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0-05-22 13:51:19

进入专题: 卢文炳   优拔考试   优贡   拔贡   官患  

张仲民  

   摘    要: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关键词:卢文炳; 优拔考试; 优贡; 拔贡; 官患;

  

   一、导言

  

   1933年4月,江苏吴县人卢文炳招集清末己酉(1909)优拔同年于其书斋人寿庐聚会宴饮,并写下两首七律诗感怀昔日赴北京参加“朝考”往事及二十四年来的沧桑变化:

   岁逢己酉殿科场,多士同分贡树香。梦杳春明成往迹,欢联吴郡接谦光。却缘疏懒稀朋会,每感凋零到辈行。国事阽危人事变,惊心二十四星霜。

   雅集移尊到竹四(余人寿庐中斋名),白头天宝话重提。升沉无定殊车笠,离合随缘况鼓鼙。浙水人文汇茅茹,暮春风物过棠梨。辉生蓬荜觥筹错,尺幅留真志雪泥。1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时隔二十四年,卢文炳对昔日获选拔贡的荣光依旧念念不忘,并为此召集旧时优拔贡同年雅集以表纪念与怀念,藉此展示自己昔日的科举功名身份和当下的生活品味。

   进一步,通过当时《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媒体上的报道,我们也可以重建卢文炳之“考试史”。卢氏当年是江苏苏州师范学堂的第一届学生,以“备取”身份考中,2两年的速成师范教育后,他分派到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充当修身科教员。任教不久,卢文炳即参加了1909年暑假举行的江苏即苏属四府一州(当时人也称之为苏省、苏属)中的分场苏常两府的拔贡、优贡考试。或许卢文炳的答卷让提学使樊恭煦比较满意,拔优贡复试名单他均在列,但卢文炳只能参加地位更高的拔贡生复试而舍弃优贡生复试,最后由江苏巡抚瑞澂亲自复试定夺拔优生录取名单。3此复试通过后,卢文炳正式成为新科拔贡生。4一同参与优拔考试与优贡复试的柳诒徵则以增生身份录取为优贡生。5

   翌年(宣统二年、庚戌年、1910年),卢文炳赴北京参加拔贡会考和朝考(柳诒徵因丁母忧未能去北京参加优贡朝考6)。六月初四日,礼部主持的各省会考结果出炉,卢文炳与同样经由苏省优拔初试、复试上来的阳湖人梅鹤章等一并被评为江苏二等三十九名之一。7六月二十七日,诸人集结于保和殿参加朝考,结果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过的梅鹤章列二等,卢文炳则评为江苏拔贡一等十五名之一。8随后根据上谕,卢文炳同其他一等、二等拔贡分批受到皇帝接见后,“著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9他最后分配到吏部。10如此千辛万苦经过多番考试后,卢文炳终于得偿所愿。

   然而考察科举停废以后清廷继续举办优拔贡等考试的初衷,则会发现它们原本是为旧学寒儒考虑的善后举措。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请停科举以推广学校,为减少阻力,他们特别提出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措出路的举措,即继续保留优拔考试和保送举贡等措施。11此奏很快被采纳,八月初四日,清廷正式下旨立停科举,“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要求各地“多建学堂,普及教育”。12同时谕旨根据此前袁世凯等人在会奏中的建议,没有停止之前辅助性的“考试优拔”等举措,反将此作为善后之策,以便为之前举、贡、生员等所谓“旧学应举之寒儒”的未来出路留下保障,以防士子受到的震荡太大。至于正在学堂求学的学生,同样会根据其成绩“奖励出身”,“与科举无异”。13另外为了预防影响兴学大业,清廷再次重申已入学堂者不准再参加优拔考试之令。14

   由上述举措可以看出,清廷延续优拔考试和制订“奖励出身”的政策,不但含有为旧学士子谋出路的考虑,还有安抚反对废科举者之意,体现了主事者与清廷既希望兴学堂又不愿彻底废科举的两难心理,只是原本为“旧学生员”谋出路的规划,实行后迅速变为卢文炳、梅鹤章这样新学出身之人的做官门径。

  

   二、优拔之出路

  

   当诸多考生费心劳神、花费巨大代价忙于优拔考试时,或会给读者一种印象,即考中优拔后前途光明、待遇优渥,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前引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的折中曾对参加朝考后的优贡出路有所揭示,“朝考后用为京官、知县等项”。《清史稿》则对有清一代五贡出路情况有简单勾勒:

   五贡就职,学政会同巡抚验看,咨部依科分名次、年分先后,恩、拔、副贡以教谕选用,岁贡以训导选用。康熙中,捐纳岁贡,并用训导。雍正初,捐纳贡生,教谕改县丞,训导改主簿。既仍许廪生捐岁贡者,用训导;恩、拔、副贡年力富强者,得就职直隶州州判。嘉庆以后,凡朝考未录之拔贡及恩、副、岁、优贡生,遇乡试年,得具呈就职、就教。优贡就教,附岁贡末用训导。

   科举废除后,“五贡一体以直隶州州判,按察、盐运经历,散州州判、经历,县丞,分别注选,或分发试用。”15以上叙述过于概括,以下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在既有各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16对清末的优拔贡出路及优拔考试与乡会试、优贡和拔贡之区别再进行一番探讨。

   相较之前各科优拔贡生的录取名额,丙午科(1906)考优、己酉科(1909)优拔考试计划举办之初,清廷就准许了政务处关于拔贡录取名额加倍、优贡录取名额扩充四倍的提议。故之,丁未年有近五百人先参加了礼部的复试,经过遴选之后有三百八十三位优贡生接着参加了保和殿朝考,稍后朝廷公布了朝考结果,一等一百三十二人,二等一百六十八人,三等八十三人。17最后朝考结果列一等一百三十二位中的三十二人“均著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其余一百位列一等者“均著以知县分省补用”,一百六十八位列二等者“均著以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散州州判、府经历、县丞分省补用”。18列三等者最多只能以“州判”“训导”“县丞”等候补身份回原籍候用。像王锡彤当年在拔贡朝考中列三等,“例可注官,余注一直隶州州判”。19而己酉年为优拔同考之年,两贡相加录取人数尤多,因此庚戌年(1910)来北京参加朝考的人数又较丁未年大增,拔贡生约有三千五百人,优贡生四百余人,“今岁各省举行优拔贡场,售者均来京预备朝考。一时新贵,溢满京华,科举情形仿佛又见”。时人用竹枝词描述这种盛况曰:“何期科举久停裁,优拔名场却又开。要为高才谋出路,一时新贵凤城来。”20在这四千人中,复试后能被录取的近千人,被录取者中能留作小京官自然系出路最好,其次属“著以知县分省补用”者,所谓“上之可得小京官,次之可以用知县”。21但仅有在朝考中被列为一等的拔贡和优贡才有可能留京做七品小京官,如前引卢文炳即是如此。至于知县一职,按照清廷规定,只有一百七十六名列二等前茅的拔贡才能“著以知县分省补用”。温州刘绍宽在日记中曾记载其同乡郑绍钧在此次拔贡朝考中列浙江二十名二等之一,“以拔贡廷试二等得知县”,22分到贵州任职,返回家乡后大摆宴席庆贺之事。23知县官虽不大,且不一定有实缺,但得之艰难,“至考取之优拔贡,则专以知县分发”者,“至多亦不过二十人中取一而已”。24

   与卢文炳、梅鹤章一起参加此次礼部和保和殿复试的甘肃拔贡生张国钧(张维)被录取为甘肃拔贡二等十一名之一,25只是其排名不如郑绍钧靠前,出路就稍差,只能如其余二等一百七十七位拔贡,“交与吏部询问,愿就京职者以八品录事、书记等官分部补用,愿就外职者,以直隶州州判、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三项分省补用”。26张国钧最后分派到学部任八品书记官,在“普通司行走”。27尽管他发牢骚说是“鸡肋功名误英雄”,但在诗中仍颇为自得、自雄:“也曾骥尾附群英,愧以不才负圣明。芥尔一官君勿笑,枫宸雨露满南城。”28

   不像拔贡卢文炳、郑绍钧、张国钧那样幸运,29岁的己酉浙江优贡生余姚人朱鄂基(朱鄂生)在优贡朝考中评为优贡一百七十名二等之一(二等三十八名)29,未成功留作小京官或外放为知县,最终被派分为他不乐意为的“指项州判”,但他不愿就职,宁肯“捐资回籍”,也要向吏部“呈请暂缓分省”。30

   至于其他在朝考中被列为二等如朱鄂基一样的优贡,还有那些在朝考中获评二等之后的优拔贡生,以及更多没能通过礼部复试的优拔贡生,乃至往年未能成功就职的举贡,除了超过十年仍未得官缺的举人出身者可以得到清廷许诺“免缴年限银两”的优惠,其余人等并没有受到特别照顾,最后能否得到实缺,端赖个人的经济实力与人脉关系了。

   可以说,较之朱鄂基、张国钧、郑绍钧等人,卢文炳能够顺利通过苏省的优拔考试和北京的礼部复试、保和殿朝考成功留做“七品小京官”,可算是其中的幸运者,难怪在时隔二十多年后,他仍颇为自得地写诗纪念。

   除了上述常规和非常规的出路外,宣统元年夏以后,优拔贡在经过考选后还可以入新开办的经科大学读书。原因在于以保存国粹,“研究中国本有之学问”为宗旨的经科大学开办之初,报名应考的学生甚少,“学生尚未足额,志愿入经科者较少”,于是该学堂监督刘廷琛提议让各省“遴选经明行修、具有根柢之科举举人保送来堂”,后经清廷准奏,让各省考选保送“经学根柢素深”的“从前科举时举人并拔贡、优贡”入京,由学部复试后“升入大学堂经学分科之选”。31这等于是为“科举中人推广出路”,32曾引起时论抨击,“中国之优拔真万能哉!经科大学学生取之于优拔,直隶地方自治欲就商于考试优拔之人,某省商界领袖又须推举优拔,政学商三界均不能不借重于优拔,宜乎考优拔者之多也!”33至于推荐入经科大学的“举人并拔贡、优贡”具体名额是大省送八人,中省送六人,小省送三人,年龄须在三十五岁以下,入京后还要再经学部复试挑选。34之后,包括浙江提学使支恒荣、署江宁提学使陈伯陶、署河南提学使孔祥霖、奉天提学使卢靖等人在内,均按学部布置推荐了若干人选。根据媒体报道,其中奉天提学使卢靖即报送了两名优贡:宾州优贡姜树春报习《左传》,吉林府优贡德馨报习《毛诗》。35各地推荐的这些人选经过复试后,学部只录取了三十人专研《周礼》《毛诗》《左传》三部经书,备取则仅录一人。36如此操作,不难看出经科大学对学生素质要求甚高,所容纳之优拔贡着实有限。且该出路不是直接做官,录取竞争又异常激烈,对于各省优拔贡之吸引力应该不大。

   科举废除后优拔贡之出路如此,那么在1905年9月科举制未废除以前其情况如何呢?因为有乡会试的存在,优拔贡等考试的意义则更为有限,不太为科举中人看重,“此等功名却是鸡肋,亦无甚味,惟秋闱最是紧要”,37故其往往只具有安抚补充作用——“济乡会试之穷”。所谓“生员优者,应科举时自可脱颖而出,不专藉选拔为晋身”,38清廷视拔贡考试如此,视优贡考试亦雷同。故此,优拔贡之出路与废科举后并无太大差异,但最重要的区别是当时优拔贡录取人数较科举废除后的数额要少很多,且多了仍然可以继续参加乡试这一途径。若是没有继续参加乡试这条路,未通过朝考的优拔贡在废科举前一般很难脱颖而出,甚至连获得相应的实际职位都比较困难,通过朝考者即便有获得候补的机会,但要想获得实缺乃至进一步上升仍不容乐观。39《申报》曾专门发表有评论对此进行揭示和提醒:

   优拔考试,不过为寒士谋一出身,浸假而优矣拔矣,浸假而朝考得职矣,上者不过一小京官,其次则佐贰末秩,然亦徒以虚名荣之,初未即属以事权也。40

进言之,就算是被分为最上等的“七品小京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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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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