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柱 史博伟:在“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大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0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14:53:05

进入专题: 国际主义   国家主义   特朗普   大战略  

刘国柱 (进入专栏)   史博伟  

  

   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一段稳定的时期内,就如何使用权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福祉而采取的具有稳定性的宏观战略设计[①]。有强烈孤立倾向的特朗普恰逢在一个美国国际主义亟需更正完善的特殊时代下担责美国总统,使本来明朗的战略布局变得充满剧烈的不确定性。因此,探究特朗普时期美国要施行何种特征的大战略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谜题。美国学术界对此提出了诸多截然不同的论说。政策制定者通过一系列战略报告为这一时期的大战略定下基调。即使如此,政府战略宣言式的文件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真正实施的大战略。拨开纷繁乱象,在解析特朗普政府的言语表态和实际行动基础上,本篇文章对比分析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传统和当前大战略新趋向的异同来探究特朗普时期大战略的实质,并用辩证哲学角度解读特朗普大战略的未来走向和可能的成效。

  

   一、美国学术界对特朗普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争论

  

   美国学术界在特朗普政府大战略这一问题上立场不一。概括来说,有两大类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大类观点认为特朗普并没形成大战略。然而根据分析层面的不同,这一类观点又被分为两种相异的主张:其一是“难定论”,认为由于自身原因,特朗普政府难以确定其大战略;其二是“否定论”,即认为大战略的时代已经消逝,大战略这一概念已成为伪命题,特朗普自然不可能有大战略。

  

   难定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米卡·泽恩科(Micah Zenko)和丽贝卡·莱斯娜(Rebecca Friedman Lissner),这两位研究人员断言,特朗普外交政策是“反战略的”。他们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将特朗普外交观定义为“战术式的交易主义”。他们认定特朗普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战术式胜利”,没有长期的战略远见;特朗普的世界观是零和的,美国的利益得自他国的损失,互利共赢并不存在;而且这一交易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缺乏道德考虑。两位学者强调特朗普政策最为致命的缺点是,总统所追逐的这些战术式的胜利,彼此缺乏联系,甚至互有矛盾;而一个成熟连贯的大战略是建立在“方式和目的之间的精细巧妙联系之上”。显然,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与大战略的本质是相互抵触的,这决定了他难以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1]]

  

   北卡罗来纳大学杰出教授,历史学家克劳斯·拉瑞斯(Klaus Larres)也认为特朗普并未制定出大战略。他观察到特朗普的一些激进的外交表态在其执政后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而且特朗普有一定回归美国外交传统的倾向。但拉瑞斯并不认为这能称得上大战略,他甚至认为从老布什时期到奥巴马时期,美国都没有形成“后冷战大战略”。拉瑞斯强调,在短期的未来,特朗普政府形成大战略的可能性也不存在。[[2]]

  

   否定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皮特·东布罗夫斯基(Peter Dombrowski)以及罗格斯大学教授西蒙·莱西(Simon Reich)。这两位学者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大战略”本身并不存在;追寻一个逻辑一致、前后连贯的大战略是无用之功。原因如下:其一,21世纪的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并时刻发生诡谲的变化,这就为大战略的形成施加了诸多难以逾越的阻碍。其二,美国官僚机构的复杂运作以及军界和政界对战略实行过程的认知差异,使统一的大战略形成变为不可能之事[②]。两位学者直言当前关于特朗普是否有大战略的讨论的一个缺陷是:这些讨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总统是有决定权的,即任何一位总统都将会选择并制定一个大战略。或许冷战时期,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力,但当前,总统在此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远非外界认为的那般强大。其三,战略具体执行中的各种羁绊,这也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由于外交政策深受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制约,所有外交战略都必须适时做出调整甚至改变,因此并不存在纲领性的战略指导。在这一意义上,战略一词不能用“大”或者“全局的”等词来形容,它随实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3]]1013-1016 这就根本否定了“大战略”的定义存在和现实存在。

  

   东布罗夫斯基和莱西高度强调“执行中的制约”(operational limitation),甚至认为“执行过程的必要条件”(operational requisite)决定着任何冲突领域中的美国战略[[4]]。以至于,他们用“校准的策略”(Calibrated Strategy)一词来定义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施行的外交政策,意为“根据现实调整的策略”。也正因如此,两位学者认定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延续了前任总统的外交政策;而且,美国当前的国家安全程序(national security process)也倾向于加强对过往政策的继承,而并非是完全变更。例如,在应对非法移民涌入方面,由于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布什、奥巴马、特朗普针对边境问题的措施均是孤立主义的,只是特朗普在做法上,与前两者不同。关于北约,俄罗斯的再次崛起使欧洲的地缘政治地位重要性得以显现,所以特朗普已经改变他竞选时对北约的极端言论,采取更加务实的策略,对北约的各项军事承诺,特朗普政府都已予以实现。美国对北约军事投入偏少的不满情绪,在奥巴马时期同样存在,而且这早已是国会两党共识。[3]1022-1030 特朗普因表态激进而招致批评,而实际态度与之前相比并无不同。

  

   第二大类观点认为特朗普已然制定了大战略。同样地,这一类观点分为两种互异的见解。其一是部分美国学者所坚持的“回归扩大论”,即:尽管特朗普在竞选阶段和执政后在各种场合“逆言迭出”,但在实际行动上,特朗普除了在经贸政策以及价值观上坚持己见外,在其它领域尤其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回归到了建制派所推崇的传统外交主流之中,力度甚至有所扩大;其二是“危害论”,即:尽管并不像特朗普声称的那般极端,但特朗普政府施行的大战略仍严重危及到了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外交政策传统以及由美国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

  

   回归扩大论观点认为,特朗普有所保留地回归到了自冷战以来的美国外交传统,甚至在传统安全领域表现出更为浓烈的国际主义色彩。美国观察者网评论员戴维斯·理查森(Davis Richardson)认为,特朗普曾尝试与过往的外交传统一刀两断,但被证明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在部分上回归了传统,尤其是在军事介入方面。虽然勉强能与传统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但特朗普显然不愿受其支配,并尽量削弱外交机构(如国务院)的影响力,增加总统本人对外交政策的掌控,这就形成了“重个人,轻机构”独特外交风格。[[5]]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巴里·波森(Barry R. Posen)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并未像批评者抨击的那样,退出世界秩序,采取战略收缩。实际上,特朗普非但没有进行战略收缩,规避国际承诺,反而,他的政府在硬实力方面(军事实力)更为深度地介入世界。他断言特朗普在硬实力方面比奥巴马政府还要有雄心。与过往不同的一点是,冷战后的总统追求的是一种“自由霸权主义”,但特朗普仅仅继承了前任们的霸权主义理念,却舍弃了“自由”这一要素,因此他追求的是一种“非自由的霸权主义”,即在军事硬实力上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权,但是拒绝向外输入美国民主,不维护自由贸易。[[6]]

  

   “危害论”以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教授为代表。头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亨利·基辛格杰出教授”光环的哈尔·布兰兹是美国学术界研究大战略的新锐,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建制派。根据特朗普在在竞选时期和权力过渡时期的言行,哈尔·布兰兹和柯林·卡尔(Colin Kahl)在2017年1月就认定特朗普已经形成了名为“美国优先”的大战略。其组成部分为:“经济国家主义”;“极端的国土安全政策”;“不辨善恶的交易主义”(amoral transactionalism);“孔武有力、但并不挑衅的军事主义”(muscular but aloof militarism)[[7]]。布兰兹认为,这一大战略面临着内部压力和六大相互冲突的困境,并且该战略的内容和内在矛盾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处于危险的境地[7]。

  

   在特朗普即将执政一周年之际,布兰兹并未改变其原本观点。他认为尽管特朗普或许在推行一个纯粹的“美国优先”政策方面有所收敛,但如果就此判断特朗普已经被体系驯服那就大谬不然[[8]]8。其政府仍在以下几方面对美国传统外交战略有所损害。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零和世界思维损害到了美国的国际主义传统。其次,美国传统的结盟理念--即志同道合的国家联合起来并非因短暂的利益相合--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挑战。特朗普一方面认为与他国结成同盟是于己不利的交易,因为华盛顿承担了花费和风险,而盟友们享受了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声称美国应与他国建立一个更具特定交易性质的关系,即使是亲密的盟友也是如此。由此可见,特朗普推崇的是“交易式的协定”,这协定建立在临时性的共同利益之上。第三,美国作为民主和人权支持者的领导作用被特朗普削弱。特朗普认定美国没有足够的实力在海外推广民主观念,并且此项责任与促进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的事业无关。他对将美国的价值观加入其治国方略中持怀疑态度。第四,特朗普有将美国退变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普通的、并非不可或缺的国家的可能。在过往,美国在抵抗重要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中扮演掌舵者角色,这为美国赢得了荣誉,也使得美国得以获得与这一角色相伴而来的巨大利益,这一角色也使得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国家。但特朗普一系列国家主义行为有可能使美国丧失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这也为中国填补领导权力的真空提供了可能。第五,美国外交以“稳定性和可信赖性”著称的声誉受损。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态度和行径,如退出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承诺,以及面对全球安全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态度,给美国的外交方略覆上了“不确定性”的不良阴影。第六,特朗普对外政策诸多不佳表现使外界质疑美国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8]14-26

  

   布兰兹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之所以能够持续长久并不仅取决于美国的硬实力,更取决于美国领导地位的良性效应及其为国际社会带来的利益,也即美国的软实力;而特朗普政府恰恰是在通过消耗美国的软实力来削弱美国的整体影响力。美国一直自诩为“例外的国家”(exceptional),布兰兹认为美国之所以“例外”,是因为美国有时愿意放弃追求短期的、单边的利益,而多寻求更高程度的自我利益——创建一个国际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国福祉的增进有赖于其他国家福祉的增进。而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最不利的一点就是:它将使美国的超级实力看起来远不比过往那般“例外”。最后布兰兹认定,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远离了那些使其繁荣的关键理念和政策,采纳了“更为黑暗的微积分学”,这会使其自身退变为一个虽具有超强实力,但远非例外的、普通的国家,甚至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威胁。[8]32

  

与前三派论说不同的是,布兰兹的论述并不仅局限于特朗普时期采取的美国大战略,他还提出了在当前国际和国内特殊现状下,可供美国抉择的大战略模式。特朗普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就任美国总统。“现今,很明显美国的军事实力逐渐不足以支撑其有意要推行的大战略和国际秩序”[[9]]111;美国目前正面临或将要面临“战略负债”的窘境;在国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刘国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际主义   国家主义   特朗普   大战略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35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