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康德“自主启蒙”与现代社会互动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5 次 更新时间:2024-04-01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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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  

摘要:现代启蒙已非等级共同体的精英单向灌输,而是社会主体的自主启蒙。这一转型奠基于康德,其“自主启蒙”提供了施动型转变为自主型的现代社会互动机制原理与完整实践路径。个体对现状的理性反思与承担社会责任的自由人格发育同步,自主启蒙完成于理性交往的社会互动。交往在信息化时代已成为生产方式变革枢纽,启蒙从而成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现代演进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康德启蒙  社会互动  施动教育  自主启蒙

作者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71006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P143—P154

 

继轴心期古代信仰共同体之后,启蒙人文理性迄今仍是支撑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功能机制。康德启蒙哲学作为这一功能机制最具深度而系统的表述,成为理解把握现代文明原则并承担现代文明困境思考的重要文本。当代文明进程及其冲突的加剧,已使作为康德启蒙哲学核心原理的自主启蒙的交往理性,成为深度反思当代文明的阐释框架。作为阐释基础的当代生产与生活方式,同时将康德启蒙观带入更为普遍而且现实的视域融合中。

一、启蒙的人类学意义及其现代转型

超出历史专名的启蒙运动,广义上是推进新旧文明更替的文化。稚童发蒙代表着启蒙普遍的人类学性质,其中的教育—学习结构,是人类继承与传播经验的基本模式之一。古代等级共同体决定了古代启蒙自上而下的施动特性。不仅汉语如此,德文“Aufklärung”“与源自神学的‘光’隐喻相竞争”,西班牙文“illuminismo”、意大利文“ilustracion”、英文“enlightenment”等西文亦均辞源于“照亮”,透露出启蒙的信仰启示背景。

现代性面向未来的进步主义信仰的内在驱动,加速更新着近现代生产方式运动。这一加速变动性成为传播新思想、开启无知僵化的现代启蒙的首要特性。启蒙的文化观念变革根本上基于生产方式运动的需要。任何文化与启蒙都基于双重根据:人类共同体文明观念与本民族的文明现状。二者生产方式的文明差距激发了消除差距的启蒙意识。因而启蒙既是对从属于旧文明的旧文化的文化观念之争,也是代表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文明之争。但是,现代化愈渐深入复杂的社会与自然困境,导致启蒙成为反现代化思潮的聚焦对象。后现代主义消解的核心对象即启蒙的人文理性特质。国际冲突复杂化的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面临威胁,实质欲弃置的正是取代丛林法则的启蒙交往理性。

一种关于启蒙的成见,是将启蒙视为灌输性教化,从而将启蒙囿限于前现代文化。这一误解也成为理解康德启蒙观的流行观念,它直接阻碍启蒙的差异性互动这一本质机制的自觉运行。

前现代启蒙的本质特性是启蒙者单方面的施动行为。当其将宣传演变为灌输,而且固化为身份结构并衍生出精神等级时,启蒙就失去了正当性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施动型启蒙变异为权威等级的惯性,根源于启蒙者独占主体地位而受启蒙者主体阙如。这是现代思想关注的启蒙深层结构: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批评的是以法国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精英教化传统,最终指向权威等级的社会结构。但悖论的是,后者也正是启蒙运动的批判对象。马克思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批判等级社会的启蒙运动与其批判对象的同构本质:对于被启蒙的民众而言,启蒙教育与其所攻击的等级社会同样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教化。僧侣的信仰灌输与精英的人文启蒙,都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分裂型单方面教化。马克思从而提出了超越传统启蒙思想的“环境改变”与“自我改变”一致的实践哲学,精神教化的施动型启蒙需要转变为自主型启蒙。现代性的自主启蒙并不否认启蒙包含的文明与文化差异及其更新的必要,但“施动教育—接受学习”已转变为“启发教育—自主学习”。这不仅是教育方式的转变,而且是更为基础的社会互动行为的转变。

康德的启蒙哲学,正是这种新型的“自主启蒙”奠基性经典样本。康德启蒙哲学与施动型启蒙不同,它主要是实践方式而非理论知识,强调被启蒙者如何自主启蒙。“自我”不再是被动接受启蒙的客体对象,而成为启蒙的主体。“自主启蒙”内化了启蒙对象与启蒙主体外在的主—客体差异,使启蒙欲克服的矛盾内化为主体自身的动力机制。质言之,自主启蒙不仅承担了启蒙的公共批判,而且同时实现着个体自我教育的转变。《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这篇本是针对君主专制书报检查制度的政治评论,却以其对自主启蒙机制的独特探索,成为超出其特定写作背景的影响深远的现代启蒙范式。它不仅根本转变了启蒙运动沿袭的施动型教化,而且成为康德理性哲学的实践样本。对个体理性自主启蒙内涵与路径条件的揭示,不仅预示了此后道德自律的实践理性与《判断力批判》的主体际共通感,而且提供了个体理性交往与现代社会互动建构的有效机制,从而预演了现代化政治与教育。

作为动词的启蒙,正是自我与社会动态生成的实践枢纽。康德介入启蒙论战的论文标题,是一个比自我意识形态更本源的提问:“何谓启蒙”?在启蒙争论汗牛充栋的二百年后,视启蒙为敝屣的当代思潮中,恰是后现代背景的福柯重申这一提问,他在《何为启蒙》中突出强调:康德启蒙观是数百年来现代哲学始终无法绕开且必须思考的“现时性”问题,这一问题制约规定着现代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

现代哲学没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这个问题随着此文而悄然进入思想史中。自此,现代哲学历经两个世纪,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或哈贝马斯,中间经过尼采或马克斯·韦伯,很少有哲学不曾直接或间接地碰到这同一个问题: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

福柯在二百年后回应康德,强调“何谓启蒙”是一个一直未能终结并嵌入每个人“现时性”行动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赋予康德在思考“启蒙”时对现时、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批判性质以某种意义。

在关于“启蒙”的那篇文章里,问题则涉及纯粹的现时性。他并不设法从总体或从未来的终极角度来理解现在。他寻找差别:今天相对于昨天,带来了怎样的差别?

福柯将启蒙从一个知识对象的历史学名词转变为生存论的哲学性动词。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推进性阐释是,一个哲学人类学原理将启蒙普遍化为个体生存机制:人类与个体实践行为本质特性的时间性,势必不断在变动中形成自我的新旧差异,这种新旧变动重叠的“差别的现时性”正是自主启蒙的实践结构与基础。现代性所强化的现代启蒙的进步时态,不仅导致社会运动,而且使每一个体恒常地处于“未完成性”差别变化的现在时态实践中。因而,启蒙不是一段业已终结的历史或外在的关系,而是现代个体自我动态更新的内在机制。

但是,基于个体启蒙的福柯缺失了康德自主启蒙中更为重要的理性交往与社会互动维度。这也正是整个康德哲学的拱心石。启蒙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要求进入哲学观念史与社会经验史关联互动的思想史,更根本的是,康德启蒙哲学突出的实践哲学性质不仅在于其伦理性,而且是个体行为动态的递进才可能获得恰当的揭示。本文的探索性要求细致而完整地阐释康德个案文本,以揭示康德自主启蒙的内在结构,进而显示更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互动机制原理与社会构成机制。

二、启蒙是个体公开而理性评议现实的自由行动

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的第一层定义是:

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如果这种受监护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Verstand)的决心和勇气,则它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Sa 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

启蒙是个体摆脱受监护习惯争取独立的行动,它首先不是基于理论理性的认知能力,而是实践理性的个体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个体自主性是启蒙的第一角度。这一强调颠覆了根深蒂固的前现代启蒙的权威精神结构:启蒙不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教化或动员,恰恰相反,是个体走出被教化的“受监护状态”的自主独立行动。个体不是被启蒙的对象,而是启蒙的主体。启蒙是个体在积极评论环境的同时自我改变的实践理性行动。

福柯在同名论文中,不仅肯定“人只有自己对自身进行改变,才能摆脱这个状态”,而且将这种自我改变提升为个体更高品级的自我超越,进而更深层地内化为反思并超越自我现状的气质,它普遍地存在于生活态度方式中而不是特殊的事件:

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

康德在提出启蒙主体条件后立即转入启蒙行动的社会分析:“使用自己的理智”的自主启蒙,要求允许言论自由的制度条件:

公众给自己启蒙,这更为可能;甚至,只要让公众有自由,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启蒙所需要的无非是自由;确切地说,是在一切只要能够叫做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

自由(“最无害的自由”)最初是言论自由所需要的外在条件。在将启蒙进一步定义为“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后,“自由”成为启蒙主体自身的性质,而不再仅仅是系于外在制度的“最无害的自由”,它成为“决心和勇气”气质的主体根据。主体精神与客观环境的一体性互动,显示出启蒙自由迥然有别于思辨概念的实践性质。

在启蒙的第一层定义中,启蒙主体体现为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智(Verstand)的决心和勇气”。理智是知性逻辑能力,它代表着常识。启蒙的底线与第一步,就是敢于打破流行假话而按照事实与常理说话。启蒙对常识的涵摄基于人类文明连续性所积淀的生活世界,但康德对启蒙的进一步定义,是“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启蒙的实践内涵不仅扩大而且深化了。启蒙的核心概念“理性”对知性原理的揭示,亦即“启蒙”(Aufklärung)对习俗常识的深层“提升”(Auf)“照亮”(klärung)。理性启蒙照亮的不仅是现代人认知方式(科学是其典型)的原理,而且是现代人格的道德立身原理与情感交流乃至信仰的原理。这一有别于逻辑知性的提升性理性,是一个现代与后现代湮没的观念,其想象、直觉与信仰内涵被现代语用语义肢解剥离为“非理性”(实即非知性),处于技术知性所僭越主宰的“理性”对立面。从而,康德启蒙哲学对于技术知性支配的现代社会恰是一种所需要的对症性启蒙。

自由的社会制度是个体自由活动的制度条件,但自主启蒙的主体并非已经成熟的自由个体,恰恰相反,启蒙的目标正是要唤醒个体进入实践自由的状态,成长为自由个体。这一悖论引向更深一层的关系:自由的社会制度从何而来?如果根本上不是上帝的天降恩典,也不能依赖开明君主的恩赐,那么,它只能是个体的自由活动结果。启蒙从而是一个互为因果的结构关系:它启发个体公开运用理性评议公共事务,个体在此实践行动中才能成长为自由个体;同时经由个体自由成长的自我启蒙,而逐渐扩展为由自由个体组成的公共领域。启蒙因此导致政治革命为先导的社会变革。

这一自由共同体的产生机制被马克思称为实践,而其最终目标即作为理想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它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因此,个体启蒙与个体依赖的自由社会制度是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康德对“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进一步解释,引出了与之对举的“私人运用理性”:

对其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但是,对理性的私人运用往往可以严加限制,毕竟不会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的进步。但是,我把对其理性的公开运用理解为某人作为学者在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面前所作的那种运用。至于他在某个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者职位上对其理性可以作出的那种运用,我称之为私人运用。于是,好多涉及共同体利益的事务秩序有某种机制,凭借这种机制,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纯然被动地行事,以便政府通过一种人为的协调来使他们为公共的目的服务,或者至少使他们不破坏这些目的。在这里,当然不能允许理性思考,而是必须服从。

康德对“公开”与“私人”的界定,迥异于现代流行的观念。它甚至具有常识颠覆性。这一对概念并非社会学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外在区分,而是对个体行为内在意向的哲学规定。在康德举例(军人、税吏、牧师)中,理性的“私人运用”是“职业—专业性”的,它以近代分工与民族国家的公共领域为基础。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对现状的反思评议与超越,此“公开”以比公共现状更高更普遍的行动视野,指向一个不同于现实共同体的理性共同体。“公开的”(open)实质指“公共的”(public)。公开运用理性即开拓公共领域的理性行动。自主启蒙所评议的技术—职业运行机制与治理机制,是自我置身其中的现实生产方式,因而公开运用理性不仅是建设理性共同体与变革生产方式的开端,而且同时是自我更新的开端。

启蒙揭示了近现代职业化分工社会中个体双重的生活世界与处境。康德在肯定无可脱离的职业工作的正当性的同时,强调理性反思与评议职业社会的启蒙立场。两个世界构成张力性关系。恪守职业并不是对世俗统治者的政治韬晦或仅仅基于维系社会共同体生存基础,更积极的意义是,理性反思批判所必需的经验与问题必须扎根于现实世界。因而军人、税吏、牧师在知性尽职之后,对军务、税务与教务的理性批评并非空谈,而是拥有理性综合所必需的感性材料与知性关联。起源于基督教的两个世界架构,在康德批判哲学中转化为认识论的现象与物自体、伦理学的道德纯善(das oberste Gut)与德福统一的圆善(das höchste Gut)的自由与自然对立统一结构,并保持着理性的立场与方向。

由于职业执行与反思职业执行是同一个体行为,因而,启蒙所挑起的后者对前者的超越,不仅是启蒙个体经由对总体职业社会的批判,而指向外在的理性共同体建设,而且包括个体的自我角色超越转变。康德在后来的《学科之争》(1798)中更具体地将作为职业从业者的“有知识者”(Litteraten)称作“学问的业务员或者技师”,与启蒙哲学中公开运用理性的真正的“学者”(Gelehrten)区别开来。公开运用理性的“学者”尽管“以自己的著作”发言,重心却在于“公共性”。康德在与启蒙论文同一年发表的《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更明确地将理性共同体中的“学者”普遍化为“世界公民”。

进一步的问题是,理性的“私人运用”基于职业性现实社会体制,而理性“公开运用”及其超越“私人运用”的根据何在?

三、作为启蒙行动主体的理性存在者人格

“我把启蒙亦即人们走出其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的要点主要放在宗教事务。”康德这一选择绝非偶然。在信徒皆祭司的新教时代,宗教启蒙并非特殊形态,而是启蒙处境所包含的矛盾的集中代表与“走出其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的”典型状态。

一位被聘用的教师在自己的教区信众面前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然是一种私人运用:因为这些信众即便人数众多,也始终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聚会;而且就此而言,他作为教士并不是自由的,也不可以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履行一项外来的委托。与此相反,作为通过著作对真正的公众亦即世界说话的学者,神职人员在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时享有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去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且以他自己的人格说话。

社会分工的职业行为不自由,不履行职责的自由任意必须受到限定。与之相反,“公开运用理性”是“走出受监护”的实践行动,是反思与批评这一状态的自由状态。个体的自由言论呈现为理性,而这一理性的行为主体是个体性人格。

由此显示出自主启蒙行动深层结构中理性、自由与人格三元基点的逐层深入递进关系。理性是现代社会普遍的规则,但“私人运用”理性只是知性“履行外来的委托”的职业;“公开运用理性”才是“他自己的理性”,并由此“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并非个体全部行动领域,而是“公开运用理性”特有的状态,与约束自由的“私下运用理性”职业行为相比,自由突出为有勇气进入公共领域的行动。自由的理性世界与无自由的职业世界保持着互动中的差异,却不会同一化。这与后来转化为资本主义伦理天职的韦伯理性观不同:康德启蒙对职业世界的双重立场,使其实践理性(Vernunft)拒绝变身为韦伯合理性(Rationalität)而保持着两界张力。后者终究挟制于海德格尔无法消除的技术统治“Ge-stell”。因而康德不会体验到后来令韦伯痛苦的“专家无灵魂”的职业统治。

康德哲学继承了路德新教以“信心”评判“善行”的两个世界结构与立场,最终并未统一自由与自然的分离。但“理性”涵摄“信心”却使人文启蒙走出了宗教信仰。启蒙公开运用理性的反思批判,并非纯概念思辨,而是对职业界感性—知性经验的理性综合(comprehensive),因而是自由主体跨越两个世界的实践行动。从而自由主体必须是兼具理性自由立场与感知性职业的现实个体,这一跨界的现实主体的最终根据与基石是人格:

你的可敬的起源是什么呢?

这东西无非就是人格性,亦即对整个自然的机械作用的自由和独立,但同时被视为一个存在者的能力,这个存在者服从自己特有的,亦即由他自己的理性所立的纯粹实践法则,因而人格作为属于感官世界的,就其同时属于理知世界而言,服从于它自己的人格性。

“公开运用理性”的真实行动不仅开辟与改善着外在的自由环境,而且同时内在地发育与发挥着个体的自由性质,它凝聚为区别于社会角色的“自己的人格”,但又涵摄社会角色而是“理性存在者”(das vernünftige Wesen)。个体理性存在者即人格。启蒙内在接续了新教现代性个体的人格演进:路德“唯独信仰”所建立的个体与上帝单数第一人称的直接关系,产生出宗教改革现代性核心成果的“人格”(拉丁文:Persona),康德的人文启蒙将源自神性位格的人格演进为“理性存在者”。

这就是康德启蒙理性与自由所最终归结的“自己的人格”的深度内涵。人格是自由运用理性这一公开领域行动的主体最终根据。“自由运用理性”与人格是动态的相互作用结构。人格与“自由运用理性”相互支撑:人格不仅是“自由运用理性”的结果,而且同时是“自由运用理性”的主体根据。启动启蒙的“决心和勇气”是兼具感性素质的人格性主体才能施动的具身状态,而人格主体只有是自由的才蕴含走出自身受监护惰性的潜质。因而,启蒙哲学最高价值的“自由”,之所以可能从应然性道德律令的自由意志落实为真实的实践行动,是基于兼具感性与理性的“人格”主体。

四、 作为启蒙旨归的理性交往与现代生产方式

个体人格并非康德启蒙思想的最终目标。实践理性的道德自律是与“他人”的关系性规定。自主启蒙的自我人格公开运用理性发言,已经置身于复数个体人格的理性交往关系语境。1784年的启蒙论文尚未展示这一思想场域,其后的《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则揭示了自主启蒙更深层的实践结构。

康德启蒙观包含着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一直有效的张力性结构:承担现实社会分工角色并遵守其秩序的私下运用理性,是一个永久性责任义务;公开运用理性反省和评议现实社会不可避免的弊端,同样是一个永久性责任义务。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将永远存在,它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动力。对于每一个个体自身而言,康德积极自由的启蒙行动攸关个体自由潜能之现实化:只有在理性世界中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发表与对话交谈的行动,才能使个体人格进入自由状态。这意味着,无勇气公开运用理性者处在无独立人格的不自由境地。每一个体都需要在不同时刻、不同问题上进入这一公开运用理性的启蒙状态。用福柯的生存论语言说,“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但自由不是一次性成果,而是行进的状态。因此,启蒙对于每一个社会及其个体,都是永不完结的常态性活动。启蒙所形成的实践架构平台,由此成为参与现代社会人类与个体自我更新的一种内在动力机制。康德从而不仅成为启蒙时代的哲学总结者,而且揭示了基于自主启蒙的个体与社会互动共生的现代机制。

个体对象化人格自由(赋予其形式)必须经历的“耐心的劳作”,意味着启蒙的理性交往是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互补与沟通,其琢磨呈现出语言艺术行为特性。这正是康德的启蒙理性交往走向审美判断的方向。启蒙理性交往观在《判断力批判》中得到空前充分的展开与细致规范:

1.自己思维;2.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第一个准则是无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个准则是开阔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个准则是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一个准则是一种永不被动的理性的准则。对被动的理性,因而对理性的他律的癖好就叫做成见;而一切成见中最大的成见就是,把自然想象成不服从知性通过自己的根本法则奠定为它的基础的那些规则:这就是迷信。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做启蒙。

……无论人的自然天赋所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多么小,仍表明一个人具有开阔的思维方式,如果他把如此之多的别人都如同被封闭在其中的主观的私人判断条件置之度外,并从一个普遍的立场(他惟有通过置身于别人的立场才能规定这个立场)出发对他自己的判断加以反思的话。第三个准则,亦即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是最难达到的,也惟有通过结合前两个准则并经常遵循它们以至熟练之后才能达到。人们可以说:这些准则中第一个是知性的准则,第二个是判断力的准则,第三个是理性的准则。

公开运用理性的自主启蒙是自我与社会互动的实践:知性思维从感性现实中独立出自我,知性自我依托共通感从个别性抵达普遍的反思判断,这一不同于规定性判断的反思判断揭示出与他人伦理交往的内在机制。一种不仅将自己而且将他人永远视为目的的个体自由意志及其人格尊严才是“运用理性”的核心。只有这一状态的自我,才是人格性的理性存在者与自由的个体:他(她)既是启蒙的结果,也是启蒙的动力机制。理性是主导自主启蒙从无自我 →自我中心 →交往自我进程的综合性准则。它是“耐心的劳作”在“熟练之后才能达到”的“理性存在者”自由状态。此状态即作为动词的互为因果的启蒙与自由。

理性交往—交流的乃是致力于“环境的改变”的“公开运用理性”的外部实践经验,同时内化的却是利害立场、观察角度乃至气质境界的“自我改变”,审美共通感是自我与他者理性交往深层融合的极致。公共政治与个体成长具有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因而康德的自主启蒙实践导致的主客体双向改变,区别于封闭性主观自省修养。

启蒙虽然在论题上很容易,但在假说上却是一件必须艰难而缓慢地进行的事业;因为以自己的理性不是被动地,而是任何时候都自己为自己立法,这对于只想适合于自己的根本目的而不要求知道超出自己知性的东西的人来说,虽然是某种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既然追求后者的努力是不可防止的,而且这在其他那些以诸多信心许诺能够满足这种求知欲的人那里是永远也不缺少的;所以,要在思维方式中(尤其是在公共的思维方式中)保持或者确立这种纯然否定的东西(它构成真正的启蒙),必定是很困难的。

理性交往是康德自我启蒙的最高阶段。超越自我中心的理性交往与第一阶段的知性的自我独立相比,不仅更困难,而且是启蒙重心所在。个体在理性交往中最为深刻的变化,是个体对知性欲望目的的升华性自我否定——“它构成真正的启蒙”。这一状态在否定与陶冶动物欲望的劳动工具中介系统与生产方式中本有其原始基础。理性交往—交流并非孤立的个体意志或意识修养可以成就,自主启蒙的公共建构实际以人类共同存在为客观基础:差异性感性—知性存在者受到超出个体欲望的共同的社会存在方式的陶冶,其核心是作为唯物史观萌芽的工具“中介”(Vermittlung)。劳动工具的人类学群体分工合作使用,是比近代主客分立的个体哲学更先在的存在性中介,由此形成的生产方式本体,蕴含着比欲望意志更具客观制约性的主体间(际)性。感性—知性存在者在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陶冶机制中,不仅获得了康德先验意识及其共通感的社会存在基础,而且借助这一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康德自主启蒙视为“最困难”的对自我中心“纯然否定的”理性自由状态。

但理性交往共同体并非重返其先天原型,而是在对生产方式及其职业世界现状理性反思与启蒙更新之后,所推进指向的更趋自由的状态。由此进入自主启蒙功能机制最深层次的分析:生产方式共同体亦即康德的私下运用理性的现实职业世界,不仅是自由人格的理性交往共同体的物质生存基础,而且是更新改进的对象。由此展现出双方社会存在水平的互动:自主启蒙的理性交往只有直接作用于生产方式及其职业世界的运行机制,才是非精神思辨的真实社会存在;只有依托生产方式(从技术到制度)自身的变革需要与时代契机,自主启蒙的实践才可能成为现实世界内在的变革机制。

因此,康德自主启蒙需要进入哲学观念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视野中,其现代意义不仅基于如下背景:以教育与政治为代表的恒常启蒙,从施动灌输转型为启发自主的社会互动,乃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机制之一;理性交往的反思判断甚至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更根本的是,在人工智能日趋取代人—物直接劳作并已诞生与人类自然语言对话模型(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普遍交往时代,交往对话与信息传播超过第一线生产操作,成为生产方式运行的枢纽,推动创新与批判性规范这一趋势的教育学因此成为人类自我成长的第一学科。物质资料生产力主导生产关系与非生产交往关系的再生产方向由此逆转:非生产的社会交往关系成为酝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能动策源地,作为知识母体的交往成为直接生产力。经由教育与传播这两种最悠久的启蒙方式,启蒙汇聚与融合差异信息亦即有效信息的理性交往,成为新信息的文化培育母体。交流与接收信息成为个体保持现代水准的基础性活动,传输信息的手机成为个体与社会的技术性纽带(从而继直立之后,人类不惜以低头为代价第二次改变姿势)。启蒙运行的社会互动机制,已超出政治而直接参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更新的动力机制。理性交往只有基于与生产方式的上述互动,康德的自主启蒙才可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超出解释世界的改造世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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