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 王奇生 黄道炫:理论运用的限度: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反思对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 次 更新时间:2019-12-12 20: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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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   王奇生 (进入专栏)   黄道炫  

  

   按语:近十几年来,曹树基、王奇生、黄道炫等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从他们原先专长的领域转向中共党史研究,使后一领域的研究更为活跃和深入。毫无疑问,这样一股不小的潮流显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魅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的眼光和方法也极具启发性。有鉴于此,2018年12月在厦门大学一次会议期间,南方科技大学青年学者徐进对曹树基教授、王奇生教授和黄道炫研究员作了一次访谈,请他们分别就跨领域研究的差异、打通不同研究时段和领域的重要性、理论运用与史料解读、革命史研究如何推进等主题阐述其研究心得。本刊特此专门刊发,以供学界分享,并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6.001

  

   受访学者:曹树基,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40)王奇生,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黄道炫,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访谈人:徐进,男,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广东深圳518055)

  

一、为何研究中共党史

  

   曹树基:为什么我开始介入党史研究?大家都知道我研究明清史,但是我突然研究党史了。中国共产党的复杂性在哪里?80多年前,一个十几人的小党在上海的弄堂里开会,几十年后他们发展成一个党员人数达8000余万的超级大党,且领导一个人口多达14亿的新中国。这里面有太多问题值得研究,世界上还有哪个组织可以让我们去做这样的研究?我觉得我以前的研究对象都比不上它。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历史学将有广阔的贡献。这并不是倡导加强专业意识,边界问题才是真正的挑战。

  

   王奇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最初选择的是民国史。为何选择研究民国史?当时民国史研究刚刚开始,一个新的领域很容易吸引年轻人的投入。那时官方规定民国史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在同一时段,民国史要与革命史分工,前者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后者研究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至90年代左右才逐渐打破这一界限,民国史开始转变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其研究对象包括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也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某种意义上民国史成为了一个断代史。我开始侧重国民党史研究,但由于国共两党关系太过密切,研究国民党史势必要关注中共党史。所以我研究中共党史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象曹树基教授那样跳跃式前进。

  

   黄道炫:我记得考研究生的时候,报考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什么考革命史?当时立志写一本《毛泽东传》,抱着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去学革命史。理想主义者容易有这种崇拜情绪。后来三年研究生的读书时间,不断的阅读,慢慢摆脱盲目的崇拜,更理性地认知历史人物。对各方面书籍的阅读,开启了另一扇窗户,让我反思之前对历史的了解。这个反思不是简单地颠覆既有认知,而是不断地接近理性,接近历史现场。

  

   徐  进:时下的大部分研究者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固定,但各位老师则是分别从明清史、民国史研究转作中共党史,你们感觉之前的研究对党史研究有何影响?两个领域研究有什么差别?

  

   曹树基:十几年前我由明清史转到党史。当时中共党史研究者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解读资料上,较古代史研究者偏弱。古代史的史料比较有限,秦汉、南北朝及隋唐史料,研究者花一生时间可以读完;宋代资料则需要看个人情况——有人说能读完,有人说不能读完。而明清时期主要资料可读完,但是涉及地方志仍无法遍览一遍。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史研究者阅读的资料比较有限,在有限的资料里做研究,就需要在资料上下功夫。也就是说,一份资料,第一个人读成A,第二个人读成B,第三个人读成A加B。这是古代史读史料的一个训练——我要读出其它研究者读不出的史料信息。如果以此为古代史学者读史料的方法,那么当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完全无此传统。在西方似乎也仅有周锡瑞教授等少数学者解读中共党史方面的史料比较细致,而国内学者则没有这类读史料的方法训练。古代史学者自认为解读史料乃至考证功夫很强,但我现在认为,当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有太不“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就是太不理论化。这一趋向虽有所改变,但仍然存在。

  

   黄道炫:我学中共党史出身,因此我转向中共党史研究应称为回归。曾经“叛变”革命,研究蒋介石;现在回到革命,可谓“弃暗投明”。为什么会“叛变”?其实是因为导师所命。当时我对思想文化史感兴趣,硕士论文打算研究王国维,后来老师让我研究蒋介石,我只好遵师命。研究对象从王国维变为蒋介石,落差太大了!王国维是一个学术造诣很高的人,蒋介石怎能与之相比?当然这种研究方向的偶然性,如果联系当时中共党史的境遇,未必是坏事。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八九十年代研究中共党史,因资料不足恐怕无法提出新的问题。民国史作为新兴学科,史料比较多,研究空间相对大,对年轻人而言,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就大。那时民国史是一个最好的研究训练场,很多民国史论文可以给人以启发。杨天石老师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就是一例。既有的研究皆认为此事件是蒋介石主动打压中共,但杨文通过史料的解读梳理,发现此事件其实有很多的偶然性。这样的研究路径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为我打开了一道门,发现历史研究还可以这样做。

  

   后来选择回归中共党史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认为国民党历史研究的挑战性无法与共产党研究相比。如果把国民党比作端庄的大家闺秀,一举一动皆循规蹈矩,共产党则富于变化,你永远不知道他的下一步将如何走。这种变化对研究者而言极具吸引力。当然我过去对国民党的研究为我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背景,当研究共产党历史时始终把这两个放到一起看。这是有了民国史背景后自然而然就会有的视野,因为当你具备一种知识背景时,即使你不去刻意使用,它也会时时涌现,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资源。

  

二、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

  

   徐  进: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研究是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研究一个很好的范例。与此同时,杨奎松也有一系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比如陈独秀是否右倾及皖南事变等等。这些都标志着中共党史研究开始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学术化进程大大加快。但是,历史研究也并不仅仅是对事件真相的把握,还要考虑事件内在的因果以及事件之外的运动、组织网络等的发生机制。这一切似乎就需要引入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方法。而近年来这样的研究越来越多,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是不是反映出党史研究在汲取社会科学理论方面存在一种过度理论化现象?

  

   曹树基:在读史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与原来说法不同的地方,就开始研究。我们把研究的各种事实整合起来后,就开始理论建构。以统购统销研究为例,之前有没有理论呢?有,经济学有工业化赶超战略理论。我们发现,这一理论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就提出一个粮食立国的理论,来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多年间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变化。其实,没有一个西方理论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我们一点一点地在研究中构造这个体系,解释逐渐完整。在研究当中,我并没有觉得需要刻意地汲取哪种社会科学理论。我们对西方理论有误解。西方学术训练要求学者在个案的实证研究中都要进行理论化的归纳。这样更有解释力,从而形成理论。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做。西方在博士生的训练中就能做到。我们做不到。在听完我们的个案讨论时,总有人问我能不能归纳一下、概念化一下?概念化就是理论化。很多理论就是个案研究中抽象、概括的成果。早期我们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今天应该加强。这样我们也能为西方提供我们的理论资源。概括来说,实证抽象等于理论,理论碰撞形成勾联,形成大的理论。我总结一下,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理论重要吧?重要。但是你要从一个工具性的方面来理解它。理论是什么?理论是工具,是你解决问题的手段或方法。我曾经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帮助我分析传统中国的地权结构。我也曾用人口学及数据库方法,处理历史上及当代人口史的问题。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处理问题。这样,当我们在接触史料时,可以选择用什么方法来解读。

  

   王奇生:我年轻时候喜欢读一些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方面的书,政治学、社会学都会看看。这些阅读对我研究历史到底有没有帮助?很难说。这是潜移默化的东西。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不大关注事件与个别人物,很少做事件史研究。我做政治史比较关注组织、制度、机制,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控制、政治动员以及政治文化。社会史也有所涉及,比较关注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眼光朝下看得多一点,对基层的关注比对高层的关注更多一些。研究中共的群众运动,也是侧重其运动机制,而不是运动过程。我觉得在视野方法上适当借鉴社会科学并非坏事,关键要看如何运用。不能简单地借用某一个西方理论概念,套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我非常认同曹老师说的,从史实中综合、提炼你的观点、理论,以及概念。从史实阅读中产生你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先验的。我们在研究中解决各层次的问题,不必刻意追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在求真的基础上,继续求解,搞清楚它背后的深层机制。在我看来,不必排斥任何学科的理论方法,只要对研究解析历史有帮助都可以借鉴。

  

   黄道炫:黄宗智2017年撰文反对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的凌驾。在海外中国史领域,黄宗智应该是非常早倡导引入社会科学视野的,而且身体力行。到了晚年,他开始这么强烈批评社会科学对历史的侵入。后来我有一个学生,他去听黄宗智讲课。回来我问他,黄宗智对社会科学在历史中的地位怎样看?他说还是原来的看法。他可能在长年研究中觉察到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路径依赖,或者说要改变使他曾经获得成功,给他自信的研究理路,真的是难。不过,说实在的,社会科学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的成长还是有帮助。比如黄宗智研究华北社会就是借用社会学的方法提供一种模型,不管这个模型是不是有继续讨论和商榷的空间,但起码引起大家的注意,形成大的讨论框架。

  

   我和王老师一样,什么书都读。读书不一定要追求立刻用得上,更多时候是潜移默化。除了社会理论,人文学科理论对我们研究历史也有帮助。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书都可以读。历史就是生活的写作版。每个人亲身经历的生活世界其实都非常有限,即便是那些所谓生活经历丰富的人,也只是经历相对多那么一点点而已。而文学可以提供各种深刻的人生描绘,文学家呈现的生活世界,其广大蓬勃与细致幽微之处,很可能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体会不到的。讲生活经验,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亲身经历,实际上,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从读书中获得的社会认知和生活经验很可能远远超过亲身经历。这些生活经验都有可能转化为我们观察历史的有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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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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