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屏:近代日本是如何走向军国主义的

——基于思想史的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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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屏  

 

【摘要】近代日本是军国主义的代表国家。以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文化基因、经济基础以及理论根据为线索,可以对武士道的精神事实、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军事化的结局以及日本实施军国主义的理论根据进行系统分析与科学论证。这能够为我们准确地把握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背后因素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于理解现代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内在因素与未来发展方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武士道 国家主义 石原构想 大东亚秩序建设 军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

王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论、亚洲论、近现代日本政治外交思想史、日本右翼、日本智库、日本军事安全战略、日本政局及中日关系走向。主要著作有《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日本右翼的特征及其对日本政局的影响》《日本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政策与角色演变》等。

 

众所周知,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的坚船利炮就打破了亚洲宁静的生活秩序,亚洲乃至世界固有的国际关系格局遭到挑战。作为亚洲的三个大国印度、中国以及日本都以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应对了这一来自外部的冲击,其结局也是毋庸赘言。

历史结局展现的是一种结果,但其发展过程却是“色彩斑斓”。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孕育着多种可能性及其结果,思想史所表现的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各种可能性之间的博弈与竞争。在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了一种历史结局。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不能就历史结论而谈历史,更重要的是应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找寻历史结局背后的思想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解读历史,理性地面向未来。

近代日本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特征的亚洲国家,从明治维新到现在,日本走过了140余年的历程。战前的70年日本选择了“尊皇开国”之路,战后的70年日本选择了和平民主之路,两种选择所带来的结局有目共睹。目前,安倍内阁正试图改变战后奉行了70年的和平主义路线,实现其走向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因此,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和探讨战前日本如何走向军国主义道路这一课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

“武士道”:军国主义者的文化基因

任何国家采取任何内外政策,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民族文化的烙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性格,它融化在这个族群的血液之中,体现在这个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上。日本的传统文化在神道、佛教以及儒学思想相交融的过程中形成。公元4世纪到12世纪期间是古代日本中央集权制统治时期,政治制度主要是向中国的隋唐社会学习,文化主要是吸收佛教思想。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而这又多是神话记述,日本的固有宗教神道就来源于神话。随着古代日本“班田制”的瓦解,“庄园制”的形成,日本也从以天皇为中心的“公家政治”进入了封建社会以幕府为中心的“武家政治”时期。

武士产生于在乡村地主阶层,武士与土地紧密相连。武士不同于古代贵族上流社会的武将,他们是与“主君”有契约的下层社会的一股新生力量。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慢慢地分离出一些农民进行训练,甚至干脆组成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由于主从之间不单单是履行契约,而且还有共同的利益,为了帮助主君扩张地盘,不惜搞阴谋和实施杀戮。从11世纪初期开始武士势力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遵从首领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的英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对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历经700多年,武士由经营者变为消费者,由家臣上升为统治阶层的一份子,武士的道德标准也逐渐完善,其文化特性也在民族传统文化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武士道”传统就是在江户时代最终定型的。

何为“武士道”?“武士道一言以蔽之,就是‘骑士道的律条’,武士阶级的‘与高贵身份相伴随的义务’”。①“义勇奉公”是武士的最高原则,舍生取“义”,“勇”猛杀敌,报答主君的“御恩”,成为武士追求的目标和律条。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武士都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成为主君忠实的“奉公人”,在这一过程中,下层社会的武士也逐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种类似命运共同体的主从关系,不仅是一种利益关系,也是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这种主从契约关系是可以继承的,其义务也是双向的,保护主君的同时也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留得好名声。武士的美德体现在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大义、廉耻、诚实、忠诚等方面。相比较古代中央集权式的单向服从,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及其道德原理在日本人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不过,武士道在发挥“正能量”的同时,其弊端也非常明显。虽然武士的信条中也有“仁”的内容,教导武士应存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但是,由于武士崇尚要像樱花一样“美丽地凋零”,因此,将死置之度外,为了“忠君”和“荣誉”他们可以切腹殉葬,并认为这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

武士道从佛教当中学到对不可抗力的“静静服从”,对眼前灾难的“禁欲式平静”。神道当中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崇敬培养了武士的忠诚心和爱国心。就道德修养而言,儒学成为武士道的丰富源泉。孔孟之道、三纲五常成为武士道德修养的最合适的教科书。当然,武士道不等于儒学。在武士戒律“义、勇、仁、礼、名誉、忠义”当中,武士道推崇“义勇、名誉、忠诚”,而儒家更重视“仁“和“孝”。“大和魂”与“中华魂”的“文”与“武”、“孝”与“忠”的明显区别让人一目了然。尽管如此,融入各种文化元素的“武士精神”成为日本社会精英层的道德制高点。武士从种地的农民发展为脱离土地的纯粹消费者,他们对经商盈利不屑一顾,在专事保卫主君的同时成为特权阶层。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社会“士、农、工、商”各阶层中,武士成为身份的象征。他们大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气概,在成为“楷模”的同时,他们试图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地丰富着“武士精神”。武士道就是这样,在七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中,成为大和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士道本来是个中性词,但是,当它与近代的国家神道相结合便有了畸形发展。明治政府初期,对来源于神话的“神道”进行了重构,使之上升到“国家神道”的高度,成为近代日本中央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为此,制定了神佛分离独尊神道的“神社制度”,其后又开展“废佛毁释”运动,大有罢黜百家,独尊神道之势。“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8条虽然规定民众有信教自由,但要以遵从国家神道体制为前提,“天理教”、“大本教”被镇压就是最好的例证。1945年12月,盟军司令部发布“神道指令”,日本终于实现政教分离,神社失去了国家维护的地位。但是,右翼势力一直对此不甘心,首相参拜摆放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事件频频发生。

武士道、国家神道、军国主义在近代日本是如何衔接并影响着日本乃至亚洲社会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史研究课题,也是探寻近代日本社会发展路径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的作用被新的征兵制所取代,武士的特权被剥夺。随着明治维新各项改革政策的实施,全盘西化所带来的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的弊端逐渐显现。日本虽然在1885年成立了第一届内阁,1889年颁布了亚洲第一部宪法。但是直到1918年原敬内阁出现之前,日本实施的并非真正的“政党政治”。由于领事裁判权19世纪末才收回,关税自主权直到明治末年才得以收回。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民权”运动逐渐被“国权”呼声所淹没,落魄武士及其后裔以“浪人”的形象出现,形成下层社会民族主义土壤。这批人有国粹主义者、亚细亚主义者、日本主义者,他们倡导天皇主义、国粹主义、亚细亚主义、日本主义,他们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对政府与西方列强搞“协调外交”耿耿于怀,他们排外、尊皇、主张向亚洲扩张利益,并准备与俄美决一死战。这些人是形成日本右翼的主要力量,也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生力军”。

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与淘汰,武士阶层连同其特权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经过国家神道的整合与国家主义运动的洗礼,那种存在于大和民族血液中的武士道精神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军国主义的召唤下更焕发出其顽强、残忍与令人震惊的“活力”。新渡户稻造曾写道,作为武士道“武勇文德的教义已经解体,但其光辉与荣誉会超越废墟获得重生,它如同樱花,在四面来风吹得花瓣陨落之后,还能将其祝福的芳香溢满人间”。②

进入20世纪后,我们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复苏。在战后和平主义的微风细雨中它散发的是鲜花的芳香,但是,在战前军国主义的狂风暴雨中它带给人间的却是血雨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的残忍杀戮以及对自己性命的轻视让人们看到了武士道精神的再现。“不要命”和“要人命”可以说是武士道精神最直白的表述,而这些在日本军人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日本军人不仅不尊重别人的生命,也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这在“神风敢死队”身上已经得到验证。

本来,武士尽忠的是自己的主君,也就是小集团的首领。但是,在近代中央集权制度下,藩阀解散,大政奉还,万世一系的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现人神”“忠主君”变成“尊天皇”。在不满明治政府西化路线后,保守阶层、民族派以及武士后裔便打着“尊皇”的旗号开展国家改造运动。该运动的主力军主要来自民间右翼和军人阶层。如“国粹派”右翼组织玄洋社、黑龙会,代表人物是头山满与内田良平;“革新派”右翼组织老庄会、犹存社,代表人物是北一辉、大川周明;军界“皇道派”中下级军官及其策划的军事政变,代表人物是西田税;军部上层掌握权力的高级军官,他们确立了战时体制,并使军国主义建设达到顶峰并最终消亡,代表人物是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

日本武士崇尚像一夜之间香消玉殒的樱花那样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顶峰的精神境界。当武士道经过国家主义而与军国主义衔接时,其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会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军事能量。所谓“国家主义”就是将国家作为最高价值,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至上,个人从属于国家。在国家神道推动过程中,日本被认为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化身。国家主义经过一番整合之后基本定位在扩张日本国家利益的框架内。“肇国精神”“国体精华”“八纮一宇”成为军国主义教育的关键词。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将军事力量提高的战略高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将综合国力集中到军事建设的国家体制和教育体系,其特征是实施非民主的独裁政治。

1973年12月19日,在第72届国会的众议院建设委员会的答辩中,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大村襄治把“军国主义思想”定义为“将一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组织动员到战争中,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发挥国家威力并使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从属于军事的思想”。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正是这样一部军国主义战争机器。

“石原构想”:军事扩张的经济基础

所谓“石原构想”是指石原莞尔为了增强国力而提出的一整套产业政策方案。在石原的授意下,由宫崎正义主导并于1935年成立了“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宫崎当年留学苏联,熟知计划经济的特点。石原构想作为具体的军需产业政策是在1936年2月22日出台的,即参谋本部制定的“以军费为中心的帝国未来的财政目标”。石原构想是一个庞大的财政预算,它规定了从1937年开始的5年军需产业扩充计划。1936年8月27日,石原构想的第一个方案“日满产业五年规划”出台。同年11月,日本制定了“帝国军需产业扩充规划”。1937年5月,又制定了“日满综合军需工业扩充五年规划”。同年6月,作为成案由陆军省以《重要产业五年规划纲要》的形式提交日本政府。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此时的石原莞尔虽然升任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少将,但他仍无力阻止中日战争的爆发,或者说他就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始作俑者。由于石原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采取了不扩大方针而被降职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构想也从以“扩充生产力”为主变成以“物资动员”为主。从1941年开始,“生产力扩充规划变为生产扩充规划,增强综合国力的方针也变为战力优先方针,“石原构想”终结。③

1925年石原莞尔发表了他的“世界最终战争论”,这一理论观点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思想与行动。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称为“世界大战”。而未来的以日美为中心的战争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也是人类的最后一场大战。战争的到来需要三个条件:“1.东方各民族达成团结。2.美国在西方完全占有中心地位。3.飞机可以不着陆绕行世界一周”。④石原在这里对未来战争的手段、对象、形式以及必备的条件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除亚洲各国的精诚团结这个前提没有具备外,其他各项均被言中。石原之所以反复强调提高综合国力,是因为他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的结果发现,世界战争已由“歼灭战”走向“消耗战”,所以他格外注意战争的后勤支援问题。

石原构想的核心就是实行军事经济,或者说经济军事化。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轻、重工业以及农业发展基本平衡。进入后半期,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作为军人石原深知,不论是对美持久战还是对苏军事优势,要达成这一战略目标都必须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而要想使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发展并适应军需,舍弃计划经济别无它途。军国主义政府实施的“战时经济”是这样,“石原构想”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石原构想”更注重经济能力与生产能力,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短期生产数量。不容否认,在军事优先这点上二者是相通的。即在建设“高度国防国家”一点上,石原与军部上层没有分歧。不过,陆军省对于庞大的“石原构想”心存疑虑,但又找不出可以取代的方案,只好接受石原的计划。

石原构想的特征就是将工业结构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学工业,以“日、鲜、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其具体内容包括:在远东建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熔炉,计划年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生产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作机械等。甚至还有打通朝鲜海峡的海底隧道、建设一条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石原构想”需资金8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财政年度预算的4倍。为达到目的,石原弄跨了广田内阁,又与宇垣内阁作对,最后他所扶持的林内阁被称作“石原内阁”。“石原构想”气势磅礴,但其梦想终未实现。

1928年10月,石原莞尔作为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来到中国东北,他通过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原因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必须实行扩张,并采取将被征服地的资源作为下一次战斗补给源的军事战略。1931年5月22日,石原在其所写的“满蒙问题私见”中强调了“满蒙”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价值。他说,“作为东洋的保护者,为了国防的稳定,我深刻地感到满蒙问题的解决办法除了将满蒙划为我国领土外绝对没有别的办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开始制定军事作战计划,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石原莞尔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成为他永远也洗不掉的污点。

1932年1月25日,石原对未来的“新国家”伪满洲国进行了一番描绘,他说,“日支两国人民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日本人要放弃优越感”,“新国家的官吏应由在满之人担任”。本来,石原莞尔持“满蒙占有论”观点,但这时他已开始转向“满洲独立国论”,并向亚细亚主义者转变,这种转变是石原莞尔后来与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它是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满洲独立国”构想、笠木良明等人的“王道主义”、橘朴的“农本自治主义”等复杂理念影响下由关东军一手策划而成立的。但“满洲国”一成立,其发展方向就与“满洲建国运动”推进者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满洲国”的命运被民政局警务司司长甘粕正彦等人掌握,而执“满洲国”牛耳的是东条英机、星野直树、松冈洋右、鲇川义介、岸信介等人,他们分别代表军阀、财阀、革新官僚的利益。

“满洲国”成立25天后,石原莞尔就与“满洲青年联盟”的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10人血盟、结成“协和党”并发誓要实现“满洲国理念”。1932年7月25日协和党改为“协和会”,1933年3月,在伪满洲国成立1年后协和会正式声明将“东亚联盟论”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并开始倡导亚细亚主义。所谓东亚联盟论,其理念源于“满洲民族协和”、“王道主义”、“以日本为先导”的思想。石原莞尔认为,应付未来“世界最终战争”的前提是综合运用东亚各民族的全部力量,结成东亚联盟、建设东亚大同国家。他主张,日本作为核心国必须在联盟建立的初始阶段发挥主导作用,但日本不应靠武力强制地取得盟主地位,而应本着民族协和的精神,真心地与东亚各国相处并以此来树立自己的盟主形象。如果日本提出强权式主张则“与皇道精神不相符”。石原认为,东亚联盟的四项基本理念即“思想统一、国防共同、经济一体、政治独立”是赢得世界最终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东亚联盟所标榜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精神理念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施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与骗人口号。

“石原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建设国防国家的思想和扩大军需产业规模却被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所继承。二战期间,三菱重工与川崎重工分别生产飞机万余架,富士重工军用飞机产量在日本名列第一。三菱重工生产航空母舰4艘,坦克4千余辆,川崎重工生产航空母舰5艘。富士重工的发动机、日立的飞机引擎与军舰及火炮、日产的军车、松下的收发报机、东芝的雷达、雅马哈的螺旋桨、尼康的军用望远镜都为日本开动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做出过“重大贡献”。而在伪满洲国成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鲇川义介正是日产公司的当家人,在日军占领东北后他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其公司资本由成立之初的4.5亿日元增至1940年的24亿日元。

石原莞尔在中国东北“开垦”了一块“实验田”,但他却无法控制“满洲国”。石原军事战略思想的出发点是想通过“整个东亚的革命性变革与一体化”来实现与美国所进行的“高层次的革命式的持久战”,⑤但现实却向着与他设想相反的方向发展。面对东北日苏军事力量对比的逆转,石原的“亚洲革命战略”思想开始降调,而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对他亚洲革命战略思想的一次考验。1941年3月,由于他与陆相东条英机之间在军事战略以及作战方式的选择上产生重大分歧,而被编入“预备役”待命。日本在政党势力凋零、国内经济萧条、军界内部战略思想不统一的状态下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石原在为“世界最终战争”的到来而采取的现实主义与为维护东洋精神价值而采取的理想主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矛盾,他一方面把未来的战争定位在用东方的王道文明来战胜西方的霸道文明上,一方面又为在“最终战争”中取胜而不择手段。石原曾说,“必将到来的以太平洋为中心、为东西两种文明的统一而进行的战斗……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生存,同时也是为了拯救世界人类这一伟大的天职”。⑥近代日本人就是这样,肩负着“自发的使命感”“悲壮地”走向战场,在侵略亚洲的刀光剑影中完成他们“解放亚洲”“振兴亚洲”的大业。这是近代日本的“迷失”,也是近代日本的悲剧。日本战败后,石原重新为未来的世界与日本进行定位。他预言,“10年后日本将复苏”、美苏争霸的结果将使“苏联瓦解”、未来世界的“最大问题是民族与宗教”问题。历史的发展均证实了石原判断的准确性。石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个提供社会发展战略的思想家。当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奠基人,他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对华政策由战争“不扩大”向“武力解决”方向发展。1938年4月1日,在军部的推动下,日本制定并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进入“战时体制”,政党和议会的作用被削弱,军需工业膨胀,统制经济大规模实施。但是,经济军事化并没有拯救日本,因为日美开战比石原莞尔预想的早了10年,日本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再准备10年日本也没有能力赢得“世界最终战争”的胜利。另外,对外侵略扩张不仅没有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反而使日本的人力、财力遭受超出预想的损失。1940年日本的GDP为2,097亿美元,但到了1945年降为1,568亿美元。1935年日本的财富积累为1243亿日元,但二战结束时仅剩747亿日元。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样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毁灭性打击。

“大东亚秩序建设”:军国主义战略目标的理论根据

大川周明在其《大东亚秩序建设》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东西对抗”理论,即“在一切战争中,规模最壮大、意义最深远的要属世界史上两个至大至高的对抗个体—东洋与西洋、亚细亚与欧罗巴之间所反复进行的战争”。⑦他指出,“世界史上的两个文化单位—亚细亚与欧罗巴,一方面各自在其内部经过多次战争使各自的特性得以鲜明地发挥,另一方面经过双方的对立、争斗使新文化得以产生。”⑧由此,大川周明便得出了战争创造文化的结论。大川周明认为,在世界史上东西两大势力的“最初冲突”发生在波斯与希腊之间。而此前的斐尼基西渐与新兴希腊的东渐所带来的冲突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亚细亚欧罗巴争斗”。不过,二者的角逐促进了历史的迅速发展。在公元前7~6世纪时,作为欧洲文明不朽基础的“希腊精神”便有所展现。与此同时,波斯帝国也统一了印度以西的古亚细亚各文明国家。他把公元前500~499年的波斯战争看成是真正的“东西之战——亚细亚与欧罗巴最初的冲突”。波斯战争促进了希腊国民的觉醒,使希腊文明最终形成。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锡伯莱文明一起成为欧洲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希腊与波斯的历史便是欧洲与亚洲历史的缩影。前者文化精神的特征是注重理性、独创、崇尚自由、进步,而后者的文化精神是注重信仰、传统、统一、保守。大川周明在二者的对比之中找到了东西对抗的历史的、文化的依据,并确立了自己东西对抗理论的前提。

在所有的“东西对抗”中,大川周明认为,蒙古民族表现出了“纯乎又纯的亚细亚民族”特色。1219年蒙古人大举西征,7年后他们几乎征服了中亚的全部以及南俄罗斯的一部分。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并于1235年第二次挥师远征欧罗巴。5年之内,他几乎平定了中俄、南俄的全部,同时挺进波兰,经略东德,夺取整个匈牙利、大半个奥地利以及巴尔干诸邦并长驱意大利威尼斯。蒙古“征西军”的目的就是想“统一世界”、赢得“后世无限的尊敬”。大川周明积极评价了蒙古西征说,蒙古人在创建“世界帝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亚细亚人作为统治者、支配者所具有的人种本能”。在这场征战中,欧洲与亚洲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6世纪这段时间,是欧洲慑服于亚洲的时代。然而,在近代的300年中,所有的非白人都在欧洲人面前甘拜下风。他认为,这种状态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有了改观。

从上述大川周明的东西对抗理论看,第一,他的战争观明显地受到霍布斯理论的影响。即战争是国家之母的理论。第二,他的文明观是建立在“冲突”理论基础之上的。即早在战前,大川周明就已经开始运用“文明冲突”理论来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异文化之间的矛盾现象。“文明冲突”理论以及“东西对抗”理论,在“只许欧洲放火,不许亚洲点灯”的近代,无异起到了为亚洲启蒙的作用。但同时,这一理论的提出也为日本任意发动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大川周明对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道德性与破坏性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区别,只是一味地强调战争对文化传播的意义。尤其是他把战争放在东西对抗的天秤上进行价值判断与衡量,这对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的正当性给予了错误的肯定,同时也为后来日本人在所谓“大东亚战争”问题上形成不正确的历史认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综合地看,大川周明的东西对抗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与作用:第一,揭示了战争的世界史作用。第二,强调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便是东西两洋对立、抗争、统一的历史。第三,为亚细亚主义提供了思想文化依据。第四,强调要想建立世界“新秩序”,日美战争不可避免。如果说石原莞尔为日美开战准备好了物质基础,那么,大川周明就为日美开战准备好了精神食粮。但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与剥夺中国密切相联。

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大川周明提出了“复兴亚细亚构想”。1922年大川周明就曾写下《复兴亚细亚诸问题》一书,并发誓要成为“把复兴亚细亚作为生命的战士”。他对近代东洋的萎靡不振耿耿于怀。他认为,在“西洋”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时“东洋”便已完成了文化体系的构筑。“东洋的传统精神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极其高贵的一面。亚细亚的复兴不单单是摆脱欧罗巴取得政治上独立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亚细亚各民族在精神领域对古代光荣的复活。”⑨大川周明指出,“亚细亚复兴的真正意义”在于同时取得精神与政治上的双重独立,而不应单纯地模仿西欧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大川周明对亚洲“精神独立”的强调是他在阐述亚细亚主义理论时胜人一筹之处。但他同时又得出结论说,日本正是为了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把日本侵华给伟大的中华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破坏与复兴东洋精神混为一谈。他一边盛赞中国、印度作为“东洋伟大中心”的历史地位,一边把“日本精神”作为现代“东洋精神”来解读。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使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论相交织。纵观大川周明的理论,往往是从正确的论点出发,经过一番是是而非的论证后导出错误的结论。实际上,东洋精神与日本精神在近代不仅无法统一,甚至处于极其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因为近代日本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凌驾于亚洲各国利益之上,其所谓“日本精神”已无法与和谐的东洋精神同日而语。

当然,在强调日本精神的同时大川周明也承认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历史意义与作用。他认为,日本人的“东洋意识”(即“三国意识”)一直比较强烈,但中国“几乎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印度大概也无视日本的存在”,尽管如此,日本自己还是由衷地汲取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这预示着将来有一天日本将肩负起对亚洲的“伟大使命与责任”。而这一天“终于来临”。大川周明把“东洋精神”即“三国魂”看成“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精神基础”,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正是“三国魂的客观化”。至此,大川周明最终完成了其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对“大东亚秩序建设”的理论架构。他的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尤其是对东洋文化的论述有声有色。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论述往往犯逻辑上的错误。其原因在于他把复兴亚细亚的美好理想与日本侵略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视为同一。这不仅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使他的亚细亚主义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光彩。

大川周明强调,要把日本的统一与中国的复兴作为“实现东亚新秩序不可分割的整体课题”。所谓“日本的统一”是指日本的殖民统治,而“中国的复兴”在日本铁蹄践踏之下只能是幻想。关于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以及其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大川周明是这样解释与辩解的:由于“日本做出的牺牲最多”,所以,亚洲各国才“把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权赋予日本”。这里所说的牺牲主要是指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也包括“日本志士”“大陆浪人”在朝鲜以及大陆开展各项“活动”时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日本,确实有所谓的志士赴大陆或朝鲜,为中朝两国革新旧政出谋划策,甚至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但同时,为扩张日本领土而四处奔波的所谓“日本志士”也大有人在。

大川周明认为,“由于满洲事变的爆发,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的一角”,因此,对其持肯定态度。他尤其对日本敢于摆脱“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制霸机构”—国际联盟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日本敢于打破世界旧秩序的保垒、一举超越对英美的依赖、在外交上发挥“自主精神”的勇敢行为。大川周明的这种想法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反对日本依附西方、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搞“协调外交”的人们的思想主张。大川周明把关东军参谋长在1936年谈到“协和会的使命”时说的一段话,即“王道满洲国”已经建立,接下来的是“解放东亚各地被压迫、被征服的民族,逐次建设王道乐土”⑩作为“东亚新秩序及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开始。大川周明把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定位在“解放”亚洲上,但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却是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大川周明的历史观导致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仍对其侵略亚洲的历史认识不清。

日本军国主义连同其独裁军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已经土崩瓦解了,战后日本实行的是文官管理制度,防卫大臣由作为国会议员的政治家担当,军队也只能以“自卫队”称呼。但是,在安倍内阁的领导下,日本正在实施并走向战后第三个国家战略目标——“军事大国”。目前,新安保相关法案正在参议院审议,如果该相关法案获得国会通过,日本将实现“违宪立法”的举措,“和平宪法”将名存实亡,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将做出重大改变。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包括中国以及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责无旁贷。

注释

①[日]新渡户稻造著、奈良本辰也译:《武士道》,三笠书房,1993年,第17页。

②[日]新渡户稻造著、奈良本辰也译:《武士道》,第190页。

③[日]荒川宪一著:《石原构想的局限性与可能性》,载日本军事史学会编《再考·满洲事变》,锦正社,2001年,第75页。

④[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みすず书房,1982,第732页。

⑤[日]野村乙二朗著:《石原莞爾の満洲事変》,载日本军事史学会编《再考·満洲事变》,锦正社,2001年,第68页。

⑥[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みすず書房,1964年。

⑦[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岩崎书店,1962年,第841页。

⑧[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第843页。

⑨[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第837页。

⑩[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第7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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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7月下,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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