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惠萍 张雨轩:日本军队歌曲《元寇》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 次 更新时间:2019-04-04 21: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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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惠萍   张雨轩  

   内容提要:元朝时忽必烈曾派大军东征日本,日本史书称之为“蒙古袭来”或“元寇”。明治以后,这一历史事件被作为凝聚和弘扬日本民族精神的上好素材广泛宣扬。甲午战争前,一首名为《元寇》的军队歌曲在日本民间自发组织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中产生。该歌曲以国家主义为核心思想,用“蒙元”隐喻“满清”,以“国难”激发士气,并通过鼓吹武士道和国家神道对士兵进行洗脑。其歌词体现了对民族主义史学家赖山阳汉诗《蒙古来》的继承和超越,特别是代表复仇的“仇讨说”完美地充当了粉饰日本对华侵略的借口。《元寇》作为日本军歌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影响深远,是日本“元寇”题材民族主义文艺创作的先声,也是民间右翼、军乐队员、社会大众等各界积极“协力”侵略战争的重要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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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日本福冈市箱崎宫建起了一座“元寇歌曲碑”。碑的上段是五线谱,下段为歌词,内容是明治期间的一首军歌《元寇》。其说明为:“我们的祖先在博多湾海岸一带修筑了防垒,向神佛祈愿敌国降服等,举国防卫加上神佛加护,挫败了[敌人]征服日本的野心。为赞颂祖先团结一心、感谢我们能有今日,也为了把陆军军乐队员永井建子九十年前作词作曲的歌曲《元寇》长久保存下来,‘日本唱歌保存爱唱会’特在与元寇缘深的箱崎宫境内设立此碑。”实际上,被日本隆重纪念、取材于元军征日事件①的这首军歌,“是日本军歌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之一”②,不仅开其“元寇”题材民族主义文艺创作之先声,也是日本民间右翼、军乐队员、社会大众等各界积极“协力”侵略战争的重要史证。此曲战后仍出现在《啊,海军》等影视作品中,是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的队歌,歌碑的建立更使其成为长期助长日本极右民族主义情绪的文艺武器。遗憾的是,它一直未被作为个案为国内学界所关注。③

  

   一、军歌《元寇》产生的历史语境

  

   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④,蓄意向海外扩张。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对外战争进入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在此前后,以歌曲为代表的文艺作品的宣教作用已经为日本政府所重视:1879年,赞美天皇的歌曲《君之代》首演,并于1893年被教育大臣定为学校举行仪式时的必唱歌曲;1881年,以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象征“樱花”为主题的小学校歌开始出现;1883年,小学校歌中有了天皇制的观念;1891年,为天皇捐躯的“玉碎”一词出现在歌曲中⑤;同时,西洋音乐中的军歌也进入日本视野。

   “军歌”多指“军中唱的激励士气的歌”。⑥“军人之于音乐,犹病人之一针兴奋剂,使其提起精神,有极大之关系”。⑦作为国家意志的载体,军歌在对外战争中的宣教作用历来受各国重视。法国国歌《马赛曲》(1792年)的前身即是军歌,法国大革命中众多马赛市民曾高唱此歌冲向巴黎,成为民众团结一致反抗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普法战争中又有德国军歌《保卫莱茵河》(1840年)等面世,掀起了西方的军歌热潮。日本的“军歌”一词最早出现在室町中期的《义经百首军歌》中,但实为伪作。⑧日本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首军歌是《拔刀队》,其词作者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外山正一。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外山对西方用音乐鼓舞作战士气的做法十分欣赏,于是借鉴《马赛曲》《轻骑兵的冲锋》等进行了尝试。歌词最初以西洋风新体诗的形式发表于《东京学艺杂志》(1882年8月号),后在日本对外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于1885年由日本陆军军乐队的法国教官勒胡(Charles Leroux)谱曲,于鹿鸣馆演奏登场。《拔刀队》很快唱响了全国⑨,显示出歌曲作为“有节奏而极感人的口号”⑩之巨大力量。日本军歌亦被视为其时“文明开化”“和魂洋才”的重要代表。之后伴随日本对外侵略的脚步,军歌大量地被军乐队、文学家、评论家、歌手、普通民众等创作出来,仅明治期间的作品总量就接近3000首。1931年侵华战争后,军歌乐谱更是以每月一万多种的发行量增长,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军歌大国”。(11)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军歌不仅是单纯的“军队歌曲”和“右翼歌曲”,其受众极广。“按现今说法,军歌是流行乐、是演歌、是西洋乐、是电影主题曲、是偶像歌曲”,“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皆有消费的这种娱乐形式再难看到。因此军歌可谓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种娱乐”。日本军歌作为政治与娱乐的结合体,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产生了强大的鼓噪作用。日本学者辻田真佐宪把军歌定义为“有助于战争的歌曲”(12),若聚焦于“日本近代军歌”,“战争”前再加入“侵略”二字才可谓精确。数量庞大的日本军歌是日本音乐界、文化界及社会大众曾积极“协力”侵略战争的重要史证。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是日本军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仅在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间,日本就出版了《征清歌曲集》《征清军歌集》《讨清军歌》等140多个歌曲集,军歌数量达1300多首,而当时的日本人口只有4000万。(13)并且,相对其后几次战争期间的军歌作品,此时期的军歌“最为人所熟悉和流行”。(14)鼓励妇女参军的《妇人从军歌》(1894年),赞美要打沉清军“定远号”的水兵三浦虎次郎的《勇敢的水兵》(1895年),吹嘘日本海军“无坚不摧”的《军舰进行曲》(1897年)等多首作品均产生于此前后。尤其是创作于1892年的《元寇》,受到了包括时为皇太子的大正天皇等众多日本人的喜爱。《元寇》的词曲均出自日本陆军军乐队员永井建子(1865-1940)之手。永井13岁加入军乐队,26岁开始军歌创作,甲午战争时还曾以军乐次长的身份从军。他“才气焕发、奔放不羁”,是勒胡门下最得意的弟子,被誉为“异色的进步文化人”和音乐“天才”。(15)永井的军歌作品还有以甲午战争威海战役为背景的《雪中进军》(1895年)、讴歌步兵的《步兵的本领》(1911年)等。《元寇》取材于“弘安之役”,即日本弘安4年(1281)元军的第二次征日事件。在这场为期两个多月的战争中,蒙古人、高丽人和汉人等共组成14万联军征日。因元军跨海作战、将领不和、遭遇台风等因素,日本幸运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著名的“神风护佑神国说”流传了几个世纪。军歌《元寇》的曲谱只有四句,曲式结构为单二部。两乐段旋律相似,周期性封闭式结构意在突出主题强调主旋律。其调式调性为降b调,贯穿全曲给人明亮警醒之感。四二拍节奏紧凑明快,弱起后雄壮有力、易学易记,十分适合行军演唱。(16)

  

   二、“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与军歌《元寇》

  

   《元寇》原名《军歌元寇》,歌词曲谱最初刊载于明治25年(1892)发行的《音乐杂志》第19号,当时并未署以永井之名,而是以“人籁乐士”的笔名发表。《音乐杂志》创刊于明治23年(1890)9月,是日本最早的音乐杂志,以介绍日本早期的西洋乐为主。但“为了呼应当时高扬的国家主义,发表和介绍的作品中,后来被称为军歌的历史歌曲也为数不少”。(17)值得注意的是,《元寇》“不仅是单纯的纪念军歌或追忆性的咏史军歌,而是作为甲午战争前夕的时局军歌被创作出来”。(18)历史久远的元军征日题材为何在甲午战争前夕获得“音乐天才”永井的青睐?这似乎与“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886年,日本福冈发起了一场“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下文简称“建碑运动”)。该运动的发起者名叫汤地丈雄(1847-1913),是明治政府的一名公务员。据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介绍,1886年汤地就任福冈警察署长后前往辖地调研,发现有很多“蒙古袭来”史迹,遂萌发开展“建碑运动”之念。当年8月,听闻了“长崎事件”(19)的他更是“痛感须发扬国民的敌忾精神”,于是决心开展这一运动。“适逢这一年霍乱猖獗。希望扑灭疫病、保护当地民众的汤地联想起蒙古袭来时当地的惨状,于是坚定了决心”。(20)汤地甚至在1890年辞去公职,此后近20年专为“建碑运动”奔走宣传,人称“元寇狂”。

   汤地发起的这一运动又名“元寇护国运动”或“龟山上皇尊像建立运动”,同时也定位于“反欧化政策=国权主义的历史语境中”。(21)在明治21年(1888)1月,汤地以个人名义向全国发布的纪念碑资金募捐广告中,他写道:“此工程竣工后,大家观之自然对我国国权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并在锐意扩张国权的同时,以资警戒,其效甚大。”(22)可见汤地希望通过该运动,唤起民众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服务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此后,他以演讲和出版活动为中心,辅以幻灯会(幻灯片展映)、油画展、戏剧演出等多种“元寇”主题的活动募集资金。该运动在时任陆军中将第六师团长山地元治、福冈县知事安场保和等多位知名人士的支持下,短短两个月发起者达到100多名。在福冈、东京、大阪、京都等多地设立了事务所,东京等地进行了募捐接力,其演讲的听众人数在明治34年(1901)1月达到了100万。(23)最终在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元寇纪念碑”——龟山上皇铜像落成,坐落于博多的松原(今福冈市东公园),远眺元军曾登陆的博多湾。最初设计的是“蒙古袭来”时镰仓幕府的最高决策者北条时宗铜像,但由于宗教界人士的反对,最终改为皇族代表龟山上皇。龟山退位后经历了两次“蒙古袭来”,曾在伊势神宫等多个神社祈祷,并立下舍身破敌的誓言。其手书的“敌国降服”字条,被认为拥有“神力”而放置于箱崎宫。箱崎宫正殿大门也因门楣悬挂该四字(24),被称为“伏敌门”。铜像以箱崎宫的龟山木像为原型,石基上同样刻有“敌国降服”,由时任参谋总长的有栖川宫炽仁题写。汤地在日本全国奔波近20年筹款建成的这座铜像,成为日本成功克敌、固守国土的象征。1943年出版的纪念汤地“功绩”的《汤地丈雄》一书中说,这座铜像“不仅是纪念光耀历史的弘安四年大捷,实际上在甲午战争迫近之时,担负了振兴国民士气的使命”。(25)

   永井的创作与“元寇”产生交集正是因为这一“建碑运动”,《元寇》最初是该运动中募集的军歌入选作品。(26)在《国民教育元寇油画大幅制作序言》的宣传页中,汤地对军歌《元寇》的说明是:“明治二十五年五月,陆军军乐次长永井建子为悼念元寇殉难者而作。”因该军歌“曲调雄壮,给人热血沸腾之感”(27),又被汤地收入《元寇画帖——护国纪念精神教育》等宣传材料中。据《汤地丈雄》一书讲述,“这一曲振奋人心的元寇之歌,可以说完全产生于汤地丈雄的一片赤诚之心。明治十九年,汤地为唤起大家的忠君护国精神,讲述元寇的历史,发起了纪念碑建设运动。这首军歌正是被汤地感动产生共鸣的成果”。(28)相关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被‘龟山上皇尊像建立运动’摇动心弦的永井建子很快就创作了《军歌元寇》,并主动为运动宣传,发表在《音乐杂志》上”。(29)永井与汤地的具体交往经历尚不得而知,但其创作显然受到了汤地的启发和鼓动,将《元寇》刊登于《音乐杂志》也有扩大汤地的“建碑运动”影响之意。可以说,如果没有汤地或许永井的《元寇》之歌就不会产生,汤地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成为军歌《元寇》问世的重要催化剂。或者说,汤地是《元寇》的第二作者。

  

   三、《元寇》中的国家主义思想

  

甲午战争开战前,新的战斗“英雄”尚未出现,歌颂历史战将的咏史作品成为日本军歌的主流。如《拔刀队》《西乡隆盛追慕歌》是以幕末的西南战争为主题,还有赞美平安末期名将源义经的《源氏神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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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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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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