕”,这两县都邻近顺天府南部,虽无患者临床症状的描写,却也可以判断为鼠疫的流行区。

在真定府的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从时间和临床症状的描述来看,可以断定为鼠疫流行。武强县的记载则说:“万历十年春亢旱,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栾城县的记载相同,“(万历)十年春三月亢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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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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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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