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解构中国民族历史叙述的尝试

——读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 次 更新时间:2019-12-23 20: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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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叙述的功能像其它的意识形态论述一样,并不是透明地、而是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意味来展示现实的”,因而,“把叙述学的理论视角应用于我们所探求的关于过去的叙述实践中”就非常必要。这也就给史家质疑历史的叙述模式提供了视角和反思的资源。

  

   杜赞奇(PrasenjitDuara)就把这种视角和资源运用到关于中国历史叙述模式的批判中,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杜赞奇为印度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师从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史,其第一本专著即其修改后的博士论文: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该书在1988年出版之后,即获得美国历史学会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两项大奖。1995年,杜赞奇又推出其第二部力作《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质疑近代中国的叙述》(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将关注点集中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与民族叙述,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从民族中拯救历史》一书聚焦于中国、也包括印度的近代史,主要讨论了20世纪早期中国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叙述与线性大写历史(History)的关系。其实,对于该书的一些内容,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不应该陌生。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会上,杜赞奇在其所提交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一文里,就表达了不少类似见解。文章特别指出:“历史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它趋于叙述一个走向统一的民族,并且成为民族国家规划的一部分,这种规划给予民族国家特权,压制分歧和多样化——除非分歧和多样化得到民族国家的批准。”这样的论断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或是曲高和寡,故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从民族中拯救历史》就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在该书中,杜赞奇运用了后殖民主义论述和相关的研究成果,从历史书写层面检讨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关于民族的大写历史叙述,目的在于“批判作为大写历史主体的民族”(p.6)。

  

   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杜赞奇探讨了一些民族如何将自己纳入大写历史,接受线性的、进化论的、目的论的主导叙述过程,对以往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现代化研究典范进行了检讨,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是一个与过去完全断裂的产物,而且“近(现)代民族主义并非新鲜的东西,其新鲜之处仅在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已经全球化了,并为民族国家作为主权的唯一合法性表达护法(sanction)。”(p.8)该书第二部分,包括5篇对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理论进行运用的实证文章。这些文章即是杜赞奇试图去打破大写历史的进化论式叙述框架,来书写多歧性历史的尝试。通过这些实证文章,杜赞奇揭示了近代中国不仅存在着与民族历史叙述相互争竞的其它历史叙述方式,也存在着与之相颉颃的其它反叙述(counter-narratives),但它们都被民族的大写历史叙述遮蔽了。最后是结论部分,杜赞奇重申了对大写历史叙述的批评,同时对“多歧的历史”之内涵进行了延伸与展望。当然,他这里的批评区别于以前大多数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主要不在于批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书写之虚假性方面,而在于批评作为以民族为主体的大写历史叙述。

  

   杜赞奇认为:“对历史的探索就是一种徘徊在语言和历史真实之间的活动”,他提醒读者不能忽视大写历史所使用的语言及叙述模式,因既往的以客观主义相标榜的历史研究,恰恰忽视了历史书写的语言与叙述形式。而叙述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会根据当下的需要适当地消解掉(或利用)一些过去的历史(dispersed histories)和关于过去的叙述,而最后取得优势的主导叙述,反过来会影响甚至左右人们对过去历史的认知,覆盖当时关于历史的多层次表达。为了打破这种情况,杜赞奇提出了有着宽泛涵义的“多歧的历史概念”(“bifurcated” conception of history),来作为线性历史叙述的替代性(alternative)表述,以让人们更立体地观察过去以及关于过去的叙述。

  

   在此书中,杜赞奇还指出了一个吊诡:“20世纪早期的中国,其特征是它作为一个弱国家,但却有强大的国家主义论述。”(p.170)这种国家主义论述伴随着民族主义,趋向于叙述民族的统一性并成为民族国家规划的共谋,包括与民族国家不甚合拍的市民社会的主张、地方对抗国家的联省自治表述的存在,都构成了对强大的国家主义论述的掣肘,但最后都被民族的大写叙述所消解或挪用。的确,历史叙述的繁杂性本应同历史之多歧性紧密相关,各种叙述之间的竞争与差异常常意味着不同集团、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及分歧。这些分歧在实践中很难被简化为单一的表达或体验,除非能将之殊途同归于民族的大写历史叙述里。但如果这样的意图得逞的话,那么历史上的那些边缘群体、女性、少数族裔和其他信仰群体的派生论述(derivative discourse)在大写历史叙述中就会被湮没,性别因素及女性在民族主义事业中的作用会被忽略或淡化,不同群体对民族主义不尽相同的接纳和感受也会被化约为一。更不必说那些与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神话无关的、作为本国里的“他者”的声音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少数精英群体和政府神圣化了的民族主义认同加之于其身,尽管在现实的斗争与生活中,这些“他者”扮演的也不只是配角或牺牲者。因之,杜赞奇认为需要“从民族中拯救历史”,去发掘被民族的大写历史叙述所掩盖、扭曲或挪用的其它表述,特别是来自历史上的“他者”的声音。

  

   但我们能否成功地“从民族中拯救历史”?曾有书评从口述史的不同流传版本(材料)出发,来质疑杜赞奇拯救历史的效果与可能性问题。这种批评对杜赞奇该著来说未免有些不公正。过去留下的史料从来不是完整的和没有被歪曲的,不管是档案史料或其它种类型的史料;同样,史家对于他(或她)所使用的材料也往往不是毫无鉴别、完全相信的。固然,在历史上,“他者”和庶民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自己生活和行动的记述,我们据以认知他们的知识绝大多数是由官方或知识精英制造(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可能尤其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沉默无语、等待被人表述的。关于庶民的记载中可能会反映出不少关于中上层或知识精英的信息,而中上层或官方的论说中也经常会透露出不少“庶民”的声音,试图剥离出没有被“污染”的属于某一群体的本真声音在实践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所谓的庶民、精英等类似划分,都是相对而言,相比较、相依赖而存在。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同质化的庶民阶层,也同样不存在没有差别的一个中上层或精英社会。任何人都有其历史,庶民一直都在发言、在表现自己,尽管他们发言留下的痕迹已经很少或已经被精英或官方所“污染”、所精心建构过。但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污染”的程度及何以如此的过程讲述出来,我们自然就达到了“拯救历史”的目的。事实上,只要善于挖掘、分析、解读史料,辅之以新视角,甚至是官方的记载都可以成为我们直探“民隐”——下层民众心灵和物质世界的根据,即使是旧材料,在新视角下亦经常能有新意义的呈现;人类学、大众文化研究成果(或可包括印度Subaltern Studies社群)在这方面已足“示来者以规则”。在中国研究方面,贺萧(Gail B. Hershatter)、王笛(Di Wang)等人的著作也为我们示范了书写民族大写历史之外的“自下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之可行性与必要性。

  

   况且,杜赞奇这里“不是为了复原未被污染的、本初的中国史”(p.27),他更没有企求他所重建或想拯救的历史就是过去的“真相”,或比别人的叙述更接近“真相”。杜赞奇所试图达到的只是去拯救过去的历史性(historicity)(p.5),去探讨再现过去历史的多种可能,使他者在后来者的历史书写中有其一席之地。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对过去的叙述只容许有一种表达、一种观点,其它表达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多歧性”不仅是我们认知、书写历史的方式,它也是过去历史的存在状态。同样,杜赞奇这里的“拯救历史”也不是为了取代过去的民族大写历史叙述(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其真正鹄的在于揭露大写历史叙述之合法性何以确立,在于使人们可以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线性大写历史叙述的抑制性与排他性作用。他在书中第二部分的几篇实证研究文章正是这个意图的很好注脚。从此角度看,杜赞奇这里的“拯救历史”无疑是成功的、可行的,非常具有指示性和警示性的,它让我们意识到检讨大写历史叙述与现代性之必要。如果我们对大写历史叙述采取的修辞策略置若罔闻,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必有之路或归宿,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的研究工作可能就是在为制造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p.33)。

  

   由于杜赞奇的印裔出身,加之他受印度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社群影响很深——杜赞奇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意识即来自于此,因此他对中、印两国作了许多的比较。杜赞奇指出:“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存在自然受到广泛的痛恨,反帝也一直是20世纪上半叶政治运动的中心任务。但由于制度化的殖民主义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并不存在,这也意味着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像在印度或其他殖民地国家那样受到殖民者(colonizer)或受殖者(colonized)的挑战。反帝也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行为,在民族的心态感知上去根除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当务之急。”(p.224)杜赞奇这里的提醒无疑是一语中的,颇值得当下的我们去省思。在印度,自从“庶民研究”社群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社群成员就一直在批判印度的民族主义大写历史叙述以及致力于书写庶民历史的工作。但在中国,类似的努力还不多见,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容易受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所影响,也更容易有一种自我满足和缺乏批判的心态,忽略他者的日常生活与大众在民族主义事业中的主体性。故此,在民族历史叙述作为一种精英主义表达方面,在需要书写庶民的历史、解构精英式历史书写方面,印度和中国毫无轩轾,这也是杜赞奇比较中、印两国近代情况的可行性所在。不过,考虑到近代中、印各自不同的遭际以及后殖民主义生成的语境,在把后殖民论述与庶民研究典范运用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时,有时不免亦有方枘圆凿在。

  

与饱受殖民统治的印度不同,中国有长期统一的政治、文化基础与“怀柔远人”的中央王朝意识,近代虽遭受列强侵略,但文化控制权依然保持在自己手里——“有根”。囿是之故,相比于印度,“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去主动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而且中国也不象印度那样有一位抗拒现代性的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因之,在近代中国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上,中国更能采取主动的态势来因应外在环境。又因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是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依然不可避免地残留着传统中央帝国的意识,所以,在近代中国许多的民族主义表达里,也并不都以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其中许多的表达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纠缠共生”的状况——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历史叙述互相交织、互为掩饰的复杂格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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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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