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沈从文《柏子》《萧萧》《丈夫》——乡村底层人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1-11-23 09: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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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沈从文(1902—1988)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有两个创造社作家,对他一生命运产生过很大影响。

  

   一个是郁达夫。沈从文“北漂”时期,郁达夫曾去看望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投稿者,赠送围巾,还写了著名散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沈从文曾经撰文评论郁达夫与郭沫若、鲁迅的不同:“郁达夫,以衰弱的病情木病态的情感,怀着卑小的可怜的神情,写成了他的沉沦。这一来,却写出了所有年轻人为那故事而眩目的忧郁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轻人心说软了。……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在郁达夫作品上用小丑的卑微神气出现,却使人忧郁起来了。鲁迅使人忧郁是客观地写到中国小都市的一切,郁达夫只会为他本身,但那却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鲁迅不能凝视新的一切了。但青年人心灵的悲剧却依然存在,在沉默中存在,郁达夫则以另一意义而沉默了的。” [1] 看上去是理解郁达夫,其实也在解释他自己的乡村观与鲁迅不同。金介甫也有过类似比较:“不管是在卓越的艺术才华上,还是在把握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本质的能力上,沈从文都接近了鲁迅的水平。虽然当鲁迅已经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时候,沈从文依然主张中国回复到自发的乡村社会中去。他的这个社会理想同鲁迅的理想一样,是抽象而不切实际的。” [2]

  

   另一个影响沈从文命运的创造社作家是郭沫若。郭沫若虽在20年代末化名批判鲁迅“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帽子这么重,当年却没有怎么伤害到鲁迅,因为当时郭沫若的批评不代表组织。鲁迅去世以后,郭沫若有不少赞颂。但是20年后,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撰文,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3] 1949年北大学生把这段话抄成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当时的老师沈从文就要自尽(没有成功)。 [4]

  

   但是在1999年《亚洲周刊》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里,沈从文的《边城》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小说家的地位评价,有这么大的落差起伏,不知是否仅仅出于政治原因?

  

   一 沈从文的“男欢女爱”故事

   《柏子》其实比《萧萧》写得更早,写于1928年5月(载《小说月报》第19卷第8号)。百度百科介绍说,“作者讲述了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河岸边一个妇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这里的“男欢女爱”,其实是“卖淫嫖娼”,中性一点的说法,是一个船工购买性服务。为什么一篇描写“性服务”的小说,后来会被选进了斯诺翻译,鲁迅参与编选的英文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呢?

  

   短篇小说,开篇却写了整整两页水手群像,如何靠岸,边拉绳索边唱歌,然后才聚焦“船夫中之一个,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不知疲倦”,上岸走过泥地……“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在。” [5] 李伯元、曾朴写“江山船”,主要招呼官员商人。郁达夫《秋柳》曾替穷人着想,“可怜他们的变态性欲……大约只有向病毒很多的土娼家去发泄的。” [6] 沈从文偏偏要写穷人在性工业中的处境,船工也有购买快乐(或者说“自甘堕落”)的权利,“柏子,为了上岸去河街找他的幸福,终于到一个地方了。”下面一段文字很精彩,“先打门,用一个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门开了,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臂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这种头油香是他所熟习的,这种抱人的章法,先虽说不出,这时一上身却也熟习之至。还有脸,那么软软的,混着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到后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个湿的舌子了,他咬着。”接下来是一段对话,“‘悖时的!我以为到常德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底了!’‘老子把你舌子咬断!’‘我才要咬断你……’……‘老子摇橹摇厌了,要推车。’‘推你妈!’妇人一面说,一旁便搜索柏子的身上东西。搜出的东西往床上丢,又数着东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纸,一条手巾,一个罐子……’”

  

   这是一种又粗鲁又温馨的肉感,一种既讲感情又讲物质的关系。“肥肥的奶子两手抓紧,且用口去咬。他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腿……妇人望到他笑,妇人是翻天躺的。”沈从文提供了现代文学当中非常罕见的描写无产阶级的三级文字。“累了,两人就烧烟。”过了几个小时,柏子冒雨又回船上去了。

  

   小说最后这一段总结特别重要。“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热的,想起眼前的一切,则头上的雨与脚下的泥,全成了无须置意的事了。这时妇人是睡,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柏子也不去想这个。他把妇人的身体,记得极其熟习:一些转弯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坟起与一些窟窿,即如离开妇人身边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说得出尺寸。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像蚂蟥一样钉在心上。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今天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每一只船,把货一起就得到另一处去装货。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

  

   这段文字,写了阶级局限,也写了人性弱点,叙述一个工人卑微的心理生理快乐,以及性工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数千年来各种文明发展,性工业始终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晚清狭邪小说里写风月场所既揭露官场腐败又寄托情欲梦幻。“五四”文学把妓女作为典型的被侮辱被损害者。沈从文描写无产者和风尘女的“男欢女爱”,好像不觉得他们谁在被侮辱谁在被损害。不知道是他/她们太麻木,需要哀其不幸?还是城里人不接地气,不了解社会底层?经过鲁迅推荐,斯诺把这个小说翻译成英文,收在小说集里,书名就是《活的中国》。

  

   二 《萧萧》:乡土是蒙昧的,还是美好的?

   《萧萧》发表在1930年1月的《小说月报》上,大部分篇幅没有故事,只是抒情,基调就是乡村生活的简单而平淡。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萧萧做媳妇就不哭……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 [7]

  

   “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这句话也概括了小说的主题。萧萧平静麻木陌然,却逼使读者思考:你“知道”什么呢?

  

   写《萧萧》的时候,沈从文的叙述文笔已经比较成熟稳定。早期沈从文写不少苗家神话,故事离奇,文笔冗长。当时苏雪林等人就有批评,夏志清说那是沈从文不懂外文,有点自卑心理,所以写欧化的长句,并非他的特长。 [8] 他不像鲁迅、郁达夫、张爱玲等人,一发声就找到自己独特的音域。沈从文的创作是历经曲折磨炼、渐入佳境,这种情况后来我们在老舍身上也看到。

  

   也许是偶然,沈从文和老舍,是现代作家当中为数不多的非汉族作家。而且他们的少年经历都比较特别,不是小康人家堕入困境但还能出国之类,而是从小就亲眼看见社会底层。沈从文年轻轻就在江湖上混,除军职外,还做过警察局文书,管过财务,做过报纸校对。他20岁离开军队,写《萧萧》时,他开始到胡适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教中文。湘西的世俗经验影响他的一生,也为他在城里的写作提供了别人没有的乡土材料和底层视角。50年代以后沈从文一直没有进入中国作协,作协要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沈从文其实正是先生活后“从文”。生活时不知自己会做作家,所以不是“体验”而是“生活”——“文革”后的作家也大都如此,“先生活,再从文”。

  

   12岁时,萧萧嫁给一个三岁刚断奶不久的小男人,男人整天要新娘子抱着。《萧萧》一共13页篇幅,只有最后一页讲萧萧生子不沉潭,以及之后又替儿子娶童养媳等重要情节。 [9] 前面大段的抒情文字,只有两个情节。一是乡村人们怎么议论过路女学生;二是花狗和萧萧“发生性关系”的过程。

  

   “发生性关系”这个措辞有点怪,那怎么说好呢?强奸?应该不是吧?除非女人去告。诱奸?也许可以算不伦之恋?偷情?有染?吊膀子?炒饭?不正当男女关系?“男欢女爱”?……

  

   不能用城里现代语汇来描述定义花狗和萧萧“那事儿”,恰恰就是小说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来用城市的、科学的、文明的观念来解释(或无法解释)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与荒唐,无法用所谓“现代性”定义现实乡土中国。

  

   萧萧发现肚子大了,求菩萨、吞香灰、喝凉水都没用。花狗也手足无措。

  

   要把这段“不正当男女关系”变成平静结尾,需要很多偶然因素——爷爷不读四书五经,淡化了礼教的压力;想卖时正好没人买,不是美女?收成不好?最重要还是生了儿子,“女+子”才等于好。偶然因素加在一起,为了帮助作家和读者保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信心,相信平静的世俗生活河流,比文学道德教条更有生命力。按照夏志清的说法,“萧萧所处的,是一个原始社会,所奉信的,也是一种残缺偏差的儒家伦理标准。……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 [10]

  

   同样这个结尾,钱理群、吴福辉就看到了童养媳萧萧的悲惨命运,“正在于人对自身可怜生命的毫无意识,萧萧终于没有被发卖、被沉潭,她抱了新生儿,在自己的私生子娶进大龄媳妇的唢呐声中,也即又一个‘萧萧’诞生的时候仍懵懵懂懂。” [11]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也认为“生命悲剧的不断轮回,根本原因在于乡下人理性的蒙昧”。 [12] 不同文学史,讨论的都是《萧萧》的主题,到底是乡土美好,还是乡土蒙昧?

  

   三 男人与乡村与民族的屈辱感

   也是以湘西河边吊脚楼为背景,小说《丈夫》比《柏子》更有名,发表在1930年4月的《小说月报》上。这次主角不再是性服务的购买者,而是性服务的提供者,准确说是提供者的丈夫。

  

   比起柏子回船路上算的生理心情账,《丈夫》对性工业的城乡经济基础分析得更加透彻。

  

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可以过了好日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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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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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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