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沈从文《柏子》《萧萧》《丈夫》——乡村底层人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9 次 更新时间:2021-11-23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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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沈从文(1902—1988)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有两个创造社作家,对他一生命运产生过很大影响。


一个是郁达夫。沈从文“北漂”时期,郁达夫曾去看望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投稿者,赠送围巾,还写了著名散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沈从文曾经撰文评论郁达夫与郭沫若、鲁迅的不同:“郁达夫,以衰弱的病情木病态的情感,怀着卑小的可怜的神情,写成了他的沉沦。这一来,却写出了所有年轻人为那故事而眩目的忧郁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轻人心说软了。……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在郁达夫作品上用小丑的卑微神气出现,却使人忧郁起来了。鲁迅使人忧郁是客观地写到中国小都市的一切,郁达夫只会为他本身,但那却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鲁迅不能凝视新的一切了。但青年人心灵的悲剧却依然存在,在沉默中存在,郁达夫则以另一意义而沉默了的。” [1] 看上去是理解郁达夫,其实也在解释他自己的乡村观与鲁迅不同。金介甫也有过类似比较:“不管是在卓越的艺术才华上,还是在把握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本质的能力上,沈从文都接近了鲁迅的水平。虽然当鲁迅已经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时候,沈从文依然主张中国回复到自发的乡村社会中去。他的这个社会理想同鲁迅的理想一样,是抽象而不切实际的。” [2]


另一个影响沈从文命运的创造社作家是郭沫若。郭沫若虽在20年代末化名批判鲁迅“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帽子这么重,当年却没有怎么伤害到鲁迅,因为当时郭沫若的批评不代表组织。鲁迅去世以后,郭沫若有不少赞颂。但是20年后,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撰文,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3] 1949年北大学生把这段话抄成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当时的老师沈从文就要自尽(没有成功)。 [4]


但是在1999年《亚洲周刊》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里,沈从文的《边城》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小说家的地位评价,有这么大的落差起伏,不知是否仅仅出于政治原因?


一 沈从文的“男欢女爱”故事

《柏子》其实比《萧萧》写得更早,写于1928年5月(载《小说月报》第19卷第8号)。百度百科介绍说,“作者讲述了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河岸边一个妇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这里的“男欢女爱”,其实是“卖淫嫖娼”,中性一点的说法,是一个船工购买性服务。为什么一篇描写“性服务”的小说,后来会被选进了斯诺翻译,鲁迅参与编选的英文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呢?


短篇小说,开篇却写了整整两页水手群像,如何靠岸,边拉绳索边唱歌,然后才聚焦“船夫中之一个,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不知疲倦”,上岸走过泥地……“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在。” [5] 李伯元、曾朴写“江山船”,主要招呼官员商人。郁达夫《秋柳》曾替穷人着想,“可怜他们的变态性欲……大约只有向病毒很多的土娼家去发泄的。” [6] 沈从文偏偏要写穷人在性工业中的处境,船工也有购买快乐(或者说“自甘堕落”)的权利,“柏子,为了上岸去河街找他的幸福,终于到一个地方了。”下面一段文字很精彩,“先打门,用一个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门开了,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臂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这种头油香是他所熟习的,这种抱人的章法,先虽说不出,这时一上身却也熟习之至。还有脸,那么软软的,混着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到后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个湿的舌子了,他咬着。”接下来是一段对话,“‘悖时的!我以为到常德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底了!’‘老子把你舌子咬断!’‘我才要咬断你……’……‘老子摇橹摇厌了,要推车。’‘推你妈!’妇人一面说,一旁便搜索柏子的身上东西。搜出的东西往床上丢,又数着东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纸,一条手巾,一个罐子……’”


这是一种又粗鲁又温馨的肉感,一种既讲感情又讲物质的关系。“肥肥的奶子两手抓紧,且用口去咬。他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腿……妇人望到他笑,妇人是翻天躺的。”沈从文提供了现代文学当中非常罕见的描写无产阶级的三级文字。“累了,两人就烧烟。”过了几个小时,柏子冒雨又回船上去了。


小说最后这一段总结特别重要。“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热的,想起眼前的一切,则头上的雨与脚下的泥,全成了无须置意的事了。这时妇人是睡,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柏子也不去想这个。他把妇人的身体,记得极其熟习:一些转弯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坟起与一些窟窿,即如离开妇人身边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说得出尺寸。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像蚂蟥一样钉在心上。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今天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每一只船,把货一起就得到另一处去装货。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


这段文字,写了阶级局限,也写了人性弱点,叙述一个工人卑微的心理生理快乐,以及性工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数千年来各种文明发展,性工业始终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晚清狭邪小说里写风月场所既揭露官场腐败又寄托情欲梦幻。“五四”文学把妓女作为典型的被侮辱被损害者。沈从文描写无产者和风尘女的“男欢女爱”,好像不觉得他们谁在被侮辱谁在被损害。不知道是他/她们太麻木,需要哀其不幸?还是城里人不接地气,不了解社会底层?经过鲁迅推荐,斯诺把这个小说翻译成英文,收在小说集里,书名就是《活的中国》。


二 《萧萧》:乡土是蒙昧的,还是美好的?

《萧萧》发表在1930年1月的《小说月报》上,大部分篇幅没有故事,只是抒情,基调就是乡村生活的简单而平淡。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萧萧做媳妇就不哭……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 [7]


“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这句话也概括了小说的主题。萧萧平静麻木陌然,却逼使读者思考:你“知道”什么呢?


写《萧萧》的时候,沈从文的叙述文笔已经比较成熟稳定。早期沈从文写不少苗家神话,故事离奇,文笔冗长。当时苏雪林等人就有批评,夏志清说那是沈从文不懂外文,有点自卑心理,所以写欧化的长句,并非他的特长。 [8] 他不像鲁迅、郁达夫、张爱玲等人,一发声就找到自己独特的音域。沈从文的创作是历经曲折磨炼、渐入佳境,这种情况后来我们在老舍身上也看到。


也许是偶然,沈从文和老舍,是现代作家当中为数不多的非汉族作家。而且他们的少年经历都比较特别,不是小康人家堕入困境但还能出国之类,而是从小就亲眼看见社会底层。沈从文年轻轻就在江湖上混,除军职外,还做过警察局文书,管过财务,做过报纸校对。他20岁离开军队,写《萧萧》时,他开始到胡适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教中文。湘西的世俗经验影响他的一生,也为他在城里的写作提供了别人没有的乡土材料和底层视角。50年代以后沈从文一直没有进入中国作协,作协要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沈从文其实正是先生活后“从文”。生活时不知自己会做作家,所以不是“体验”而是“生活”——“文革”后的作家也大都如此,“先生活,再从文”。


12岁时,萧萧嫁给一个三岁刚断奶不久的小男人,男人整天要新娘子抱着。《萧萧》一共13页篇幅,只有最后一页讲萧萧生子不沉潭,以及之后又替儿子娶童养媳等重要情节。 [9] 前面大段的抒情文字,只有两个情节。一是乡村人们怎么议论过路女学生;二是花狗和萧萧“发生性关系”的过程。


“发生性关系”这个措辞有点怪,那怎么说好呢?强奸?应该不是吧?除非女人去告。诱奸?也许可以算不伦之恋?偷情?有染?吊膀子?炒饭?不正当男女关系?“男欢女爱”?……


不能用城里现代语汇来描述定义花狗和萧萧“那事儿”,恰恰就是小说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来用城市的、科学的、文明的观念来解释(或无法解释)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与荒唐,无法用所谓“现代性”定义现实乡土中国。


萧萧发现肚子大了,求菩萨、吞香灰、喝凉水都没用。花狗也手足无措。


要把这段“不正当男女关系”变成平静结尾,需要很多偶然因素——爷爷不读四书五经,淡化了礼教的压力;想卖时正好没人买,不是美女?收成不好?最重要还是生了儿子,“女+子”才等于好。偶然因素加在一起,为了帮助作家和读者保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信心,相信平静的世俗生活河流,比文学道德教条更有生命力。按照夏志清的说法,“萧萧所处的,是一个原始社会,所奉信的,也是一种残缺偏差的儒家伦理标准。……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 [10]


同样这个结尾,钱理群、吴福辉就看到了童养媳萧萧的悲惨命运,“正在于人对自身可怜生命的毫无意识,萧萧终于没有被发卖、被沉潭,她抱了新生儿,在自己的私生子娶进大龄媳妇的唢呐声中,也即又一个‘萧萧’诞生的时候仍懵懵懂懂。” [11]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也认为“生命悲剧的不断轮回,根本原因在于乡下人理性的蒙昧”。 [12] 不同文学史,讨论的都是《萧萧》的主题,到底是乡土美好,还是乡土蒙昧?


三 男人与乡村与民族的屈辱感

也是以湘西河边吊脚楼为背景,小说《丈夫》比《柏子》更有名,发表在1930年4月的《小说月报》上。这次主角不再是性服务的购买者,而是性服务的提供者,准确说是提供者的丈夫。


比起柏子回船路上算的生理心情账,《丈夫》对性工业的城乡经济基础分析得更加透彻。


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可以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 [13]


这里用的是“竟然”的“竟”,说明本来不是平常的事情。小说主人公没有姓名,题目叫“丈夫”,当然是极大的讽刺了——因为他是最不像丈夫了。小说写得比《柏子》更细致更具体。水手有一群,类似的丈夫也不少(沈从文小说有社会学视野)。其中的一个,某日换了干净衣服,到城里河边来看望自己的媳妇,像探访亲戚一样,看见自己媳妇的样子变了,眉毛细了,“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都一定使从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倒是女人大方,问寄的钱收到没有,家里的猪生了崽吗,等等,气氛融洽温暖。


接下来,小说写了丈夫情绪的三起三伏(“三起三伏”之类,既是文学评论的套语,也是作家拉长篇幅的技巧)。第一个白天开心,可是晚上有个商人上船来,将女人搂去睡觉,男主角只好睡在船后舱,“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可是第二天被老七——他的老婆留住了,说是要到四海春饮茶,三元宫看戏。老七和一个老妈子、一个小伙计上岸去烧香(也是一个小型“江山船”),男人一个人在船上。这时来了一个水保。小说介绍水保本来混迹江湖,应该有些手段,但是,“世界成天变,变去变来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点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这人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了。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却亲近了船家。”沈从文对这类有权势的基层“官员”的描写,十分微妙。“丈夫”第一眼看到水保的一段文字,像电影镜头一般:


先是望到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为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是一个赭色柔软麂皮抱兜,再上去是一双回环抱着的毛手,满是青筋黄毛,手上有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块正四方形象是无数橘子皮拼合而成的脸膛。


一个男人从下往上看(既是物理视觉,也是心理视角),从靴子到毛手,再到戒指,到他的脸膛,男人知道这是大人物了,所以又胆怯又恭敬。水保看看这个年轻农夫,是他干女儿的老公,态度很恭敬,便和他谈话。男人述说乡下的农作物,小家庭生活计划,觉得这个大人物很关心他。水保关心是关心,临走的时候拍拍年轻人的肩,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丈夫比较迟钝,过了一会儿才悟出来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年轻人突然感到羞辱和愤怒,又决心要回去了。在回去路上,恰恰碰到了老七,妻子为他买了一把胡琴,好言好语又把男人劝回到船上。可又来了两个醉酒军官,粗鲁胡闹。“老七急中生智,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然后两个人睡在女人的左右,这才对付了他们。这夜水保果真又来了,还带来一个巡官,检查视察来的,说要特别考察老七。目睹这一切的丈夫,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老七给他钱,他就把钱撒在地上,“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


小说结尾淡淡一笔,写老七随丈夫一起回转乡下去了。


课堂上同学们议论,老七回到乡下以后会怎么样呢?过一阵老七可能又出来?她大概已经受不了养猪种田的日子了,也许去别的大一点的城市。即便前景是悲观的,但至少结尾还是浪漫主义的。比起前面水手无产者的性苦闷宣泄,丈夫的“屈辱感”主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其实不是孤例。文学研究会作家许杰写过一篇《赌徒吉顺》,收入茅盾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卷》,吉顺赌博输了老婆,小说不写别的,就写他怎么把自己爱的老婆交代好,要送给别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讲穷人老婆女人借给有钱人去生孩子,也渲染其中丈夫屈辱的心理。蒋牧良写的小说《夜工》,罗淑的《生人妻》都是写女人瞒着丈夫打工,夜里见不得人的工。也不只现代文学,台湾乡土派的王祯和《嫁妆一牛车》,黄春明的《莎哟娜啦,再见》,都在写男人眼看自己的女人或者女学生,陪伴别的男人,为了车,为了钱。可见现代中文文学当中的屈辱感,是一个不同方式呈现的挥之不去的主题。


[1]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第2卷第4期,1931年4月30日。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63—364页。


[2]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页。


[3]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1948年5月发表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双月刊)第一辑。


[4] 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详细记述了1948年后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30年。


[5] 《柏子》,徐俊西主编,陈惠芬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沈从文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4—6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6] 《秋柳》,《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313页。


[7] 《萧萧》,《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现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240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8] 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149页。


[9] 《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现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240—253页。


[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153页。


[1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78页。


[12]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07页。


[13] 《丈夫》,《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现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254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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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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