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和 张洁宇: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

——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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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和   张洁宇  

闻一多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虽是一介文人,却一生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奋斗不息,最后以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枪口下,牺牲时年仅47岁。然而,他短暂的生命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不仅在历史的天幕上留下光彩夺目的痕迹,而且轰轰烈烈。

闻一多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1]这也是他一生言行的准则,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了他一生。事实上,他作为诗人的热情,作为学者的思想,作为民主战士的斗争精神,概言之,他的一切创造力,都无不来源于他刻骨铭心的对于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爱和对于受苦受难的骨肉同胞的爱。不过,他的爱祖国和爱人民的思想,就其明确性和深刻度来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恰表明了一个真正爱国者必经的心路,也成为各种各样爱国者真诚与挚爱程度的见证。

闻一多青年时期即表现出深切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的中国,虽然已进到20世纪,形式上也推翻了皇权统治,号称是“中华民国”,却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人民大众也在封建军阀势力的统治下备受压榨,苦不堪言。这一切令所有爱国者特别是爱国青年无比焦虑,也无比愤激。他们都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摆脱内忧外患的道路,改造中国,振兴中华?

就在闻一多为求知识求真理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学习时,五四运动爆发了,此时的闻一多正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它以巨大的声势扫荡着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又号召并席卷一切爱国者投入到这伟大的行列。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五四运动对所有的中国人也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五四运动发生时,闻一多像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思想情绪都处在极度昂奋之中,感到“一切只是新鲜,一切只是明媚,一切只是希望,一切只是努力。”[2]他不但在校园里表现得十分活跃,而且积极参与校外的一些爱国宣传活动。在这次运动中,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使他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有了更深的思考和忧虑。

五四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因封建反动势力的顽固,一些问题和任务只是被提出来,而未能很好解决,运动很快转入低潮。事实上,许许多多积重难返的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但五四运动在中国人民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们看到新的机遇和新的天地。

就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即在五四运动的低潮中,闻一多带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赴美留学。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乃是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在美留学期间,他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人在国外被排斥,受歧视,其心情极为愤慨。他曾说:“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是太重了。”又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3]闻一多的思想感情是可以想象的。一个热血青年,身居异国,本就极易生发对故国的情思,再遇人歧视、排斥,怎能不倍感压抑,更加激发对自己国家兴旺发达的渴求,盼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改变面貌,在世界列强面前拥有一席之地!此时,民族的观念、“国家”的观念,极容易在他充满青春幻想的头脑中膨胀、发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一些与他有同样感受的留美学生(以原在清华学校就读的学生为主)一道,发起并组织爱国的群众团体——大江会(开始名“大江学会”),张扬国家主义的旗帜,也就十分自然,完全可以理解了。

对于闻一多曾参加大江会,直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崇奉国家主义,过去一些论者或尽量回避,或极力为闻一多解释和开脱。如闻一多崇奉的国家主义和当时其他一些国家主义者提倡的国家主义有所区别,不尽相同;又说什么大江社的成员有左中右之分,而闻一多是属于左派,靠近革命;还说什么闻一多崇奉国家主义主观上是为了爱国,客观上也只是在文化的层面上活动,较少政治影响和意义,等等。这些论者的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当时一些主张国家主义的人后来日趋政治化、政党化,不但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张目,更成为它的附庸,从而使国家主义名声扫地。而闻一多则相反,他不但坚守着真正的爱国主义,且后来更向左转,成为国民党专制主义的极力反对者,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样,一些论者便有意无意地对他崇奉过国家主义加以回避或者淡化。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

闻一多曾积极参与大江社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崇奉国家主义,是客观历史事实。从他一生走过的道路看,他的这一经历不但不影响他后来的战斗业绩,反更能说明他作为真正爱国者和民主斗士的心路历程;看到他的思想是怎样变化和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闻一多在到美国留学之前,就有很强的爱国心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对于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甚至感到自豪。出于此,他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也就更加痛恨,对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虑也就更为忧愤深广。赴美留学后,他的这一思想感情就更被激化,更加决心为改造旧中国献出自己绵薄之力。这时,他选择信仰了国家主义,因为他看到19世纪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民族以此号召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取得明显成效,而这一思潮在他赴美留学之前也已在中国开始传播和流行,颇被一些爱国青年欢迎。他自己就说过:“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4]对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出洋之前就“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出洋后还继续“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nationalism”一词;本可译为“民族主义”,也可译为“国家主义”。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是把它译为“民族主义”,闻一多觉得译为“国事主义”为佳,认为可以强化人们的“国家”观念,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关心国事,团结救国。由此可见,闻一多在赴美留学之前,对国家主义即有所闻,也是有所考虑,心有所动的。

闻一多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大江会,明确提出国家主义,其实也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反动、那样可怕。这有他们自己的章程为证。大江会的章程明确规定:“本会的宗旨为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而目前的首要任务则是“暂时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舞民气”。又说:“大江的国家主义,乃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5]过去有论者说,大江会的宗旨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这颇让人费解。不错,大江会的成员很少甚或没有劳动人民出身者,但他们提出的这些目标,为什么就不应该是国人所追求的呢?至于说大江会不反对帝国主义,这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诚然,当时的留学生大多靠“庚款”留学,受西方影响(干脆就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但他们也并不都失去理智,完全拜倒在帝国主义面前。大江学会的大多数成员,至少闻一多本人就是如此,这也有《大江会宣言》为证。《大江会宣言》就特意列出一章“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家主义”,专门述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由此可见,大江社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是爱国的,对帝国主义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一直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闻一多参加大江会的活动都非常积极。当时他的政治热情很高。他曾说:“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也。”[6]可见他对自己的热心和才干都充满自信。由于他自身的特点,他的才干和活动较多也较主要的是文学和文化方面。突出的是他在大江社的刊物《大江季刊》发表了许多诗作。其中如《洗衣曲》、《七子之歌》、《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心》、《南海之神》等。这些诗,他自称都是为“鼓吹国家主义”,但若不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光从诗作本身看,应该说这些诗都是对祖国的热情赞颂,表现了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热爱祖国的深刻感情。即以另一首发表在别的刊物上的《醒呀!》为例,其时国家主义者普遍以“醒狮”喻振起的中国,有些人就被称(他们也自称)是“醒狮派”,但闻一多的《醒呀!》却分明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对于祖国新生、振起的热烈期待。诗人把祖国比作“熟睡的神狮”,哭诉着“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急切地呼告:

醒了吧!醒了吧!威武的神狮!

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

至于他的《七子之歌》更形象地把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等多处地方,比作被强盗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的孩子,诉说着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的急切心情,哭喊着“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又该是多么深切动人,催人泪下啊!

闻一多在参加了大江会后,不但政治热情很高,而且有很大抱负。他曾用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踌躇满志,说:从此,“我要修茸这历史的舞台,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7]他在美国时,还曾给家人写信说:“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今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今夏同人将在芝加哥、波士顿两处开年会,即为讨论此事也。”[8]他除了致力于《大江季刊》的办刊工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撰写了一些宣传国家主义的文字,如《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等,先后在《现代评论》、《大江季刊》等刊物上发表。对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予必要的肯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世界发展趋势看,国家主义决不是一条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真正出路,因而对闻一多本人说来,他的选择并崇奉国家主义,实际上是走了一段思想弯路。

改造和振兴一个国家,指包括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等诸方面的更新发展,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漫长有时甚至是十分痛苦的过程。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献身于这一过程,甚至抛头洒血,然而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即在未能明白国家的实质,也自然未能找到真正改造和振兴国家的办法。他们的一个通病是把“爱国”和“爱国家”简单地等同起来。他们不知道“国”是“国”,“国家”是“国家”,二者可以重叠,但往往又不能完全契合,并不简单地是一回事。“国家”广义是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狭义则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它主要是指处在统治位置的政治机构,那么,当这个“国家”不是保护和代表人民,只不过代表一小部分人即统治集团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国家”实际上即处在与人民相对立的状态,对这样的“国家”又值得人们怎样地爱它和为它服务呢?在这种时候,国家主义只能是为反人民的政权张目。事实上,当时许多人对新老军阀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并不抱希望,而是采取不承认以至反对的态度,其中鲁迅即最突出和最卓越的代表。那时,尽管他尚未完成思想转变,对于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作更深刻的剖析,但有一点他十分明确,即他始终未对当时的政权存丝毫幻想,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他们治下的“臣民”。他曾极其悲愤地诉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9]因而他始终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意在唤醒“奴隶”们起而斗争,以争得“真正的做人的地位”。有一点他虽未明确说出,即当国家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才值得爱它,也应该爱它,但从他的一生言行却可以看得清楚明白。可惜的是,此时的闻一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他要达到鲁迅的境界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所幸的是,尽管闻一多曾一度陶醉于国家主义,却始终没有忘记人民,他一直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能够从人民利害的角度看问题。即如他在1926年3月10日,参加了一次国家主义较大规模的活动后数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有的国家主义者噤若寒蝉,他却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谴责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著名诗篇《天安门》、《欺负着了》等,就足以说明问题。而这,也正是他没有随其他一些浅薄的国家主义者之流在政治上堕落下去,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终于完成了他思想和人格的升华的根本原因。

一直到30年代中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前,闻一多对人民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他对人民的基本情况还缺少更切实、更具体的了解。他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胎盘中汲取人民的精神营养。所以,即便是经过了“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以至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更为残酷的“四•一二”大屠杀,他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待这些政治事件,但他未能真正认识和接近人民,彻底认清国家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仍一方面希望政治能走上正轨,国家能一天天好起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因而内心十分痛苦,十分矛盾。他一度干脆埋头书斋,专心学问,远离甚至不去过问政治,以此摆脱思想的苦恼。然而现实又不能长期为他提供这样的客观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也不能不走出自己的书斋。抗战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变化,这对他来说未始不是好事,因为由此他的人生道路即出现新的转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中国人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然而,战争又是炼狱,是一种试金石和催化剂。它令一些用神圣外衣包裹着的伪善者露出真面目,也令许多赤诚的爱国者放射出耀眼的光彩。闻一多即属于后者。

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闻一多还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认为国民党军队会尽力抗战,相信他们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然而事实一再教育闻一多,他逐渐认清原来国民党政府并不是真在抗战,真要抗战。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当局并不着急,兴趣和精力仍然是对付共产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统区的黎民百姓和沦陷区的人民大众过的是差不多的生活。这一切,都引起闻一多深深的思考。特别是,闻一多在随清华大学内迁的长途跋涉中,亲眼看到劳苦大众是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人民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了解和感受。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劳苦大众身上的“刚性”,感受到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无尽力量,思想上受到极大鼓舞。此时,他才觉得自己是真正“发现了人民”,“接近了人民”。

抗战后期,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开始反思和批判原先崇奉的国家主义,认为那完全是不切实际,想通过提倡国家主义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之所以能够有此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更多的是实际的教育,真正接近了人民,也因为学习了先进的科学理论。他在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后曾十分激动地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前途渐渐有信心了。”[10]抗战胜利前夜,闻一多即毅然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争民主、争自由的实际政治斗争。1943年,他即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该盟中央委员与云南支部委员,并与著名学者、战士李公朴一道创办《自由论坛》,参与编辑《民主周刊》,很快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和号召力的著名的民主斗士。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昆明爆发了大规模民主运动。闻一多所在的西南联大首当其冲。闻一多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地走在最前面。国民党军警特务出动大批人马进行残酷镇压,打死学生4人,许多师生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流血事件。这次激烈的政治斗争给闻一多很大刺激和影响。他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悲愤地写道:“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而为四烈士写的挽词更为十分醒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表明了他为争民主自由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之所以能表现出如此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力量的源泉即来自人民。这时的闻一多已清楚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简言之,即他从原先崇奉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彻底转到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一切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考虑。1945年5月,他在《大路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人民的世纪》,副标题就标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显然,这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极力鼓吹的“国家至上”的口号而提出的。闻一多在文章中说:“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又说:“国家并不等于人民”,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因此,“国家至上”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至上。这说明,此时的闻一多已经弄清楚了“国”与“国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地反省道:“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因为被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确是觉悟了,知道那样捧是不怀好意的灌米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好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如果我们昨天的超然,是掩饰自身的怯弱、无能和自私自利的美丽的幌子,那便是比自己干着吃人勾当更为卑鄙的卑鄙行为,我们今天更应该忏悔。”[11]

对于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闻一多在《战后的文艺道路》、《艾青和田间》、《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等文章和讲演记录中,还有许多很好的论述。但是,他也并未因为突出和强调人民而忽视和看轻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体会出发,说明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关系,说“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了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有想到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而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善于发挥,善于利用,是不可想象的强大呀!”[12]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此时的闻一多的思想认识,确实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

然而,就在闻一多的思想发展日益成熟,战斗力的发挥越来越猛烈之时,他终于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就在著名民主斗士李公朴被反动派暗杀后不几日,闻一多也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罪恶的枪口下。就在他倒下去的当日,他在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还发表了彪炳史册的《最后一次讲演》,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的流氓本质。他讲演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如同子弹射向敌人,他说:“(国民党)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人了。……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读着这些铿锵有声的战斗话语时,还是会被讲演者的激情打动。是的,历史已经证明了闻一多的预言,还将继续证明他用血阐明的真理!

闻一多的思想历程典型地说明了五四以来中国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要求民主,追求真理,不仅是经过五四的洗礼,而且可以说是五四的产儿。他是最勇敢、最忠实的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不但在他的思想中时时闪耀五四精神的光芒,他自己也明确宣称他是从五四运动开始懂得为人和为学的基本原则。因此,也只有从五四精神和五四原则考察,才能真正认识闻一多,理解闻一多。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从根本上撼动千百年来旧传统(旧文化旧道德)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这次运动不但在政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的特质,而且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上文已经说到,闻一多在这一伟大运动中受到很大教育,表现也非常积极。他自己后来也说:“五四时代我受到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13]自然,那时他还比较年轻,对运动理解的深度和表现的战斗力也毕竟有限。应该说,以自己的言行推动五四运动进展的,鲁迅是最突出的代表。

鲁迅的确不愧为五四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夜即大声“呐喊”,以求儆醒沉睡在“黑暗的铁屋子里”的人们,起而砸烂这“铁屋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他更以小说和杂文为武器揭发批判封建宗法社会家族制度对人民的统治和毒害,剖析我们民族长期形成的痼疾,号召青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14]然而,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直进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的中国,历史包袱是那样沉重,习惯势力是那样顽固,时代前进必然有许多曲折回旋。五四运动虽然开创了我国近现代历史的新纪元,旧势力却不可能如人们所愿那样痛快干脆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必然千方百计以最大的努力并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拉着历史的车轮往后退。各地军阀势力的割据,蒋介石专制独裁政权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特别是反动政府极力推行的愚民政策和对人民的残酷压制,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新曙光很快又被乌云掩盖,中国人民又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鲁迅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事态的发展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从而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刻也没有停止战斗,并且告诫人们:“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十分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15]他始终沿着五四运动开辟的道路奋发前进。可惜的是,当时闻一多一度被国家主义所迷惑,对鲁迅未能有正确的认识,而到后来才因事实的教育,并且通过反省,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过去不应该。他坦白地承认过去“自命清高”,“看不起鲁迅”,而实际上鲁迅“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位光辉伟大的人物”,并且大声宣布“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16]

闻一多在为争民主而斗争的最后的日子里,经常说起五四,强调五四传统,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在短短的二三年间,他连续发表了《五四历史座谈》、《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五四断想》等文,谈自己的切身体会,谈爱国青年的责任,谈历史的发展必然。在另一篇谈文艺的文章里,他十分明确地提出:“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和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17]我们今天读闻一多这些文章,听他关于五四精神的论述,仍感到十分亲切。由此不但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也可看出闻一多的生活道路及思想发展和五四精神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让我们牢牢记住闻一多说过的话:“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二十六年前如此,今天也如此。在‘五四’的镜子里,我们看出了历史的法则!”[18]



【参考文献】

[1]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J].文艺复兴,1946,(1):24.

[2][7]闻一多全集:第1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97,234.

[3][6][12]闻一多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38,204,421.

[4][11][12][13][16][17][18]闻一多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67,442,421,367,392,215,406.

[5]大江会章程[J].大江季刊,1925,(2):26.

[9][14]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2,34.

[10]何善周.闻一多纪念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0.152.

[15]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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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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