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论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对鲁迅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 次 更新时间:2019-10-04 15: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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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内容提要: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与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关系密切。鲁迅是否曾在组织上加入光复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情感上、思想上认同该组织。当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生冲突时,鲁迅是站在光复会一边的。这使鲁迅很早便对孙中山心存芥蒂。后来,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以及同盟会在各地对光复会会员迫害、杀戮,更使得鲁迅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无法认同。鲁迅与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鲁迅对章太炎的热爱和对蔡元培的某种不敬,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光复会、同盟会之争有关。

  

  

   读鲁迅,有一些疑惑长久地存在于心中。例如,鲁迅对孙中山和蔡元培的态度,就是很微妙的,且偶尔在杂文、书信和日记中表现出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其时同在北京的鲁迅没有公开发表悼念性的文字。翌年3月10日,鲁迅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发表于3月12日《国民新报》的《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926年3月10日鲁迅日记记曰:“晨寄邓飞黄信并稿。”①邓飞黄是《国民新报》的总编辑,鲁迅寄的这稿便是《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文章是应邓飞黄之请而作。行文的简略、粗放,也表明这是一篇应景之作。在这篇纪念性的文章里,鲁迅肯定了孙中山,其核心是这样几句话:“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②鲁迅虽然写下这篇纪念性的文章,但却没有将其收入自编的任何一种文集。1935年5月,杨霁云编选、鲁迅亲自校订并作序的《集外集》出版,收入自1903至1933年间未收入各种文集的文章,也没有收入这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集外集》编选过程中,鲁迅多次致信杨霁云。在1934年12月11日、14日、16日、18日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中,主要是谈哪些文章可收入《集外集》,哪些则不必收入,但没有谈及《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杨霁云在搜集鲁迅未入集文章时完全没有注意这篇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文章,而鲁迅自己也将其完全忘记了,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大。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4月,鲁迅在《国民新报》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这个与那个》、《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由鲁迅编入《华盖集》,《有趣的消息》、《古书与白话》、《送灶日漫笔》、《谈皇帝》、《“死地”》、《空谈》由鲁迅编入《华盖集续编》。《国民新报》创刊于1925年8月,1926年4月即停刊。在这份报纸短暂的历史上,《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应该是很重要的选题策划和政治行动,杨霁云怎么会不注意到这篇文章?鲁迅又怎么会独独忘了这篇文章?鲁迅逝世后的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集外集拾遗》由许广平编定后纳入全集,在这《集外集拾遗》中,收入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篇文章,应该不是许广平从陈旧的《国民新报》上拾取的,而是本来就在家里、就在手边。这意味着,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把这篇文章编入自己的文集中。

   1935年2月24日,鲁迅在致杨霁云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中山先生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③

   应该是杨霁云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谈及了孙中山,假设他活在当时,会受到怎样的打击、迫害,才引出鲁迅这一番议论。这番话表达的,无疑是鲁迅对孙中山的更真实、全面的看法。“革命一世”,当然是肯定,这与十年前所写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的评价一致,但“足不履危地”则是十年前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没有的。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句好话。

   蔡元培应该说是颇有恩于鲁迅的,二人也算保持交谊到最后。通常情况下,鲁迅对蔡元培表现得很尊敬,但公开非议蔡元培的情形也有,在私下里,鲁迅就多次表现出对蔡元培的不敬。据1926年2月5日《晨报》报道,1926年2月3日,从欧洲甫抵上海,蔡元培就对国闻社记者发表了关于国内局势的谈话,表示“至关政制问题,余殊赞成联省自治之论”,谈话中且有“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④等语。1926年2月27日,鲁迅写《无花的蔷薇》,发表于3月8日出版的《语丝》周刊,其中之“4”是针对蔡元培在上海的谈话: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⑤

   鲁迅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蔡元培,只有这一次,而且批评得十分委婉,但在与章廷谦的私人通信中,则数次表达对蔡元培的调侃、嘲讽。

   1927年6月12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不大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⑥

   此处的“介石”名郑奠。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进入杭州。3月1日,在杭州成立了浙江临时政治会议,蔡元培是委员之一,同时还代理张静江任政治会议主席。5月间,浙江省拟建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参与筹备。其时鲁迅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而人仍在广州。章廷谦、郑奠等人“向孑公去争”,就是力争蔡元培聘请鲁迅到浙江大学研究院任职。鲁迅不愿意回浙江,也就罢了,还说了一通对蔡元培颇不恭敬的话,强调自己与蔡“气味不投”。

   1927年9月19日,鲁迅虽在广州但已决定尽快离粤赴沪,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谈了自己接下来的行踪:

   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复次当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⑦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蔡元培、李石曾等便提议建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6月,该提议得到认可,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民国成立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这回是第二次执掌教育部,所以鲁迅用了“复膺”一词。这番话中,谈及蔡元培时,仍然是不够恭敬的。

   1927年11月7日,鲁迅已从粤到沪,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季茀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茀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⑧

   季茀即许寿裳。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时,许寿裳被聘为秘书。大约此前许寿裳说建议大学院聘江绍原为特约著作员并得到蔡认可,但到这一天仍无准信,所以鲁迅怀疑蔡元培是在“敷衍”许寿裳,又说即使真聘,“亦无聊”。

   1927年12月9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又说到了江绍原与蔡元培:

   绍原欲卖文,我劝其译文学,上月来申,说是为买书而来的。月初回去了,闻仍未买,不知何也。大约卖文之处,已稍有头绪欤?

   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⑨

   说江绍原“大约卖文之处,已稍有头绪”,是猜测江绍原被大学院聘为特约著作员事已有结果。“太史”指蔡元培,因蔡曾是清末翰林,故有此种调侃。

   其实,许寿裳同时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和江绍原,鲁迅此前也知道此事。1927年12月18日的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⑩实际上,鲁迅和江绍原最终都被大学院聘请为特约著作员,而每月三百大洋的薪水,是颇为可观的。

   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写有《孙中山与鲁迅》一文,其中说鲁迅不愿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收入文集,是因为鲁迅“感到它是一篇不太成熟之作而任其飘零”,而鲁迅之所以说孙中山“足不履危地”,则“是指他不能到群众中去组织革命力量”(11)。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有几分牵强。鲁迅与孙中山没有私人交往,而他与蔡元培则可谓私交颇深。他在致章廷谦的数封信中对蔡元培的讥讽、怨怒,如果就事论事,有些难以理解。尤其是“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太史之类,不过傀儡……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一类的话,表面看来,显得很过分。这总让人感到有更复杂的原因隐藏在时间深处。

   实际上,鲁迅对孙中山是有“保留”的,对颇有恩于自己的蔡元培也有不满,这种不满是超越私人恩怨的。鲁迅对孙中山、蔡元培内心深处的某种排斥,应该与当初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激烈冲突有关。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不仅影响了鲁迅对孙中山、蔡元培的态度,也影响了鲁迅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

   关于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许多著作都有过叙述,在此毋庸详细叙述其冲突过程,只依据相关资料简略说明。

   冯自由所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有专章(第三十五章)叙述光复会之兴衰。冯自由说:“光复会成立于前清甲辰(清光绪二十九年)之冬,而源流则出自癸卯(清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所设军国民教育会。”所谓“前清甲辰”,就是1904年。当时,一群留日学生先是在日本组织了“义勇队”,后因日本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在日本有军事行为,遂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不久,这些留日学生“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12)他们认为,满清甘心卖国,欲救国须先推翻满清政府,而推翻满清政府,只有依靠“军事进行”。回国后,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成立时,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章太炎的女婿)是主要领导人。蔡元培其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得知陶成章、龚宝铨等人成立了这个组织,主动要求加入,而陶、龚等自然十分欢迎。蔡元培颇有声望,遂被推为会长。此时章太炎尚在狱中,但也参与其事。章导在《章太炎与王金发》一文中说:“我父太炎先生虽因《苏报案》,身系上海西牢,闻光复会成立,暗中积极支持,欣然参与。”(13)“光复会”之名,就出自章太炎1903年5月为邹容《革命军》所作的序:“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4)按章太炎的说法,推翻满清,不能谓之“革命”,只能谓之“光复”,所以陶成章们把他们志在推翻满清的团体称为“光复会”。光复会成立时章太炎虽在狱中,但出狱后则成为光复会的重要人物。1913年,章太炎撰《光复军志序》,说:“而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继之。”(15)这大体符合事实。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16)这是说,刚开始时,加入光复会者,都是浙皖两省人。其实皖人尚少,主要是浙人,而浙人中又主要是绍兴人。谢一彪、陶侃合著的《陶成章传》中说,光复会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浙江人,尤以绍兴人为多,如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等都是绍兴人。其实正因为最初的领导人主要是绍兴人,所以后来发展的绍兴籍会员也特别多,“光复会的首任会长、副会长以及主要骨干,几乎都是绍兴人。兄弟相邀,父子联袂入会者,比比皆是,仅《绍兴市志》有名可查的光复会会员就有265人”(1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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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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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艺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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