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在“大时代”带来的震惊与恐怖之余，重整自我意识、重申写作立场的仪式性、表演性创作。通过对魏晋文章与时事之关系的寓言性分析，鲁迅为杂文在严酷现实政治环境中打开历史纵深和象征空间。“‘而已’而已”的诗学句法由此在对象化和讽喻活动中，成为新的现实表现与历史叙事的构造原则。在新文学“现代性”意义上，魏晋演讲标志着鲁迅从前期效力于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伦理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自在的写作”阶段返诸自身，在生存环境的极端挤压和限制下走向“自为的写作”。从中国文学源流角度看，杂文则是在欧风美雨中守护白话文学同其古代传统之间的传承与风格连续性的独特实践。

　　 【关键词】 杂文的自觉,谱系学,“大时代”,讽喻

　　 两汉文学和魏晋文章为鲁迅毕生之所爱，曹操、阮籍、嵇康和陶潜都是他在写作各阶段时常提到和引用的古代作家，频率只有屈原和司马迁可以相比。鲁迅一生中数度辑录校勘《嵇康集》，前后持续二十余年，可谓孜孜不倦。但因此也可以说，鲁迅谈魏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滞留广州期间谈起魏晋风度和魏晋文章。时局、处境和文章学脉络，是打开鲁迅这个演说稿的钥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①（以下简称《魏晋风度》）是“杂文的自觉”的一次相对系统化的自我表述，这种系统性不仅体现在文字层面，更隐晦地通过历史意识、作者意识和存在领域的政治性理解等寓言层面构建起来。作为一篇公开演讲，《魏晋风度》是作者在“‘而已’而已”句式和“‘野草诗学’的辩证法”（“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延长线上的一次语言风格演练，一种形式的扩展和变奏。作为文学行动，它就是鲁迅在《“意表之外”》结尾处所宣告的那种不顺从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写作：“但再来一回罢，写‘不敢写杂感’的杂感。”②

　　 在1927年7月中旬给川岛（即章廷谦）的一封信里，鲁迅谈到答应广州市教育局8月初前去演讲，说“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又说“革命时代，变动不居，这里的报纸又开始在将我排入‘名人’之列了，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还要做几天玩玩”。③鲁迅在“清党”后有意滞留广州以避“通共”或“逃往武汉”之嫌，此时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亮相，本在理性考虑范围之内。鲁迅做事认真，谈魏晋文章，也或有拿自己可与专门家和“学者”一较高低的真才实学与公众分享的考虑，甚至或许有给顾颉刚这样的史学家看看的用心，但这不能模糊鲁迅魏晋演讲的两个基本性质：第一，它虽是公开演讲，但在1927年4月“清党”事变后的言论和修辞意义上，仍是鲁迅“‘而已’而已”和 “一声不响”状态的延续，一种此时有声胜无声的讽刺和抗议；第二，作为文本，它并非展现学识的报告或文学史讲座，而是地地道道的杂文，一种“作者式”的创作。这两个面向的交叠和共同点，在于一种无话可说或有话不能直说时的曲折隐晦的寓言表达，以及其中透露出来的高度的作者意识和风格自觉。

　　 一、从未经验过的恐怖

　　 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鲁迅借答复青年人因“久不见”鲁迅先生的“攻击的文字”，“恳切祈望”他“出马”“救救孩子”的呼吁，④ 对“四一五”事变以来自己在广州的生活和写作状态，特别是“现在沉默的原因”，做了一个简略的总体上的解释和回应，其中一些话可帮助我们确定《魏晋风度》的直接语境。鲁迅首先表明“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⑤，点出这是一个蓄意的沉默期。五六月间的翻译《小约翰》与鹤见祐辅的作品，正因这种“闲”而获得可能，或不如说是用来抵御这种“闲”的“写字功夫”。《魏晋风度》演讲和修改稿都在这“闲”和文人“写字”的意识状态里，只不过是以演讲（相对于翻译）形式和中国古代文学的话题（相对于世界文学）及其特定材料、人物和形象的面目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一文本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创作和个人情感与思想的表达，意不在学术性质的文学史叙事。通过拉开历史距离，引入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场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先例和作者群像，此时已决意暂时做一个“沉默的人”的鲁迅得以更系统、更灵活地在寓言和象征的层面上针对当下发声。同此前两三个月里的翻译写作相比，魏晋文章，特别是鲁迅钟爱的嵇康和陶潜，无疑为杂文家提供了一个文学主场般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它既是一个语言和符号空间里的资源库，也是情感、文化记忆和政治经验领域里的共鸣箱，为作者准备了一个文学自觉及其历史讽喻的攻击前沿。演讲题目本身的“杂”和游戏性，也表明创作者为自己保留且乐于展示于公众面前的个性和特殊姿态：它是一种“而已”或“‘而已’而已”句式下的“我还不能‘带住’”，一种来自沉默深处的自言自语和滔滔不绝。

　　 《答有恒先生》里谈到两个沉默期，一个是1926年夏离开北京前就“豫定”的为期两年的“长”沉默期，另一个是“近时”即“清党”之后的“短”沉默期。两个沉默期之间有替代关系（“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⑥），但因为相距太近，几乎首尾相连，所以也有相互叠加的效果，共同构成一种“沉默中的沉默”，与“‘而已’而已”的句式结构相当。关于第一个沉默期的终结，鲁迅语焉不详，只说“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⑦，但读者可以猜测它同初到广州时短暂的革命热情高涨有关。关于第二个沉默，鲁迅给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大原因”，那就是在“四一五”事变之后“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⑧

　　 有关鲁迅对“清党”事变的直接反应，我们只能从许广平的回忆⑨、鲁迅日记中零星的记载和他从中山大学辞职这一外部动作做间接的推测。辞职过程中的“顾颉刚因素”（即所谓“鼻来我走”），以及鲁迅在“四一五”事变后滞留广州长达五个半月，其间过着看似常态化的生活，似乎为揣测鲁迅的“态度”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无论今后的史料钩沉能否提供更多的具体线索，就本文的关切而言，真正的问题都不在于鲁迅当时的感受、心境和即时反应如何，而在于这个历史事件在鲁迅文学空间里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又在鲁迅杂文风格的自觉和定形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鲁迅在“清党”及其余波的阴影下“做”了什么，而是他最终“写”了什么。

　　 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说自己“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明确指向它不久前的起源。随后作者为这种“恐怖”感提供了两种明白的“诊察”，可谓对自己亲睹的历史上的“清党”事变的一份明白的证词和抗议：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略）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⑩

　　 对生命的野蛮杀戮是“恐怖”的第一个来源和第一层含义，即退化至自然状态的暴力。而青年人取代“老人”扮演起历史的刀斧手的角色，从而让这个“血的游戏”变得看不到头了则变成民国政治乃至革命政治本身的人格化，象征着历史进步的悬置和无时间差别的循环重复的开始。五年后，鲁迅在编定《三闲集》中“《而已集》补遗”部分时，还提到1927年的“清党”和“讨赤”给自己带来的幻灭感。11这是恐怖的第二个来源和第二层含义，即历史和价值意义上的虚无。鲁迅还进一步用“排筵宴”论和“醉虾”论否定“救救孩子”的启蒙呐喊和“铁屋”比喻的乌托邦理想主义逻辑12。这种否定如此突然，如此彻底，以至于让作者“终于觉得无话可说”。13这种来自更深一层的返诸自身，来自自我认识和自我否定的颤栗与无言状态，则是“恐怖”的第三层含义。

　　 这“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的三层含义，连同它作为历史事件的突发性、具体性和事实性，一同为《魏晋风度》提供了内在的“存在情绪”和象征-寓言结构。同时，演讲与文章作为一组历史故事和评点议论，让作者在“无话可说”的状态中说出了话。作为演讲稿的文字修订版，《魏晋风度》特殊的听读效果，来自于它在历史特例或例外状况与历史常态之间建立的那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在这种文字和意象的游动之中，杂文的历史寓意和政治寓意被曲折隐晦但又不容置疑地传达出来。下面这段话足以作为阅读《魏晋风度》的当代知识预备和寓言式阅读的方法论提示：

　　 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14

　　 由此可知，沉默（或“废话”）及死亡（即“杀身之祸”）是《魏晋风度》处理的两大主题；从中我们能看到“四一五”事变后鲁迅在广州滞留的真实状态。在现实层面，鲁迅坦言“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15这是“清党”后他继续在广州住下去的原因，因为“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16在言论方面，这就是《答有恒先生》中说的“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或“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17所谓“何尝说过一句话”自然不是实指，却是同“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和“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而已集·题辞》）所表明的修辞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二、乱世与文章的异彩

　　 在“吓得不敢开口”的年月谈魏晋，其中借古讽今的用心和寓意不言自明。但《魏晋风度》并不能被简单视为针对当下的议论和牢骚。虽然1927年的环境或可以同魏晋时期政治的严酷诡异做一类比，但鲁迅演讲和文章的主旨并不是周作人式的“闭户读书”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如说，在社会政治大变故大动荡的冲击震撼之后，鲁迅此时已沿着以《野草·题辞》《小约翰》《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为路标的那条小径回到内心，回到文学，继而进入文学经验与讽寓的开阔地带。在更大的全景中看，这是鲁迅走出个人意义上的“华盖运”和写作危机，经历了一个自我流放的漂泊期后，到达一个新的行动和写作的位置。这也就是《答有恒先生》结尾处谈到的杂文写作伦理和工作方式，即“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18

走入这个记录和思考的开阔地带象征性地对应着“进向”一个社会史和集体经验的“大时代”。在《〈尘影〉题辞》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